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及其生成逻辑）

作者简介：赵义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91，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赵义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思想政治理论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191

内容提要：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内嵌于“历史具体”中，这种历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唯心史观以精神的历史来取代现实的历史，把“世界精神”当成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其结果必将导致现实的历史被虚无化。马克思基于对劳动问题的探索通过思维具体实现了历史具体，从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渊，打开了一条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只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才能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思维抽象走向思维具体，从而实证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和暂时性，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全国高校优秀中青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计划专项课题“以原著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方法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教学的实践探索”(13JDSZK003)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与理论创新研究”(14ZXB008)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历史观问题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影响和地位日益凸显，这无疑与其自身的理论价值息息相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方面，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复杂多变，其中唯心史观不时沉渣泛起，它们或者片面夸大精神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价值，从而弱化人民群众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否定历史的客观事实，从而虚无或消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哲学的高度对唯心史观的理论实质进行剖析，指出其局限所在，进而正本清源，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推动并引领社会思潮向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对唯物史观精神内涵的研究，目前需要深入挖掘和探索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框架中的精神内核如何把握?其发展演进的逻辑轨迹如何?本文的主旨就是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一、在“历史具体”的深处追寻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

经典唯物史观虽然被基础性地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但其精神实质则呈现在马克思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现实发展的本质规定即“历史具体”的深处。所谓历史具体，最为简要的界定，就是指它蕴含着两个基本特性：具体性和历史性。这里的具体性，既不是简单杂乱的经验材料，也不是抽象同一的普遍性，而是蕴含着普遍性的具体性，或者说是多样性的统一。相对于经验材料而言，它具有普遍性；相对于抽象普遍性而言，它又具有具体性。这里的历史性，重视过程性，即强调从过程而不是从结果的视角来把握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同时也重视现实性，即强调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不是精神的、观念的历史，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现实的客观历史，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从总体上看，具体性和历史性不是两个相互独立、各不相干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是唯物史观精神内核内在的两个基本维度，我们只有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才能准确和真切地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内核。反之，任何离开这两个维度，或者与这两个维度相悖的做法，都将导致唯物史观精神实质被遮蔽。简而言之，具体性和历史性是唯物史观精神内核“历史具体”的一体两面。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简单范畴和具体范畴的关系时所指出的那样：“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②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离开了具体性和历史性，对人类历史的任何抽象考察都“没有任何价值”。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的唯物史观。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恰恰是一定时空联结中的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社会意识!这才是马克思在历史观念领域最终超出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地方。”③这里其实重点强调的就是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性：“我发现，这个‘一定的’规定实际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表述中一个最重要的界定，它的话语内涵就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分析原则和本质规定。”④列宁也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α)历史地，(β)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⑤由此可见，历史性和具体性原则性地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核心特质。

(一)唯心史观：基本特征及其本质

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性，实则是在变革以理性为中心的唯心史观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其典型代表。黑格尔将考察历史的方法区分为三种，即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和哲学的历史。他推崇的是哲学的历史。在他看来，所谓哲学的历史，就是用理性这个唯一的原则来考察历史。“‘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它既然是它自己的生存的惟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它把这个目标不但展开在‘自然宇宙’的现象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⑥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它以“概念”或“范畴”的形式，运用从“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辩证方法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行纯概念的逻辑推演。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哲学的历史考察方法的论述，充分体现了唯心论历史观的特点。其一，历史是普遍的，因为理性最大的特点是普遍性。例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意谓”部分所举的“这一个”的例子，这一个桌子、这一个椅子等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不符合理性。只有“这一个”，不区分对象，没有时空限制，才是普遍性的。普遍性需要借助于思维的抽象才能把握。唯心论历史观通常将对历史普遍性的认识论把握等同于对历史本身的把握，从而停留于思想领域，就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特点的描述：“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⑦其二，历史中的特殊性仅仅是现象，只是其理性逻辑推演的一个外在环节。“对于这个在本身为本身的、普遍的、实体的东西——其他一切万有皆居于从属的地位，供它的驱策，做它的工具”。⑧例如，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即使像凯撒这样的英雄，理性委以他的重任一旦完成，他就犹如脱却果实的空壳，不再有价值。由这两个特点，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唯心论历史观以普遍性取代特殊性，以观念取代现实，以绝对取代有限，最终体现为唯心史观的第三个特点，即历史只是理性自我展开的历史，而不是人类社会及其现实发展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⑨

唯物史观以在“历史具体”中呈现的精神内核，最终颠覆了传统唯心史观的上述逻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发展表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合规律性体现了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并不排斥具体特殊性，恩格斯的“合力论”科学地揭示了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普遍性离不开无数特殊性，普遍性就生成于这些具体特殊性的交织与较量之中。譬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前提。现实的个人不是遗世独立的原子式个体，他们是处于特定时空中，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有生命的个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

(二)历史具体：概念辨析与实践逻辑

唯物史观要实现历史具体，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实际上也是唯物史观自身发展的实践要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在马克思的时代，比较有影响的方法是从感性具体上升到思维抽象，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但马克思却对之不以为然。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才是科学的方法，他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⑩然而，这仅仅是科学上叙述的初始工作，假如就此止步，那么它所达到的抽象也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以“生产一般”为例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他指出“生产一般”作为从生产中提炼出的共同点，作为抽象是合理的。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合理的抽象，它的内部也存在差异，有些抽象是贯穿人类历史中的，有些则是仅仅适用于几个时代，不具有贯通性。而且，之所以要将生产的种种规定抽象出来，其目的在于“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11)抽象的目的在于体现出差异性，对于生产，这种差异性与特定历史阶段的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有关。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对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的内涵做一基本界定。所谓思维抽象，是指用概念的方式，将最简单的规定性从感性具体，即“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中剥离出来，从而达到抽象规定，这种抽象规定“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12)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抽象阶段，最终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认为人类的历史必然是绝对精神不断跃迁过程，由此所提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对之作出判断，“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13)要达到更进一步的科学认识，必须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在多种规定性中，体现出被抽象出来的规定性的多样性。这里所谓的思维具体，是指将在思维抽象阶段被忽略的带有特殊规定性的存在要素纳入到思考范围中来，恢复作为多样统一的具体性，从而实现对事物多方面，多层级矛盾的整体性把握。“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4)如果说思维抽象是一个透过外在表象或现象，认识和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一些比较抽象的“简单概念”，那么思维具体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自身的展开方式和实现形式，其结果就是形成一些“具体概念”。

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实现了从单一规定性到“多样性的统一”的跃迁，因此，事物变得越来越“厚实”和“丰富”，从而越来越接近于其表象和实在，这就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道路。如果仅仅停留于思维抽象阶段，那么社会历史之谜只会隐蔽在思辨的云雾之中。毕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旨趣是在现实中改变世界，而不是在理性中解释世界。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5)“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因此，实现历史具体，是唯物史观的内在必然要求。进而言之，能否实现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飞跃，是决定唯物史观是否真正超越唯心史观，并成为科学理论的标志。在此，我们有必要聆听马克思的精辟论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17)黑格尔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分界线处，未能再进一步，而是反身跌进了概念的深渊，把“世界精神”当成了历史的真正主体。马克思则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通过对思维具体的把握与批判实现了历史具体，从而跨越了思辨的深渊，打开了一条通往社会现实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入口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思维抽象：唯物史观的确立及对唯心史观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8)这一问题引发了马克思的一场“世界观危机”，并且“‘物质利益’问题所引发的世界观危机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除非马克思能够同他先前倚靠的黑格尔哲学(或这种哲学的变体)实现彻底的决裂，否则这一问题就是他所不能解决的”。(19)这一危机促使马克思开始摆脱黑格尔思想的束缚，从而走向一条通往唯物史观的新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发现，揭开历史之谜的钥匙，不在理性或精神之中，而在物质生活关系所构筑的市民社会中，“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0)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上，马克思获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关于劳动，特别是异化劳动的思想。

从理论性质上看，劳动是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概念，它既可以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可以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抽象思辨的内在原则。马克思正是在对古典经济学与黑格尔劳动概念及其内涵的双重继承与超越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劳动概念及其内涵，进而奠定了唯物史观大厦的新地基。可以说，劳动问题在唯物史观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劳动思想在历经岁月的沧桑之后依然焕发着耀眼的思想光芒。这不仅因为马克思对劳动问题进行了持之以恒、经久不息且层层推进的深入思考，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把握住了现代性的时代主题，以及劳动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在今天更加需要把握马克思劳动思想的时代意义，因为劳动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深刻地改变并塑造着世界的面貌，2016年1月20日至23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第46届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便是“掌控第四次工业革命”。论坛聚焦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如何改变人类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以及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挑战。值得关注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大量的低技能工作将被机器所替代，机器生产代替人工劳动将成为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既有的劳动观念，新的劳动方式将大大改变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也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深入思考劳动的本质规定和现实意义。

(一)劳动问题的哲学思考：以黑格尔为轴心的考察

从历史上看，劳动是最为基本、最为原初的人类活动，但劳动进入哲学的视野，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了。黑格尔较早把劳动问题纳入到哲学思维的视野。黑格尔从哲学层面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观点。他最初与荷尔德林一样，向往古希腊共同体，试图回到古希腊。然而他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使他彻底克服了思想中的保守主义，而且还从劳动所具有的辩证本性中获得灵感并建构他自己的体系。劳动使人的类本质对象化，看似冰冷的对象世界，不过是劳动者本质的外化，劳动者在对象世界的享用中，使对象世界丧失了对于劳动者的异己性，由此回归劳动者本身。劳动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此出发，黑格尔在思辨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对市民社会做出了新的阐释。劳动由此构成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哈贝马斯批判黑格尔后期没有深入挖掘其“耶拿手稿”中的交往理性，而是高扬劳动的主体性原则，因此无法解决现代性所具有的分裂矛盾。实际上，黑格尔至少有三次涉及劳动主题：“耶拿手稿”、《精神现象学》以及《法哲学原理》。在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文本中，黑格尔讨论了两种意义上的劳动：一种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生产，这是一个孤独劳动者直面异己的劳动对象，通过放弃主观任性改造劳动对象，获得劳动产品的过程。《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部分的“主奴辩证法”就是以这种劳动为原型的；另一种是现代工业劳动。它是一种具有发达的内部分工的劳动。这体现了黑格尔对斯密劳动思想的吸收。根据马克思对古典资本主义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斯密所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的突出特点就是分工。分工产生两个后果：“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21)分工不仅是社会劳动的分割，同时也推进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以及在社会领域中的交往。斯密在《国富论》的前三章讨论了分工，忠实地反映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分工源于人所具有的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本能。通过分工，增加了社会财富的总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分工作为对劳动的分割推动了人与人的交往。斯密的老师弗格森曾经批判分工造成了人的才能的片面发展，斯密并不否认这点，甚至指出“在天资和天性方面，一个哲学家的天赋同一个街道搬运工的天赋的不同，远远不及大猛犬之于猎犬”，(22)然而他认为正是由于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才能的巨大差异，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否则，人类就会处于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孤独隔离状态。“在人中间最不同的才能对彼此都有用处；他们的各自才能的产品，通过互通有无、交易和交换的一般天性，仿佛变成了一种共同的财富”。(23)分工促使人类必须到市场上互通有无，互相交易。这种交易的过程，不仅是需要得到满足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生成的过程。

黑格尔用哲学的话语，表述了与斯密相同的思想。在《精神现象学》“理性”章，黑格尔用两种语言描述了分工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一是以较为直白的语言表达：“个体出于自己的生理需要进行劳动，这既满足了他自己的生理需要也满足了他人的生理需要，同样，也只有通过他人的劳动，个体才能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24)二是以较为晦涩的语言表述：“作品被抛到外面，成为一个持存，通过这个持存，原初本性的规定性实际上凸显出来，与另外一些特定的本性一边相互对抗，一边相互贯穿，并作为一个转瞬即逝的环节消解在这个普遍的运动里面。”(25)这里所谓的作品，即主体对象化的产品，个体通过作品将自己的本质外化出来。在分工的背景下，不同作品在市场流通领域相互交织，这种相互交织的作品体系被黑格尔后来称为“需要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追求利己需要满足的个体相互否定，在这种否定中生成相互的交往关系，由此个体超越他的特殊性，获得普遍性。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不仅更为细致地描述了在市场交换中特殊需要向普遍需要转换的过程，而且对分工的作用作了直接肯定：“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结果他在其抽象的劳动中的技能提高了，他的生产量也增加了。同时，技能和手段的这种抽象化使人们之间在满足其需要上的依赖性和相互关系得以完成，并使之成为一种完全必然性。”(26)黑格尔在此处清楚地展现了斯密的逻辑：正是因为分工和交换，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类交往关系的生成。

黑格尔推进了斯密的劳动理论，他不仅接受了斯密关于劳动作为财富源泉，因此是积极的观点，而且也吸收了斯密关于分工与交换生成社会关系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劳动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即劳动对于人的生成的价值和意义。在黑格尔看来，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能力外化出来，生产出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发展出自己新的能力。通过对象化的劳动产品体系，个体在他人的购买和消费行为中获得承认，在以商品体系为中介所生成的社会关系体系中获得现实性。马克思认可黑格尔的这些判断，并在批判反思中继续推进对劳动真实本质的理解：“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27)

(二)物质生产基础地位之发现：对唯心史观的批判

正是对斯密和黑格尔劳动观的认同与批判反思，促使马克思实现了思想的变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肯定了劳动的重要性，并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了，在“笔记本Ⅰ”中，马克思提出了广为人知的“异化劳动”理论，并对劳动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由于此时唯物史观尚未确立，致使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仅仅停留于道德批判的层面，他虽然已经注意到了劳动必须与具体特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但人本主义的分析原则使他没有能够深入到历史的维度中，而是由此提出了一个新的论述：“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8)问题在于，马克思如何超脱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进而科学地论述“活动”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从“笔记本Ⅰ”中的论述看，马克思似乎在此难以完成这个任务。然而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和“笔记本Ⅱ”中，马克思找到了理论的突破口，即对劳动积极价值的发现，这集中体现在交往和分工问题上。(29)交换作为最为直接、表层的领域，它最为直观地展现了人与人在这个领域中的相互交往，以及由这种交往所编织出的社会交往关系体系。然而，交换的背后却是劳动分工。“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活动本身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30)马克思此处所谓的“直接谋生的劳动”即处于分工体系中的私人劳动。在这种分工体系中，私人劳动一开始就具有潜在的社会性，只是在私有制的背景下，这种潜在的社会性需要借助于交换的形式实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分工是人类现代社会的生成器，在缺乏发达分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除血缘、地缘和宗教的联系之外，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隔离状况。“我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你生产，就像你是为自己而不是为我生产一样。我的生产的结果本身同你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你的生产的结果同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一样。”(31)

从总体上看，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深受其影响甚至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2)另一方面，他又是黑格尔的最彻底的反叛者。正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这集中体现在劳动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抓住了关键问题，对劳动所作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黑格尔仅仅抓住了劳动一般，而没有抓住特定条件下劳动的具体性，因此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33)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的消极方面，也就是异化劳动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正是异化劳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具现实意义的核心问题，也正是对异化劳动问题的深入思考，推动着马克思一步步走向唯物史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将物质生产劳动规定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提出“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34)这同时深化了1844年所发现的劳动的二重维度，即劳动不仅是人改造自然的过程，而且还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过程，劳动过程中不仅发生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发生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35)劳动中所蕴含的这种双重关系，孕育出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虽然马克思当时并没有以完全科学的术语来表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然而正是对劳动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这点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才得以提出“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概念，并借助于这些具有唯物史观雏形的概念，实际地表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些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36)市民社会这一称谓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论上层建筑”的基础。(37)后来马克思以科学的术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38)

通过对物质生产劳动基础性历史地位的发现，马克思实现了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停留于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靠贩卖黑格尔哲学的某个范畴或概念为生，哲学被视作世界存在的前提。“黑格尔用以歪曲现实冲突的那种抽象的和神秘的词句，在这个‘批判的’头脑看来就是现实冲突。布鲁诺接受了思辨的矛盾，并肯定这个矛盾的一部分而否定另一部分。在他看来，关于现实问题的词句就是现实问题本身。”(39)青年黑格尔派将哲学独立化，他们没有考察哲学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对现实的人及其关系毫不关心，然而他们却满足于这种状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发现，不仅以物质生产劳动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而且还深入地揭示了绝对理性这些观念和词句产生的内在机制。它是在物质生产劳动的交往活动中产生的，由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精神活动，特别是在阶级统治的社会，通常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精神活动的特权。特定的观念只是对特定现实的反映。例如，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性源于德国落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以及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现实。由观念与现实的这种关系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40)哲学的独立性假象被破除，唯心史观立足的根基不再存在。

透过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可以看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差异，这一差异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对唯心史观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之上的。从历史发展的根基来看，唯心史观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础之上，将精神的发展当作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对此，马克思不仅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41)而且进一步将活动限定为“物质生产”，历史的诞生地“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42)而不是天上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从历史发展的主体来看，唯心史观所理解的主体依然是作为理性的精神，它自始至终都无法超出观念领域一步。可以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倒退了，他跌进了概念的神话。因为在他那里，起主体作用的不是人和人类，而是达到抽象顶峰的逻辑概念。在历史领域中，黑格尔把‘世界精神’说成是历史的真正主体。”(43)唯物史观所理解的历史发展的主体则是现实的个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乃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44)的个人。这样的个人，无疑与作为历史主体的精神根本不同，现实的个人所创造的历史乃是现实的历史，精神的展开所构造的历史只能是精神的历史。唯心史观试图以精神的历史来取代现实的历史，其结果必将导致现实的历史被虚无化，精神的作用被无限夸大。唯物史观的一个至为重要的贡献就在于把现实的历史从绝对精神的阴影王国中拯救出来，使其重新沐浴到现实的阳光雨露，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亦得以彰显。

三、思维具体：唯物史观的展开及其对经济学自然主义的超越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受到学界的重点关注。正是在这一重要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唯物史观，初步实现了哲学的革命，从理论上破除了黑格尔主义的迷雾。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的唯物史观并没有能够达到具体状态。除语词的表述不够科学和准确外，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此阶段的唯物史观在一定意义上还停留在抽象表述阶段。

前文已经提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现实前提，并由此生发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这为“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确立开辟了方向。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5)“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虽然强调的是个人的肉体存在，但它所蕴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走向历史具体的唯物史观同样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一)生产关系理论：从思维抽象转向思维具体

从唯物史观发展的历程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还没有实现作为多样统一的具体。生产力作为一种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马克思对物质生产领域“生产劳动”的强调，到后来《资本论》中对现代工业各种具体形式和对现代农业转型的分析，表现了马克思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上升的过程，但唯物史观精神内核的演进逻辑，从劳动范畴的演变来看，更为典型的表现在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主要聚焦生产关系理论，详细展示其从思维抽象转向思维具体的演进轨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生产关系理论更多的是表述为物质交往关系，它还没有被严格规定为生产关系，而是具有多义性。第一是市场交换关系。正如唐正东所指出的，马克思此时还囿于斯密的视角，从分工和个人需要出发去理解社会关系，其实质是“独立的商品持有者之间的交换和交往关系”。(46)第二是劳动技术关系，即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分工和协作关系。(47)它虽然同样是物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但并不等同于生产关系。第三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核心内涵已经基本形成，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是一种权力关系。第四是阶级关系。马克思多次论及阶级对立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商业交换关系，而是具有阶级以及权力结构的属性的关系。从总体上看，生产关系概念此时还没有得以具体化，还和市场交换关系以及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劳动所具有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尚未被揭示出来。

随着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的发展，劳动范畴不断具体化，唯物史观越来越清晰而具体。事实上，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遭遇到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问题，对于两者的关系，马克思当时的论述存在着含糊之处，导致后来许多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对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循环论证。其实，当时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此时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思辨哲学的影响，对于具体的现实的劳动尚缺乏深入的把握。但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已不是简单从劳动的本性或劳动一般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劳动，而是把劳动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现实的私有财产等联系起来进行考察。(48)“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49)与黑格尔、赫斯、李斯特等人仅仅从人的能动性和精神层面来谈论劳动不同，马克思已经初步确立了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以及其具体形式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生产关系的视角。

在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关键文本。在这些文本中，马克思逐步将生产关系与劳动技术关系、交换关系区分开，提炼出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的关系，并深入论证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关系的历史特性：“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50)由此他指出了生产关系运动的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1)此外，马克思还揭示了生产关系对交换关系的决定作用，“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52)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哲学的贫困》作为一个过渡性文本，马克思此处所指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完全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它既包含着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权力关系，也包括分工协作技术关系，以及流通领域的交换关系。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劳动对抗关系的深入研究，实际地表述了生产关系的内涵及特点，即生产关系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所决定的，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53)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指出资本并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它的前提是“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54)从马克思对生产关系概念内涵的规定，以及对资本与劳动对抗性权力关系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生产关系概念已经从思维抽象转向思维具体。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种独特的历史具体

要实现从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转换，关键在于把握住特定历史阶段的主导性生产关系。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要回到现实历史，就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只有通过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才能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由思维抽象走向思维具体。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亚当·斯密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那么它的实际出发点，它的实际学派就是‘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55)国民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论反映，并非是凝固不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马克思时代经历了由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斯密是它的理论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把握到的现实就是处于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然而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应该是机器大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李嘉图是它的理论代言人。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要求从斯密走向李嘉图，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握到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在李嘉图时代，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得以清晰展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关系，它决定着其他关系。这就意味着，要谈论劳动问题，离不开资本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生产关系中的劳动问题，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具有二重性：首先，它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创造使用价值，并转移旧价值；其次，它是价值增殖的过程。资本家驱使工人劳动的目的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要生产出远超于生产成本所需要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体现了资本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权力，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对抗性生产关系。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在分析劳动问题时所采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视角。

马克思劳动观的具体化，使他克服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抽象一般性，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断推进与唯物史观不断发展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关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不仅在术语上日趋科学化，而且在内涵上也摆脱了旧思想的影响。如生产劳动范畴和生产关系范畴。在《资本论》第1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马克思首先是撇开社会形式分析了生产劳动的内容规定，然而他同时强调指出“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56)因为前者处于思维抽象层面，后者才进入到思维具体的层面。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劳动的生产关系属性不再是由一般分工协作所生成的技术性的社会关系，而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决定的资本与劳动相互对抗的权力关系。第二，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更加科学。例如，社会生产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不再是先有经验肉体的个人，再有社会生产。相反，社会生产总是在特定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的，参与生产的个人也是承载着社会关系的个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写道：“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7)又如，关于分工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看到了分工导致私有制，但更多是强调它的生产力属性，缺乏对其生产关系属性的分析。在《资本论》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马克思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具有资本主义的属性，然而斯密却忽略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生产关系属性，仅仅将社会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视为观察视角的不同。

立足于机器大工业，马克思才得以真正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渡性，由此促使他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探讨，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探讨，对资本主义以前三种生产方式的研究，以及晚年更为系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具体性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正如艾伦·伍德在《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它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了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58)《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侧重的是逻辑上的特殊性，以科学的方式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而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则彰显了资本主义在史实上的特殊性以及未来被超越的必然性。

(三)超越经济学自然主义：基于历史方位的时代之思

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化，使马克思得以彻底批判和超越经济学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是被多学科广泛使用的概念，其含义较为复杂。具有代表性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把人类社会与人类行为自然化，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遵循着同样的运行规律，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种是迷信经验事实的纯粹客观性，对经验现实毫无评判地予以全部接受，并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

在阐述马克思对经济自然主义的批判之前，我们首先对经济学自然主义的主要观点作如下概括：

(1)以人的自然性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人性假设构成了斯密市民社会理论的出发点。在市场交易中，每个人出于利己主义的打算，却实现了社会的利益。李嘉图不仅接受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而且他认为无论经济领域，还是道德领域，人都受利益驱动。(2)对社会关系的非历史性理解。斯密虽然是以关系来规定社会的，但他的主体是独立的个体，不承载历史性的生产关系。李嘉图忽略了不同社会形态中生产劳动的区别，也无法把握工资、地租和利润三者对立关系产生的历史根源，而是将其视为人类永恒的存在状态。(3)人类社会的自然化。重农学派将自然秩序视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认为自然秩序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绝对秩序。斯密认为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角色，强调社会运转的类自然性。(4)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使经济学研究取得了科学性质，推动了古典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但他们对于经验材料和经验归纳呈现出来的表象，缺乏对其背后历史根源的追问，这就决定了其对现实社会的分析仅仅停留于表象，而无法深入到其历史规定性之中。

经济学自然主义导致其理论的非历史性，其根源在于仅仅停留于思维抽象层面。此外，仅仅从物的角度来把握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导致古典经济学不能深入把握到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本质差别，他们用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进行的劳动来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进行辩护，最终导致他们仅仅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方面，而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永恒化和自然化。

马克思通过劳动问题的探究，从两个方面破除了经济学的自然主义。其一，劳动作为财富的源泉，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不仅指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理论抽象，而且通过对人类历史的考察，揭示出劳动并非始终是财富的源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笔记本IV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分析，批判了劳动所有权理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三种共同体：亚细亚的共同体、古典古代的共同体和日耳曼的共同体。在这三种共同体形式中，第一，劳动得以进行的各种条件并非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占有与劳动没有关系；第二，拥有土地财产是活动的前提，这是以个体拥有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为前提的。马克思通过对前资本主义的这三种共同体财产形式的分析，消解了劳动与所有权的内在联系，并由此揭示出，所有权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并非始终是劳动的产物，所有权与劳动之间产生关系仅仅是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产物。

其二，劳动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前提条件。一方面，劳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机器的作用，在经历了简单工具、独立机器，到机器体系以及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发展后，实现了劳动资料的变革。同时机器的利用，意味着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新手段。科学技术不仅推动机器生产的更新换代，而且还实现了对生产流程的规范化管理，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9)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化的生产力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最为根本的否定因素。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化的生产力并不属于劳动，而是属于资本。这就造成了马克思在1844年所描述的景象：“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60)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所具有的这种悖论式后果不仅给雇佣工人造成了生活的困难，而且也教育了他们，使他们不断自我觉醒，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二是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它。这不仅仅表现在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上，而且也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上。例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构形式由私人所有制转变为股份所有制，甚至法人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局部调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社会化的要求，而且也成为向更高社会形态转变的人口。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相辅相成。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史观得以发展和完善，并不断走向思维具体；反过来，也正是唯物史观的不断发展和具体化，马克思才得以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并科学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所指出的，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61)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化与唯物史观的发展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最为根本之处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不是一个经院哲学家，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沉迷于概念演绎的形而上学家，他们始终把为实现人类解放而奋斗作为根本使命。因此，他们研究的目光总是聚焦于历史具体，聚焦于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现实问题之上，并且紧扣时代前进的步伐，从历史方位中把握时代课题，从时代课题中提炼时代特征，从时代特征中探寻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启示我们：必须对一切脱离历史具体、试图无批判地推广运用到任何对象上去的抽象的普世理论予以拒绝，必须牢牢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密切关注亿万中国人民的梦想与追求、痛苦与期盼，敏锐捕捉改革开放的中国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大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新观念，并从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高度予以反思和提炼，才能走出一条既属于当代中国，又具有世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既需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又需要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不断具体化，从而形成根植于中国，但属于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②《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③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6页。

④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505页。

⑤《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4页。

⑥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⑦《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7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2页。

⑩《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19)吴晓明：《学思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21)《资本论》第1卷，第392页。

(22)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23)亚当·斯密：《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1页。

(2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7-218页。

(2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246页。

(2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0页。

(2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

(29)“穆勒评注”中有关交换的思想，为我国学者近年来深入挖掘，并由此提出了交往异化的重要理论。但细读该文本，我们发现，“穆勒评注”中的另外一条线索是基于分工的劳动。

(3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74-175页。

(3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8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05页。

(34)《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5-1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36)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

(37)广松涉编著：《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46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39)《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81页。

(40)《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39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51页。

(43)《孙伯鍨哲学文存》第2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

(45)《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第11页。

(46)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7)参见王峰明：《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嬗变——与唐正东先生商榷》，《哲学研究》2014年第8期。

(48)贺翠香：《劳动·交往·实践：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16-117页。

(53)参见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1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2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9页。

(56)《资本论》第1卷，第211页注释(7)。

(58)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页。

(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5页。

(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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