苏轼说友谊（苏轼与朋友患难见真情）

苏轼一生交友众多，“患难见真情”，许多朋友更是在他落魄时送来温情无数，在其身处逆境之时给予最大的善意。这些困境中的希望也使他的作品增益不少，有着本真生活的人情味。

苏轼的患难之友

苏轼一生，有很多患难，也有很多患难之交。这里面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苏轼被贬期间的官员。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来到他生命中第一个贬谪地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八月，徐大受来任黄州知州。他与苏轼一见如故，视之为亲如手足的密友。

对于徐大受，苏轼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曾写信给徐大受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与徐得之三首之一》）

的确，在黄州与苏轼相处的三年中，徐大受丝毫不像一位对苏轼负有监管之责的上司，倒像一位热情待客的主人。徐大受来到黄州后，每年的重阳节都要在栖霞楼设下酒宴，邀请苏轼共度佳节。

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时年他已五十九岁，经万里跋涉，来到南海边的惠州。绍圣三年（1096）九月，方子容任惠州知州。方子容也是饱学之士，见到才华横溢的苏轼，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切。

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方子容接到朝廷将苏轼贬往海南昌化军的诰命，他忧心忡忡地亲自前往苏轼家去通报。琼州在海南岛，必须乘船过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危险重重。

方子容便讲了一件奇事来安慰苏轼，他说："我的妻子沈氏一向在家供奉泗州大圣僧伽菩萨，非常虔诚，一天晚上，她忽然梦见菩萨前来告别，便问原由，菩萨说：'我将与苏子瞻一起过海，七十二天之后，就有告命下来。'今天恰好是第七十二天了，看来此事早已前定，烦恼怨恨都无济于事，还是随遇而安的好。而且您很有福气，过海的时候菩萨会保佑您。"

苏轼听后，自然知道是方子容在安慰自己，便坦然回答道："没有什么事情不是早有定数，不一定非要梦兆才能知道。只是觉得，我算个什么人物，还要麻烦高僧大德陪同，想来一定是前世有缘了。"

绍圣四年（1097）七月，苏轼到达昌化军（即儋州），暂时寄住在伦江驿馆。新任军使张中到任，于心不忍，便派人把驿馆整修一番，让苏轼得以安居。

一年之后，朝廷下令将苏轼一家逐出驿馆，他们不得不在桄榔林中自建茅屋安身，张中又亲自前来帮着挖泥运土，完全不顾自己身为当地长官的身份。过了一年，张中照顾苏轼的事受到追究，被贬为雷州监司。苏轼对张中恋恋不舍，作诗为他送行。张中也对苏轼依依惜别。他四月就接到了调令，一直拖延到十一月才离开儋州。

临行前，张中又一次到苏轼家告别，主宾二人在灯光下相对而坐，直到天明。苏轼再次写诗送别，描绘眼前的情景说“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又劝告张中不要挂念自己“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两位萍水相逢的友人，从此隔海相望。

这一类患难之交，对苏轼一生有特殊意义。苏轼被贬官之后，就一定要跟当地的官府发生关系，他的境遇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官府的官员。可惜这些人最后都受到了牵连，因为他们跟苏轼的关系好，就违背了朝廷的旨意。他们为这段友谊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保全了苏轼的性命，保全了一位天才的文学理想。因此，不仅苏轼要感激这些患难中伸出援手的官员们，我们整个文学史都该感激他们、记住他们。

苏轼的莫逆之交

还有一种患难之交，不是官员，他们跟苏轼之间没有什么政治瓜葛，只是情投意合，相交莫逆，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陈慥。

苏轼最初认识的是陈慥的父亲陈公弼。苏轼第一次做官，是在凤翔府。而陈公弼则是凤翔知府，他是一位清廉正派而又严厉的官员。与严谨自律的父亲不同，陈慥"善骑射，好勇力"，是公子游侠一类人物。他性情夸诞，嗜酒好剑，花钱如粪土，被父亲视为浪子。

苏轼当年与陈慥在山中相遇时，正是他与陈知府水火不相容的时候。但是两个年轻人却性情投合，一见如故。当时两人就并肩揽辔，游览山水，谈论起用兵之道与古今成败，更感到异常投机，都以一世豪士推许彼此。

十几年之后，苏轼被贬黄州，路过麻城和齐亭时，没想到当年的风流公子现在就隐居在这个地方。陈慥还等在岐亭以北约二十里处，亲自乘马来迎接。苏轼跋涉了数十天，他乡遇故知，真是喜出望外。他只是有点纳闷，陈家累世簪缨，家庭极为富有，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偏僻的山野过起隐居的生活呢？

苏轼在陈家受到热情款待，感到宾至如归，一住五天。岐亭距黄州百里之遥，苏轼谪居的四年中，陈慥曾七次来访，苏轼也有三次前往岐亭做客，每次相聚，往往盘桓十多天，总是远送数十里。在《陈季常见过三首》其二中，苏轼这样写道：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风。

江边千树柳，落我酒杯中。

此行非远别，此乐固无穷。

但愿长如此，来往一生同。

相知相契的友谊，使苏轼不再寂寞，他祈祷这种友谊能够地久天长。

陈慥为人豪爽，又饱学禅理。无奈老婆柳氏是个出名的悍妇、妒妇，有时客人到家，柳氏的骂声常不绝于耳，以至陈慥对她颇有几分畏惧。

苏轼在一首诗中同情地写道："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

狮子吼本是佛家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指今山西省，是陈慥夫人的籍贯。从此，陈慥老婆"河东狮吼"的绰号威名远扬，一直流传至今，成为所有个性强悍女性共同的雅号，苏轼开玩笑、起绰号的本领堪称天下第一。

其实，林语堂的判断可能是对的，陈慥的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睦之处，柳氏也许只是嗓门太大，东坡不过是借此跟好朋友开开玩笑罢了（林语堂《苏东坡传》）。

谁知道一个玩笑，便酿成千秋“美名”。当然，根据很多专家考证说，柳氏的确有“悍”的一面。苏轼在给陈慥的信里面曾经这样问过：你要纳的妾进门了吗？好像还没吧？这至少看出两点，第一，陈慥的确有畏妻之嫌；第二，苏轼和陈家的关系非比寻常。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能跟朋友这么开涮，可见关系极为亲密。

苏轼被贬惠州时，已接近花甲之年，身体状况堪忧。陈慥听闻此信，忧心如焚，立即远寄书信，告知去惠州探望。陈糙确实是个非常有胆量的人。在当时苏轼被贬惠州和儋州之时，朝廷下令将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字一概禁绝，不准流通，哪怕家中旧藏的也要毁掉。这其实是一次文字狱，牵连很广。

陈糙在这样的情况下，却主持、刊刻了苏轼的《苏尚书诗集》。当时黄庭坚也在贬谪中，听到这个消息，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到黄州索要这本书。这也说明苏轼结交者，都是有胆有识、不畏权贵的人中豪杰。

苏轼能得到这些人的厚爱，总的来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苏轼确有可爱之处，拥有巨大的人格魅力，让人不得不倾心折服，尊敬有加；另一方面，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善待苏轼，也是本于他们心中的善意。

所以说苏轼是幸运的，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光芒，任何一个接触他的人都能感觉到他身上的可爱、可亲、可敬；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苏轼身边有这么多善良、有德之人，他们是以是非曲直来判断苏轼，而不是依靠地位高低，这才使得苏轼能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获得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苏轼仕途坎坷，三次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一次比一次贬得惨烈，一次比一次贬得边缘，一次比一次贬得绝望，每一次几乎都要接近人生的终点，但他最终活着回到了中原。并且在三次贬谪期间，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文赋，其中不少作品还构成了他一生创作的高峰。何以如此？除了他本人的天才之外，良好的人际环境，特别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关爱和善良，也使得苏轼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了一种乐观的心态。

苏轼少年时就邂逅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与他在性情方面很相近的范镇、一心提携他的欧阳修，还有后来那些对他多方照顾的地方官员。他的一生，都与贵人相伴。这些善良、高贵的人，始终陪伴他的成长。

这说明在北宋时代，虽然有党争，有政治上的不同见解，可能会发生贬谪这样的坏事，对于一个人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总的来讲，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们还保存着气节与风骨，他们能善意、公正、客观、以诗书礼义的标准来看待和判断一个人，这是时代的主流。正因如此，才能在不断挫折中塑造出像苏轼这样的文化巨匠。这是我们今天真正值得思考的。

苏轼的布衣之交

苏轼一生，除了上文中的朋友，尚有许多的乡野村夫、贩夫走卒、僧道歌妓，这些朋友都算是苏轼的布衣之交。他们当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苏轼在贬谪落难之时所结交的朋友。一方面，苏轼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在落魄生活中最基础的温情，使得苏轼在困难时不至于对人生丧失信心，也不至于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

另一方面，与下层民众的交往，也让苏轼在失意时获得一种来自本真生活的温暖，从而使他的创作更加具有人情味。苏轼的诙谐、打趣、亲切、戏谑，都由此而来。同时，与百姓的交往也为苏轼赢得了更加广泛的人气。

雪中送炭真君子

苏轼的同乡巢谷，是位奇侠般的人物，年轻时中过进士，但他不慕名利，专好行侠仗义。曾在黄州帮助苏轼耕地建屋，悠游林下，与苏轼关系十分密切。

元祐年间，苏轼、苏辙如日中天，身居高位，巢谷不仅没有弹冠相庆，求朋友举荐，反而回到故乡眉山，“浮沉里中，未尝一见”（苏辙《栾城集·巢谷传》）。当他得知苏轼兄弟又遭不幸，远谪岭海，便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拖着瘦瘠多病的身体，毅然从四川赴岭外。

四川与岭南远隔一千七百多公里，马车往往需要辗转数月，何况徒步？更何况蜀道艰难。巢谷历尽千辛万苦，先到了梅州，见到苏辙。苏辙大为感慨，说您不是今时之人，而是古人。他还要去海南，苏辙劝阻，认为他年岁太大。巢谷执意要去，舟行到新会，当地的土贼偷走了他的行装。后来听说土贼在新州被抓获，巢谷又连忙赶到新州，想追回仅有的一点盘缠。终因旅途劳顿，一病不起，客死他乡。

苏轼北归途中听到这一消息，悲伤不已，写信告知眉山老家的杨济甫，资助巢谷的儿子巢蒙远来迎丧，并委托地方长官代为安排护送灵柩。一个古稀老翁，步行三千里，最终因此丧命，只是为了探望苏轼，这就叫千里情牵。

苏轼还有一位布衣好友，名叫钱世雄。苏轼临终时，身边除了孩子、家人外，只有两位朋友在场，一位是僧人维琳，一位就是钱世雄。苏轼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对钱世雄说的。

钱世雄人微官小，与苏轼仅仅是一般的同事关系，且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是苏轼被贬黄州后，钱世雄派人专程送信问候，此后两人书信不绝。但当苏轼被召还朝，升任要职后，钱世雄却不见了踪影。直到苏轼再度被排挤出朝，到定州做官，钱世雄才再次出现。

此人和巢谷的做派倒颇有些相似，对朋友不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苏轼富贵时，他们消失无踪；落难时，却又再度出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钱世雄对贬谪中的苏轼诸多照顾，定州时他寄去太湖茶叶；被贬惠州时，又多次去信问候，寄去药物让苏轼滋补身体。再贬儋州，已受牵累而被革去平江通判之职的钱世雄仍然书信不绝，还曾寄去丹药。苏轼在惠州时，给钱世雄的一封回信中，就说他是“高义凛然”（《答钱济明三首》）。

建中靖国元年，苏轼遇赦北归。此时的政治局势尚不明朗，苏轼想在常州一带找个安身之处，就请钱世雄帮助在常州租赁了一所房屋。身为一介平民的钱世雄经多方设法，在常州向一孙姓人家借到了一所房屋。

苏轼在润州、真州与故人盘桓了多日，身体不适，坐船前往常州。苏轼在舟中的卧榻上，把完稿于海南的《易传》、《书传》和《论语说》三部书稿托付给钱世雄，请他好好保藏，暂不示人，三十年后再公开。说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看懂其中深意。

钱世雄把苏轼接到常州入住孙家的房屋，此后每天都来看望。苏轼在病中强打精神，亲自书写旧作《江月》诗与《跋桂酒颂》赠给钱世雄。尽管钱世雄多方问医访药，甚至弄来了“神药”，苏轼却不肯服用，以至病情日趋严重，最终在钱世雄的陪伴下与世长辞。

钱世雄晚年自号冰华老人，杨时在《冰华先生文集序》中称其以结交苏轼而“取重于世，亦以是得罪于权要，废之终身，卒以穷死”（《杨龟山先生集》卷25）。他与苏轼的友情，让他付出了终身不得重用的沉重代价，但他也因此得到时人的敬重，并将永远得到热爱苏轼的后人的尊敬。

野老苍颜一笑温

苏轼在黄州时，认识了住在长江对岸的王氏兄弟，后来又结识了潘丙、潘原、潘大临、潘大观等人。诸人虽读书识字，但皆无功名，只是世居黄州的土著而已。有的是酒店老板，有的是药店老板，有的只是一般的市井小民。

此后的几年里，苏轼经常与他们交游。有时苏轼渡江游览武昌西山，遇到风雨，便留宿王家，王氏兄弟杀鸡炊黍招待苏轼，一住就是好几天。有时苏轼乘坐一叶扁舟，一直行至潘丙的小酒店门前，便进店去喝几杯村酿。苏轼曾有诗云：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这是苏轼诗中的名篇，很难想到，这样优美洞彻的诗句，是为一群市井之徒而作。苏轼借此诗告诉远方的故人：我在这儿与朋友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你们不用再设法让我离开黄州重返朝廷了！正是与这些平民朋友的相处中，苏轼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与安宁。

苏轼在儋州时，曾背着一个大瓢在田间边走边唱，碰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由于苏轼曾做过宫中的翰林学士，所以称他为内翰。苏轼深以为然，从此村子里的人就叫那婆婆为春梦婆（事载《东坡先生年谱》）。

又有一天，苏轼偶然进城，在集市上遇到一个进城卖柴的黎族山民。此人面目枯瘦，但精神抖擞，立即引起了苏轼的注意。山民也注意到苏轼身上的中原衣冠，在他眼中，简直是奇装异服，不禁哈哈大笑。

笑过之后，两人便攀谈起来。虽然语言不通，但山民又是叹息，又是挥手，苏轼仿佛听懂了他的意思。山民好像是说苏轼本是一位贵人，如今却凤落草窠不如鸡了。临别前，山民把卖柴换来的一块木棉布赠送给苏轼，说今年海风寒冷，让他做件衣服御寒。苏轼非常珍视山民的这份情谊，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记载这次奇遇。这位不知名的黎族山民与苏轼之间的动人故事，便永远保存在了《和陶拟古九首》之九这首诗中。

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遇赦北归，离开他栖身三年的海南。动身之前，许多土著朋友前来饯行，大家纷纷拿出各种土产相赠，苏轼一概不受。临上船时，十几位父老流着眼泪与苏轼握手告别，他们说：“这次与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相见？”苏轼心知此去再无重见之日，情难自抑，便写诗留别海南的父老乡亲：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别海南黎民表》）

苏轼离开海南岛回中原时，经过大庾岭。我们知道，大庾岭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界限。如果一个官员被贬谪，出了大庾岭往南，就相当于出了中国主流文化圈，也意味着政治生涯的彻底结束。如果能回到大庾岭，就算捡了一条性命。

苏轼回归的路上，在岭上一家村店门口小憩。一位白发老人见到苏轼，问是何官？当得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苏子瞻尚书”，便上前作揖说：“我听说有人千方百计地陷害您，而今得以平安北归，真是老天保佑善人啊！”苏轼听了感慨万分，便写了一首七绝赠给老人：

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

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

（《赠岭上老人》）

这是苏轼北归途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说明苏轼确实名声在外，天下人皆知，并且都以为此人为好人也，主动给他帮助与安慰。也许，这些普通百姓只是苏轼生命中的过客，从根本上改变不了什么，但他们给予的点滴温情，却让苏轼在最困难的环境中感到希望。

◎本文作者康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