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竟是千亿富豪（湖南穷小子饿到吃老鼠）

“钱有什么用，我现在的钱，已经够我花两辈子了，如果可以，我想活到120岁。”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立马引来无数人的炮轰，有人笑他异想天开，有人觉得他意有所图。

为了这一伟大目标，他已经提前储存自己的细胞，只待技术成熟，再克隆一个自己。

他甚至已经为自己做好墓碑，墓碑上写着：汪建 精彩人生（1954—2074）。

“只有活着是硬道理，健康幸福地活着是硬道理.

活得长长久久高高兴兴，是硬硬硬硬硬道理！”

（汪建）

1954年，汪建出生在湖南怀化。

比起同龄人，汪建很幸运，家境不错，有了上学的机会。

汪建五六岁时，还能吃得上英国进口的炼乳，日子可滋润了。

然而，生不逢时，天一下子就变脸了，一家人摊上大事。

汪建刚满14岁，初中还没毕业。

父母被迫下岗，汪建下乡到湘西山沟里。

因为年纪小，汪建经常被人欺负。

他很不服气，决心要跟他们比一场，一较高下。

跟他们比打架，汪建体格弱小，打得过的概率微乎其微；

跟他们比赛跑，汪建也跑不过，可能还白费力气。

这么一想，汪建觉得，如果硬要比，那就比勇力，看谁更勇，谁就当老大。

当时，乡下人常用雷管来炸山。

汪建提议说，在规定时间内，把雷管放到筐底下。

然后人坐在筐里，点燃雷管，看谁能坚持不离开箩筐。

坚持到最后的人，他就是老大，大家都得听他的。

大家一听，坐在雷管上，不要命了吗？

谁也不敢坐，纷纷夹着尾巴躲得远远的，只有汪建一个人，淡定地坐在箩筐里。

当然，汪建不是不怕死，而是他早就测试过了。

一支点燃的雷管顶多把箩筐抬起来一下，没多大杀伤力。

但他也料到，他们绝不敢冒死去尝试，只要吓唬吓唬他们，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就这样，汪建坐上了老大的位置，常常使唤大高个的孩子干活。

虽然当上了老大，但苦日子可是一点没变。

正是在长个的时候，衣服穿短了，没得买，只能将就着穿。

鞋子小了，将就也穿不下，只好赤脚在石子路上来回跑。

冬天，冷得牙齿打颤，全身发抖。

汪建只好棕麻包住脚趾头，来回跑两趟。

等到跑到发热，立马把棕麻拆下来，揣回兜里，留着明天接着用。

可这对汪建来说，咬咬牙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

但只有一件事，汪建特别难以忍受，那就是“饿”。

乡下条件不好，吃饭吃不饱，饭菜里没有油水。

好几次，汪建已经饿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

无奈之下，他只能偷偷摸摸，用竹签捅破米袋偷米吃。

偷米只能偷一小戳，不然很容易被发现，米吃不成，汪建只好摘竹笋，煮竹笋吃。

树上的叶子、树皮，能吃的、不能吃的，几乎都已经吃光了。

最惨的时候，他只能抓老鼠吃，要么偷走隔壁村的狗，烤来吃。

作家许知远采访他，问他现在痛苦吗？

汪建“破口大骂”：“痛苦个屁！”

“真正的痛苦是吃不饱、穿不暖。你想把你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别人不听你的，你就痛苦。我根本不想你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痛苦呢？”

对他来说，除了吃不饱、穿不暖之外，没什么事值得痛苦，包括死亡。

后来，局势得到缓解，汪建作为工农兵的身份，进入湖南医科大学学习。

没过多久，恢复高考。

通过高考进来的新生，瞧不起汪建这群“走后门”的学生。

平日里，新生经常言语讥讽他们，明里暗里都不让他们好过。

有一次，汪建在食堂排队打饭。

正轮到汪建时，刚好来了个新生，他一看前头是汪建，大摇大摆就插在他前头。

汪建一肚子火，一把就扯起新生的领口，将他拉出队伍。

那新生估计是头儿，小弟们看到老大被欺负，马上跑来支援他。

他们不由分说，上来就推了汪建。

汪建蹭的一下，火气冒上头，一对三，几分钟将对方三人全部撂倒。

汪建咽不下这口气，更加发奋学习。

他决心要让新生们看看，无论打架、学习，他汪建都不比他们差。

汪建每门功课几乎满分，曾被选上团支部书记。

可汪建觉得，做官太没劲，浪费时间。

他还不如专心搞研究，一口回拒了。

1979年，汪建提前毕业，得到进入北京医药大学学习的资格。

毕业后，汪建成绩优异，被分配回母校湖南医科大学工作，担任助理研究员。

在工作中，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疾病。

他也逐渐意识到，有些药治标不治本。

他买了一本皮质笔记本，将遇到过的“怪病”通通记录下来。

不断进行研究，企图找到悬在病患头上的那根“生死之绳”。

为了研究病情，他甚至以身试险，尝试当时火热的“气功”。

结果，人家气功大师愣是把他的皮搓破了，汪建也丝毫没任何感觉。

从那之后，他就跟气功杠上了。

别人推广气功，他就跑去揭穿他们的小把戏。

他们走到哪里，汪建就跟到哪里，汪建都快成为他们的噩梦。

有段时间，那些气功大师只要看见，神似汪建的人出没，都会下意识地收摊跑路。

“人可以害自己，但害人的事，千万不能做，否则良心也会不安。”

他深知，自己的知识还有短板，还需要继续进修学习。

于是，汪建申请出国留学，那时他已经晋升为副教授。

结果，人家不肯放走他，在办理手续时，三番两次给他使绊。

最后，汪建来势汹汹，闯进医学院办公室。

当面质问他们，“这手续，你们什么时候办？”

这下，他们才签了字，同意汪建出国。

1988年，汪建以公派的身份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之后，他进入华盛顿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在那里潜心学习两年。

1990年，美国科学家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但项目进行许久，依旧没有任何进展。

乐于挑战新鲜事物的汪建，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

要是能从基因上解决问题，那怪病不也少了吗？

这时，老友的一句话，也让他有了回国的冲动。

老友得知汪建的决心，他也想跟着一起干，但他有更重大的计划。

他说：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给国家做点事。

我们对不起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要不我们把基因组计划搬回去吧。”

两人聊了一宿，趁着喝酒的劲头，便敲定了回国的计划。

1993年，汪建先在北京开了家公司，提前试一试水温，为回国作准备。

靠着乙肝疫苗的生意，汪建大赚了一笔，存够了回国“折腾”的资金。

1994年，汪建揣着一腔热血，回到中国。

这年，他刚好40岁，他的同学们已经谋划着稳定，可汪建嗤之以鼻：

“40怎么了，还年轻，不惑之年又不是‘不活’了。”

对汪建来说，40岁只是开始，他一番大事业的开端。

学成归国后，汪建进入中科院，在人类基因组中心当主任。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一人难成事。

汪建找了三个朋友一起，筹划基因项目。

然而，雄心壮志面前，终究输给了距离。

当时，汪建在北京，一人朋友在欧洲，两人还在美国。

就连当时串掇他回国的朋友，还留在美国，汪建一个人镇守“京州”，除了寂寞还有愤怒。

“他们太磨蹭了，这得磨到什么时候？”

汪建一个电话打过去，给其中一个朋友“下最后通牒”：

“你再不回国，我就带把刀上你实验室，一刀剁了你的实验室。

到底干不干，不干就真的没机会了。”

朋友回问，到底该干什么，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汪建说：“就算风险大，那我也要干，就干1%。”

之后，又联系了其他两个朋友，在汪建的“忽悠”下，大家都决定跟着他，赌一把。

1999年，美国那边嫌人类基因组计划进度太慢，加快了进程。

汪建通宵写申请报告，可相关部门并没有回应，来不及走申请流程了，汪建铤而走险。

9月，人类基因组计划会议在伦敦举行，汪建让朋友杨焕明想办法介入。

（左一是汪建、右一杨焕明）

杨焕明是遗传学博士，他以中国科学家的身份。

闯进会议，大声宣布，“中国愿意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

然而，实际上，这并没有通过审批，汪建他们先斩后奏罢了。

夸下海口后，汪建紧急在北京顺义成立公司，开始准备干活。

但那时，公司没有名气，基因是什么。

大家也不太清楚，汪建向众多高校发出招聘，愣是没什么人来面试。

最后，汪建只能退而求其次，不设门槛。

只要谁想加入，那就欢迎他来。

没有资金、没有国家权威背书。

汪建的想法，在大家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汪建偏不信邪，他说：

“我们倾家荡产，砸锅卖铁，这事情也要做，要是没有作为，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折腾了近一年，2000年6月26日，汪建终于熬出了头。

那天，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进行到草图阶段。

相比之前的“停滞不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这一进步，与中国的汪建团队密不可分。

克林顿一声吼，吼开了汪建公司的名声，汪建小有名气。

汪建的团队代表中国，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工作—人类3号染色体部分遗传密码破译。

这对汪建来说，是巨大的胜利，对中国来说，更是一次伟大的壮举。

2000年，汪建乘胜追击，打听到基因组计划的参与者日本，准备开展对水稻的基因测序工作。

汪建一听，决定要与日本一较高下。

如果他成功了，中国也能在世界基因组学拥有一席之地。

所以，这场战役，他只允许自己成功，绝对不能失败。

可在日本面前，汪建如同蚂蚁见大象，日本在这领域已经投入10年。

可汪建还刚起步，怎么可能打得过？

为了激励大家加快脚步，汪建在办公室墙上贴满许多标语。

其中，“精忠报国”四个字赫然挂在门口。

如果科研人员撑不住了，汪建就骗他们，说他已经打听到日本的进度，日本将在9月完成测序工作。

大家一听，牢骚也不敢发了，继续埋头苦干。

苦干了一年，奇迹地领先日本一个星期。

这边打了胜仗，汪建账户上也出了问题……

为了这项研究，汪建真的做到了“倾家荡产”。

积蓄已全部耗光，公司面临着倒闭关门的危险。

好友王石立即前来支援，掏出一张卡给汪建，说：

“这里有几个亿，你任何一秒钟都可以把它划走。”

（王石）

结果，汪建毫不犹豫把卡扔回去，说：“我一块钱都不要。”

给钱不拿，汪建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眼下，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这边资金链几近断裂，那边非典爆发，打了汪建一个措手不及。

原本，在口袋空空的情况下。

汪建可以置之不理，可他来不及权衡了，他决心要趟这趟浑水。

非典那会，从患者身上抽出的血，一般都是采取特殊手段存储起来，一般人碰不到。

汪建找关系也找不到病毒样本，正巧他得知，自己的老同学颜光美，是非典防治小组的成员。

那天，他们鞋子正好准备开会，汪建就伪装成颜光美的助理，混进了会议。

结果，没过几秒，他的“高调发言”就暴露了他的身份。

汪建直接敞开说：

“这个东西给我们华大，几个小时就可以破解出来，你们也能马上做出疫苗……

我不跟你们抢功劳，名和利你们都拿走。”

就这样，汪建成功打入非典防治小组，得到了病毒样本。

每天，汪建开着车在公司和军科院实验室来回跑，送取病毒样本。

每天掐着表工作，生怕耽误几分钟，压力大到睡不着。

在36小时内，汪建带领团队，迅速破解了四株非典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之后，他们又生产了30万诊断试剂，分文不取，捐给国家抗击非典。

外界纷纷为他喝彩，可汪建只是礼貌性一笑，又投入到另外一件棘手的事。

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几天，助力完非典防治，公司的资金链彻底垮了。

就在汪建准备关门大吉，领导干部亲自参观了他的公司。

得知了汪建的窘境，及时伸出援手。

2003年，汪建的公司被“招安”，纳入编制，归入中科院管理。

为了给汪建他们一个“家”，中科院成立了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杨焕明任所长，汪建任副所长。

虽然有了避风港，但没过多久，汪建就厌倦了这种“稳定”的生活。

汪建说话俏皮，做事不按常理出牌，凡事讲究“快、准、狠”。

可编制里，最重要的就是“秩序”。

自从纳入编制后，汪建几乎每一年，考核排名都是倒数第一、第二。

在这个“编”里，做事都要谨小慎微，否则很容易就踩雷。

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测序仪出世。

汪建打报告申请购买仪器，让中科院抓住机遇。

汪建洋洋洒洒写了30页报告，结果没人相信他，觉得他满嘴胡话。

本来审批没通过，汪建已经很郁闷了，结果让他更郁闷的还在后头。

有人举报他，企图忽悠研究所购买设备，然后他再从中吃回扣，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积极推荐买设备。

最后，汪建经历了一系列的排查。

虽然结果证明他是清白的，可他也觉得，心已凉透了。

黄河洗清了他的冤屈，可也洗净了他对编制最后的留念。

2007年，在拉萨的廉价旅馆里，汪建抽着烟，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第二天，他回到北京，推开办公室大门，对着员工们说：

“我们要去深圳了，要想去的就跟上，要想一下的就别去了，今晚6点的火车……”

他一呼百应，一下子带走了90多名员工，跟着他南下深圳。

到了深圳，老友王石已经在等他了，一见面就献上一份厚礼—999万投资。

脱离编制，重回自由身，汪建仿佛拆掉了身上所有的束缚。

他不再注重打扮，永远都是休闲装，西装除了重要的场合之外，汪建几乎很少穿。

他给自己定了四项规则：

不穿西装；

不打领带；

不穿皮鞋；

不系皮带。

在他看来，皮囊无聊乏味，自己没必要将时间浪费在打扮上。

为了得到深圳领导的支持，汪建向他们承诺，“5年的时间，为这座城市带来10篇《自然》、《科学》杂志论文。”

深圳领导也很仗义，声明如果汪建真的做到了，论文的每一位作者都有100万奖金。

一年后，汪建的团队绘制出了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

第二年，发表7篇论文；

第三年，发表23篇；

第四年，发表51篇

……

汪建已远远超出承诺的范围，一举突破了当时珠三角论文总数的记录。

超额这么多，领导也给不起了。

只好请汪建一群人到家里吃饭，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红烧肉。

2010年，汪建贷款采购了128台第二代基因检测仪。

他的公司也一举成为全球基因测序能力最大的科研机构。

2013年，汪建收购全球第三的基因测序公司，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等到他们意识到，回过神来，汪建早已跑远了，基因的场地早就被他占领了。

2017年7月14日，汪建的子公司上市。

敲钟仪式上，作为主人公的汪建。

早就跑没影了，最后由几位患者和关怀残障群体的代表敲钟。

事后，他坦言，这都是他故意为之的，“我怎么能沾那个铜呢？我永远不会碰那个。”

上市当天，汪建坐拥数百亿财产，羡煞旁人，大家纷纷祝贺。

可他却不以为然，说：

“人要活得有点意思，天天算钱太无聊。待会你们接着算，我就先走了。”

那天，汪建为自己做了块墓碑，上面写着：汪建 精彩人生 （1954—2074）。

他希望自己能活到120岁，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追求”：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到底是属于活得长的人的。”

在“长生不老”方面，汪建有近乎疯狂的偏执。

他已经将自己的细胞存储起来，待技术成熟，再克隆出一个“汪建”。

对自己苛刻，对员工更是严格。

他不允许员工有出生缺陷，坏了公司名声；

员工必须至少活到100岁，上不封顶。

之后，一篇名为《华大癌变》的文章，将汪建推上风口浪尖。

文章质疑国内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认为汪建过分推崇，使得一个产妇产下有缺陷的婴儿。

虽然最后已经澄清，可公司的市值已经跌至两百亿，足足蒸发了800亿。

失败了，那就重新再来，汪建觉得没什么。

他不相信宿命论，主张“命不由天只由我”。

有一次，他和员工们一起出门旅游，途中遇到一间寺庙。

有人提议，进去算一卦。

结果汪建从中使坏，找到寺院的人，花300块买了3个求签筒。

然后再往里放签，每只筒子10支签。

他偷偷扔掉了中签、下下签，然后拿给大家抽，意料之中，大家抽到的都是上上签。

汪建顺势说：

“跟我走的人都是好签，都是上上签，对吧……我反复讲的，不要相信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要听天由命，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这就是华大，我们是走的这条路。”

对汪建来说，最大的救世主，就是自己，命运握在自己手里。

“永远相信自己被眷顾，就是迷信，永远相信，自己能赢，自己能行，才是信念。”

作者：朱小畅&罗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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