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在战前顶撞粟裕（宋时轮在战前顶撞粟裕）

1948年8月，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召开纵队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济南战役具体部署，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攻有国民党主力驻守的大城市。照理说，这应该是一场团结而和谐的大会。然而在会场，却发生了不太愉快的一幕。原来华野十纵司令宋时轮不顾纪律，“大闹会场”，最后不顾粟裕的一再劝阻，拂袖而去，还说自己要去东北休息。

宋时轮的“思想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对于这种行为，毛泽东立即给出了解决方案：“宋时轮行为极为不当，应予撤职。”

然而粟裕毕竟是粟裕，他很快就看出了毛泽东的言下之意。他当即决定，让宋时轮去打主攻。

一、宋时轮的委屈

在华野，宋时轮上将脾气大是出了名的，他性如炸雷,，出口粗鲁 , 动辄挥拳怒吼。战争年代，宋时轮将军喜欢剃光头，只要发了脾气，脑上的青筋依稀可见。宋时轮是正牌黄埔毕业生，但初闻者却都不相信。

宋时轮的性格，不仅让他的下级感到畏惧，也让他的上级颇为头痛。

然而宋时轮的“大”不仅仅只有脾气，同时他的本事也相当大。他勇冠三军、坚韧不拔，硬是将十纵这支并不算什么主力的军队，带成了奔若猛虎，不动如山的铁军。1948 年 6 月,宋时轮指挥华野十纵于河南杞县姚林岗御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之进攻,在敌军炮火和轰炸之下激战了七昼夜，硬是让这支“五大主力”部队未进一寸，还付出了5000余人的伤亡。

由于宋时轮的善守，国民党传言：“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1948年7月14日，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济南势在必夺，条件已经成熟”。16日，毛泽东又指示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

粟裕秉承毛泽东的命令，决定以6个半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大部以及地方武装共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8个半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一部，附地方武装，共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

其中，攻城兵团被一分为二，是为攻城兵团和攻城西兵团：“攻城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和王建安统一指挥；而攻城西兵团则统归宋时轮、刘培善指挥。”

按说这样的安排，宋时轮应该是很高兴的。在此之前，宋时轮的十纵经常被安排阻援任务，只啃骨头，吃不到肉。因此宋时轮主动向粟裕请战，希望能加入攻城队伍，而粟裕也予以了同意。事后，宋时轮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司令部。当天夜晚，宋时轮在葡萄架下邀请纵队诸领导秉烛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

但令人奇怪的是，在曲阜大会上，宋时轮突然发起了“邪火”。他表示：“咱们十纵队的兵源和弹药都不足，如果不给我纵补充弹药，我们也没法打主攻。”

看到宋时轮“撂担子”，粟裕和陈士榘都感到十分诧异：“宋时轮勇冠三军，每次听到打仗都高兴地嗷嗷叫，绝不是畏战之人，这次他是怎么了？”随后，粟裕和陈士榘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但宋时轮却充耳不闻，最后竟然不顾纪律，拂袖而去。

很快，粟裕又收到了宋时轮的报告，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去东北休息。

对于宋时轮的异状，粟裕自然不敢隐瞒，并如实地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状况。而在另一方面，粟裕又单独找到宋时轮，给他做思想工作。通过旁敲侧击，粟裕终于找到了宋时轮发火的原因。

这事还要从1947年7月说起了。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了保护刘邓大军侧翼的安全，华东野战军决定由第一、三、四、八、十等纵队组成外线兵团（又称西线兵团）。其后，华东野战军又将外线第三、八、十纵队编组为右翼兵团（陈士榘、唐亮兵团），第一、四纵队编为左翼兵团（叶飞、陶勇兵团），开始了进军鲁西南的战斗。

外线兵团根据刘邓首长的意图，在陇海路以北摆成“蛾”字牌态势，即用三个纵队集中消灭敌人，一个纵队牵制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南进。而十纵，便是负责吸引敌军主力的那支部队。

在梁山地区，宋时轮指挥十纵运用宽大正面的运动作战，和邱清泉的第五军以及吴化文的84师缠斗8个昼夜，，重创第五军5个营，并使其丧失了战斗力。从而紧紧地拖住了敌人，使其不能回师中原，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邓大军南下的战略行动，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然而任务完成后，却出了个大状况。原来，邱清泉在占领梁山之后，曾做出了转兵南下的态势。同时，又让吴化文的84师继续向北进攻。相比于全美械装备的第5军，出身伪军的84师战斗力很差，完全不是十纵的对手。因此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在李家楼、戴家庙一带，待第八十四师北进运动之中，将其全部消灭。

谁知邱清泉的“南下”只是虚晃一招，当十纵部署完毕之后，第5军竟全师北上，打了十纵一个措手不及。在84师和第5军的合攻之下，十纵的处境一度十分危急，因此奉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之命，被迫北渡黄河。在渡河过程中，十纵损失不小，牺牲官兵1500多人，随军民夫4000多人以及骡马500多匹。

这次失利让中央军委勃然大怒，毛泽东来电批评：“……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个极大错误……”十纵北渡，明明是陈士榘的命令，如今却成了宋时轮“自行北渡”，实在太冤枉了。

对于宋时轮的委屈，陈毅、粟裕自然也是能体会的。10月 10日，陈粟致电宋时轮：

“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事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渠［榘］唐指示执行的，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

由于军务紧急，陈毅、粟裕认为，给宋时轮“伸冤”的事儿应该以后再说。然而宋时轮却非常不乐意，在他看来，外线兵团应对北渡责任一事有个明确的态度，自己率队北渡是执行命令的行动，不是自由行动，无端受到军委领导的责备，那是领导不了解情况。自己怎么能说清北渡一事所受到的委屈和无端的指责呢？损失那么多人，有机会宋时轮一定得要个说法。

而在曲阜会议上，华野的首长们依然没有给宋时轮一个满意的答复。而这，也让宋时轮雷霆暴怒，乃至于拂袖而去，犯下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

宋时轮大吐苦水之后，粟裕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再追究当年北渡之事。满足了倾吐的欲望之后，宋时轮顿时觉得心情好了很多。但就在这时，中央军委的回电也送达了。在回电里，毛泽东指出：

“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

临阵换将，乃是兵家之忌。作为大军事家，毛泽东岂会不懂，那么他在济南战役之前撤掉宋时轮的职务，又有什么用意呢？

二、毛泽东智激宋时轮

作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毛泽东可谓是知人善用、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对于宋时轮，毛泽东也是相当熟悉的。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认识了宋时轮这员勇将。而在后来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宋时轮也紧紧跟在毛泽东的身边。

在毛泽东看来，宋时轮暴怒离开会场，绝对是事出有因，因此他做出了两个判断：

“一是作战会议擅自退场是极其错误的；二是有仗不打不是宋时轮的性格，应激他一下再说。”

一方面，毛泽东指出了宋时轮的错误；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响鼓要用重锤，不如趁这个机会激将宋时轮一番。于是毛泽东在回电里假装以强烈的措辞撤了宋时轮的职。

欲扬先抑，这就是毛泽东的用人风格。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智慧的粟裕立即心领神会：“主席这是在激将宋时轮啊!”于是他立即回电：

“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

看了华野的报告，毛泽东满意地回复：

“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

事后，粟裕将军委的回电交给宋时轮阅看，并且做出指示：“攻打济南，依然由你打主攻！”

毛泽东和粟裕的决定，可把宋时轮高兴坏了。原本在他看来，这一次自己肯定要背处分了。但如今，自己不仅保留原职，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思想问题已经没了，如今要做的，就是打好攻打济南这一仗。

之前，宋时轮声称自己要休息，但实际上却一天也没闲着。在“闹情绪”的过程中，宋时轮没有忘记军人的根本职责，仍在按照野战军首长最初阻援的部署，命令第六、十两纵队于 8月29日开始行动， 3天内进至邹县、滕县地区，在微山湖以东构筑工事；命令鲁中南军区由胡大荣率4个团于官桥地区监视临城（薛城）之敌。

在不经意间，宋时轮已经完成了攻济部署。如今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在济南战役中，宋时轮的任务不可谓不重。当时山东全境已经大体解放，济南已然成为了孤岛。在我军重围之下，位于济南城西的飞机场是运送援兵和补给的唯一通道。而蒋介石也给王耀武夸下了海口，要将重建的74师通过空运的方式交给他指挥。因此，只有攻占机场，才能真正实现关门打狗。

济南城“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宋时轮认为，西兵团所面临的敌军有据点多、纵深大、空隙大的特点，应采用穿插迂回、大胆切入，大开口子，突入纵深，分割歼敌的打法。在战前，宋时轮做了总动员，要求干部带头、科学分工、多流汗、少流血、力求减少部队伤亡。

9月16日夜，济南战役终于打响。

三、宋时轮让济南解放时间缩短了一半

16日夜，解放军东西两大兵团同时发动进攻，一时间万炮齐鸣、百里硝烟。随着宋时轮的一声令下，西兵团各纵队像一群猛虎一般，向敌军杀去。一时间战果累累，捷报频传。

到了18日，西兵团已经兵临西郊机场。而此时，国民党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空运，已经有300多人通过西郊机场降落。新建的74师虽然不如之前的那么厉害，但若让他们全数降落，无疑将增加我军攻克济南的难度。

宋时轮当机立断，命令10纵和3纵的炮兵向西、南两个方向猛烈轰炸西郊机场。如雨点般的炮弹撕裂了空气，将机场跑道炸得满目疮痍。当国民党运输机到达上空时，发现机场已经被炮火封锁，无法降落，于是只好掉头飞回了徐州。

得知飞机场已经无法起降飞机之时，王耀武终于明白，自己已经彻底玩完了。别说是求援兵了，自己乘坐飞机逃跑的退路也被截断了。更严重的是，济南城的城防也因此被打乱，再想调整部署已经来不及了。

更雪上加霜的是，他的部下吴化文在妻子的劝说下，已经准备起义了。吴化文曾是著名的汉奸，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收编。由于是伪军出身，因此他的军队多次遭到歧视和盘剥克扣。在济南战役中，王耀武的中央军负责东城区的防务，而吴化文则负责西城区。吴化文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因此起了反正之心。

许世友得知吴化文准备起义的消息后，要求宋时轮趁此机会，绕过吴化文的阵地，向济南城的腹地进攻。

放下电话，宋时轮却认为此举并不妥当。吴化文一生反复无常，他起义自然是最理想的，但怕就怕他诈降。若绕过吴化文的防区，进军速度倒是加快了，但我军的腹背则暴露在吴军的剑锋之下。若吴化文趁此机会收拢部队，配合空输部队和城内守敌夹击西兵团，后果不堪设想。

在宋时轮看来，吴化文此时还在左顾右盼，很显然没有下定决心，因此有必要通过军事手段让他下定这个决心。于是宋时轮给许世友打了个电话：

“许司令，我是宋时轮，吴化文犹豫不定，我不能再等了。我怀疑他的起义诚意，西线部队已经靠近飞机场前沿阵地，我们准备立即推进。”

许世友迅速回电：“我同意你的意见，军政并举，我们上以攻城兵团名义要济南市委发电给吴化文，对他进行最后的规劝。”

于是宋时轮率领10纵和3纵，对吴化文部展开了猛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无奈之下，吴化文只好率领2万余人起义，并且向西兵团撤出了防区。从此以后，济南城大门洞开。

按照常理，攻城之时一般有主攻和助攻之分。在济南战役的一开始，许世友是主攻，而宋时轮是助攻。这是因为宋时轮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打援。

毛泽东认为宋时轮善守，有必要发挥他的强项。作为华东重镇，蒋介石不可能不救。因此毛泽东曾致电粟裕等人，宋时轮的十纵最好不要参与攻城。然而战场瞬息万变，宋时轮打着打着，竟然也打成了主攻。济南攻城战，出现了罕见的两个主攻的情况。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宋时轮将主席不准“擅自攻城”的10纵也派上了残酷的攻城战场。

对于宋时轮的行为，粟裕却有自己的见解：“宋时轮，你把握不住他，他是怕满盘的肥肉都让山东兵团吃了，不过那也是野战军统一的，这样能够缩短进攻时间，倒是老宋的一大功劳，只需向西柏坡备案即可。”

在粟裕的支持下，宋时轮会同许世友东西夹击、紧密配合，最终于24日攻占了济南的内城。此战之中，我军歼敌10万人，连王耀武也做了俘虏，守敌几乎无一漏网。

济南解放后的第22天，粗中有细的宋时轮“负荆请罪”，向中央军委呈上一封“检讨信”，要求“组织给我严重处罚。”

然而华东野战军的首长们却回电：“宋时轮在济宁会议的行动，确实是错误很大，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因此，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

后来，毛泽东也想起了宋时轮，他高度评价道：

“战前各路将领中“思想问题”最严重的是他，“好不愿参加攻济战役”的又是他；担任主攻，15天任务8天完成的还是他。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战将，把喜怒哀乐全部写在脸上，难得呀！他的脾气有多大、性格有多犟、“思想问题”有多重、“情绪”闹得有多凶，我毛泽东管不了，由他的上级领导来管。谁的话宋时轮都可以不听、不理，但陈毅的话他不会不听。陈老总是根治他思想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次关于他的问题，华野连续四五份电报给军委，没有陈毅的签名。为什么？肯定是事出有因。宋时轮是个直肠子，在战场上有勇、有谋、有办法，战场是他的舞台，怎么说他“好不愿参加攻济战役”呢？不可思议。这不是宋时轮的品格。

但是，他想解决“思想问题”，用不参加济南战役作为要挟，这是十分错误的。不是一个高级将领的所为，应该批评。但济南战役的作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非同小可，攻城西集团的作用的确不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可以不给处分啦！”

在毛泽东关照之下，宋时轮又参加了淮海战役，用三个纵队顶住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进攻，为此战的全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毛泽东知人善用、海量能容，对于宋时轮这员性格战将，他能包容其脾气，又发挥其才能。而这也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最艰难处显奇才，宋时轮在济南战役中证明，自己不仅仅只善于守，同时也善于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宋时轮率领他的九兵团火线入朝，并在长津湖之战中大破美军陆战一师，并全歼美第七师的一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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