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身份是什么 文史胡适的博士帽子到底有多少

1919年2月，由蔡元培推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上署名“胡适博士著”，蔡元培亲自为之作序。蔡氏在序中说胡适是著名的绩溪大学问家“三胡”(即金紫胡、尚书胡、明经胡)的后代，并云：“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容易多了。”

此著甫一出版，关于胡适的博士帽子问题立即引起学界特别是胡适对立面的关注。有人揭露说胡适压根就不是什么博士，所谓的博士帽子是假的。也有人出面为其辩护，说胡适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只是暂时没有拿到学位证书，可能这个证书正在美国邮政局的邮包里，或正在太平洋的轮船上，或已运至上海浦东码头，海关人员正在拆包验检，搞不好已到北大，正在一位校工手里云云。一时间，胡适是真博士还是假博士的问题，搅得学界纷纷扬扬。

胡适从哥大毕业十年后才获得该校颁发的博士学位

1919年9月7日，昔日胡适在上海公学的同学、此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研究院就读的朱经农给他来信说：

今有一件无味的事体不得不告诉你。近来一班与足下素不相识的留美学生听了一位与足下“昔为好友，今为雠仇”的先生的胡说，大有“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神气，说“老胡冒充博士”，说“老胡口试没有pass（通过）”，说“老胡这样那样”。我想“博士”不“博士”本没有关系，只是“冒充”两字是绝不能承受的。我本不应该把这无聊的话传给你听，使你心中不快。但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种谣言甚为可恶，所以直言奉告，我兄也应该设法“自卫”才是。凡是足下的朋友，自然无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足下的朋友不多，现在“口众我寡”，辩不胜辩，只有请你把论文赶紧印出，谣言就没有传布的方法了。

从朱经农的来信可知，这时的胡适确实没有博士帽子可戴，蔡元培所说的“博士”只是一顶“纸糊的高帽”而已。朱经农认为，胡适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没有印出来是最大的原因。于是，朱于1920年8月9日致胡适的函件附注中再次特地叮嘱：“又，你的博士学位应当设法刊布，此间对于这件事，闹的谣言不少，我真听厌了，请你早早刊布罢。”

在“敌人”的讽刺挖苦和众位友人的催促下，胡适的博士论文终于在1922年由亚东书局刊出。但是，胡适的博士帽子仍没有因此到手，而是到1927年才真正戴到头上。

面对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局面，各种嘈杂声音不但未能平息，反而越加强烈，直至演绎成民国学术史上一桩悬案。至今，仍有新一代研究者对此考据、争论。

有人认为，当年蔡元培明知道胡适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且不是绩溪大学问家“三胡”的后代，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封面上有意加上“博士”二字，以抬高胡适的身价；并在序中有意移花接木向“三胡”靠拢，借重名门硕儒的声威，以证明胡适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所有这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威震北大当时气焰嚣张的保守派和反对派。

也有人认为，当时的蔡元培对胡适这路英雄的家底并不太清楚，关于“博士”与“三胡”问题，是受胡适巧妙的蒙骗而稀里糊涂地写在序言中的。正如近代史学家汪荣祖在《胡适历程的曲直》中写的，“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自己）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

到底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实，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胡适于1917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是“光”着头，身背一张家乡带去的小狗皮褥子，握着十个手指头归国的，直到十年后的1927年才获得该校颁发的博士学位。后世争论的焦点也在这里，即胡氏为何毕业十年才得以戴上他梦寐以求且早已向世人公示的博士帽子？其中的奥秘何在？胡氏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金岳霖怀疑胡适当年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没有合格

与胡适同一时代的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曾有过一段关于胡适的回忆文章，题名叫《胡适，我不大懂他》，其中谈及胡氏的毕业论文一事：“在国外留学，写中国题目论文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博士论文好像是《在中国的逻辑发展史》。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但不属于哲学系的学者参加。这位学者碰巧是懂天文的，他问胡适，‘中国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准确的？’胡适答不出来。那位考官先生说，《诗经》上记载‘十月之交，率日辛卯，日有食之’，是正确的记载，从天文学上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个情节是我听来的，不是胡适告诉我的。虽然如此，我认为很可能是真的。”

金岳霖说这话的时候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若干年，当年老成持重的他已变成了老金头，记忆力明显衰退，回忆起往事来免不了有一些模糊。其实，胡适在哥大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底稿的中文本标题是《先秦名学史》。

老金对胡适的学问向来有轻视意味，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老金却说胡“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而“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他还曾举过几个小事例质疑胡适，如“有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必需的，必然的）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需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

可见，金岳霖对胡适这位哲学博士的学问持有疑义，他举的小事例也隐约透出他怀疑胡适当年在博士学位考试中没有合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见仁见智的评述，相信者有之，否定者亦不乏其人。

1941年就读于重庆中央大学文法科、自誉为“天子门生”（蒋介石曾出任过中大校长），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著名近代史学家唐德刚，曾在《“我的朋友”的朋友》文中指出：“金岳霖先生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所长’，这明显是一种‘文人相轻’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在中国哲学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相轻’一下的‘文人’也实在不多啊！在文学、史学、宗教等各行各业，其情形亦复如是。相轻者既鲜，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爱而且慕’了。这也该是‘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又说：“加以胡氏气味好，有所为，有所不为；深知自重，因而纵使‘批胡’‘搞胡祸’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骂胡适之‘无聊’‘无耻’‘无行’。他们如果以三‘无’中的任何一‘无’来加诸胡适，都会‘不得人心’的。无聊、无行乃至无耻之人，在今日世界里，真是滔滔皆是！但是，凭良心，不是胡适！”

唐德刚解谜胡适

“博士悬案”

因为胡适的“博士悬案”，唐德刚集中精力进行了研究。按唐氏的说法，胡适时代获取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博士学位的最后程序是博士论文完毕后,再来一道“防卫口试”。防卫口试是最后一道关，也是最容易的一道关。但是尽管比较容易，考后仍有三种结果，即“三柱”或“三栏”。

三种结果各不相同，分别如下：

第一柱,“小修通过”。“通过”之后，由主任论文导师监督,“小”事“修”改就成了。

第二柱,“大修通过”。“通过”之后,要另组考试委员会监督，“大”加“修”改。这是件极麻烦的事。论文“大修”之后,还要回校参加“补考”。

第三柱,“不通过”。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不许补考，博士告吹。

还有，博士论文一定要出版成书，并缴入大学一百本（今日用微缩胶片），才算有正式学位。所以不论你得到“小修”还是“大修”，至少要一年半载以后才能算真博士。

胡适与唐德刚

那时在美国出版很贵，中国学生的论文大多带回上海交“商务印书馆”一类的出版商代印，然后寄一百本回哥大，才算大功告成。所以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不管考得哪一“柱”，甚至没有考，一旦回国，都迫不及待地以“博士”自居。这也是疑胡派说的“哥伦比亚读未终，先把博士使用”的依据。其实那时的博士几乎个个都如此，不过有的是“先用”博士这个帽子一年半载，有的“先用”三年五载乃至十载。“先用”一辈子的也不是没有。

曾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夏志清和富路德二教授认为胡适先用了“博士”十年，别无他因，只是“论文缓交”了……唐德刚对此提出疑问：富、夏二先生都“有疑处不疑”地认为胡适考得了“第一柱”——“小修通过”。如此，胡氏的论文便立刻可以在上海出版，1917年底便可拿得哲学博士学位了（哥大博士学位是论文随缴随拿，不以学期为限），何必等到1922年杜威离华之次年始付印，1927年才亲返纽约始拿学位呢？

按唐德刚的考证和推理，胡适在为夺取博士学位而进行的最后决战中，“他那篇光照百世、继往开来的博士论文，不幸被几位草包给糟蹋了。胡适写的是一篇纯‘汉学’的论文；而汉学在当时的西方尚未达启蒙阶段。尤其那时排华之焰正炽，‘中国文明’在一般美国教授的头脑里实在渺无踪影。胡适跟他们谈汉学，老实说，实在是对牛弹琴”。

而胡适遇到的六位主考大将，其中一个是他的导师——大名鼎鼎的杜威，还有一个是略通汉文的夏德。此二人是胡适可能于对方高抬贵手下可望突破的防线。但夏德在那时的哥大没有指导过一个学生，只是靠老资格作为一件可有可无的学术点缀品聊以度日，没有哪位教授真的把他当作一盘菜来供奉，甚至有许多年轻人对其避之唯恐不及。夏氏自己在哥大都觉得不好意思，且常常感到“苦闷不堪”，幸亏有个胡适经常到他那寂寞的房间走走，并偶尔真诚地请教几个无关宏旨的问题，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除夏德之外，包括杜威在内的五位主考官，则一个汉字也不识，这种情况，正如《胡适口述自传》中所云，他们对中国的哲学“完全不懂，也不能装懂。考起来后果如何，也就不难想象了”。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哥大的另一个不幸，是他选了个“大牌教授”杜威作论文导师。大牌教授声望高、治学忙、名气大，一切都不在乎，平时哪有工夫来研读门生的论文，对你耳提面命？至于门生考试及格不及格，他们也漠不关心。因而在这些大牌教授指导下的研究生，“一上考场，真是死人如麻。三考既毕，秋风萧瑟，好不凄凉”。于是，在满目凄凉的“法场”上，胡适最终未能过五关斩六将杀出重围，反而在沙场上丢盔弃甲，最后被主考官三下五除二地斩于马下，终未能取得博士学位。

经过考证，唐德刚推理出，事实上胡适在1917年口试时所遭遇的困难略同于后来的结果中的“第二柱”。考得“第二柱”，在普通情况之下，是非返校补考不可了。但那时胡适已回国，中美之间无喷气式客机，返校补考，谈何容易！所以胡适只有咬紧牙关，唯“拖”之一途了。

想不到两年之后，胡适时来运转，他在哥大的导师杜威亲临中国访问讲学，并一住两年。

此时的胡适已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总参谋长”，在整个学术界被视为领袖人物。杜威目睹胡氏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学术界的声势和眼前辉煌亮丽的盛景，才蓦然意识到自己当初有眼不识泰山，老糊涂一个——胡适在中国暴得大名的那本划时代的名著，原来就是自己与那帮自以为是的教授们不让“小修通过”的博士论文呀！

杜威在痛悔之余，回国后暗中帮助弟子打通各种关节。以杜氏当年在哥大的地位，配合胡氏本身在中国和国际的声望，胡适最后的口试从“大修”改为“小修”，自然也没有“补考”之必要了。如此这般，胡适总算于1927年亲往美国拿到了他苦苦等待了十年的博士学位，戴上了他梦寐以求、光彩耀目的黑色方帽。

余英时质疑“唐说”，全力“挺胡”

唐德刚的一家之言看似解开了令人困惑已久的胡适的“博士悬案”，却令人产生了新的困惑。胡适在台湾时的助手胡颂平就很困惑，他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写道，“胡氏在哥大研究院一共只读了两年（1915—1917），两年时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都嫌不足，更谈不到通过一层层的考试了……所以胡适以两年时间读完是不可能的”，所以“若非唐君推断有误，则是哥大办理博士学位授予的人有错误”。

出任过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与中文大学副校长的余英时读了“唐说”与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也就是早年夏志清对唐德刚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他认为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两年已修够了哲学史和哲学课程的学分（胡氏在康奈尔研究院的学分,哥大是承认一部分的），所以加上哥伦比亚的两年，读博士学位的时间一共是四年，“有了这样充分的准备，胡适两年内在哥大完成‘哲学博士学位的一切必需课程和作业’便丝毫不必诧异了”。

对于唐德刚说胡适的口试遭遇了“大修通过”必须“补考”一事，余英时认为颇为荒唐。他认为，当时哥大“博士论文‘口试’是‘最容易的一道关’，这是唐先生也承认的。除非‘哥大记录’中有关于胡适从‘大修’改‘小修’的明确记载，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考官中有谁故意和杜威过不去，一定要挑剔他所指导的论文”。

1917年胡适自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对唐德刚提出的假设性疑问，余英时的解释是：“胡适1917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紧接着又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最初四五年中，他活动之多和工作量之大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我们只要一查1919年到1920年《日程与日记》残本便可见其一斑。这一段时期他心中不可能有印论文、拿学位证书的念头。那么他为什么终于在1922年出版了这篇论文呢？除了与上述朱经农的信有关外，另一原因是他一度动念，愿意应哥大之聘，去教一两年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这应该就是他决定将论文付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完成学位的最后手续，另一方面也可用为讲授中国哲学的教材。不但如此，1923年6月他还有赴美参加教育会议的机会。所以论文不迟不早，就在1922年出版，绝不是偶然的。只是后来这两个远行计划都取消了……总之，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

余英时的责难，唐德刚闻后避而不言，一笑了之，但却惹恼了史家汪荣祖。汪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获美国西雅图大学博士学位，在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任教三十一年，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颇有研究。

汪荣祖看不惯余英时痛责唐德刚，于是挥刀弄棒对余氏进行了一番反击。汪说：“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之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

在谈到胡适“博士问题”的关键点时，汪荣祖说：“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1919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

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的博士论文未在1917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在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但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

胡适的博士帽子

到底有多少

胡适与他那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帽子问题，已成为学术界令人瞩目、争论不休的悬案。而他众多名誉博士学位的问题，同样令人眼花缭乱，捉摸不定。

1961年，与胡适过从甚密的袁同礼因为工作关系着手编撰《中国留美学生博士论文目录》时，曾写信给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请其凭借深厚的人脉关系，通过中基会给予资助。他在5月30日的信中谈及此事并言及编辑中所遇到的困难，恳切希望胡适拉其一把。

胡适接函后，积极为之奔走，促成其愿望。得到资助的袁同礼甚是感激，于同年9月25日写信向胡适道谢，并问及胡的荣誉博士学位情况。

胡适接函后，于10月11日回信，他在信末明确写道：总共三十三。大致似没有遗漏了。

此信原藏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

袁氏接信后如何处理不得而知。据当时在美的唐德刚后来说，他曾帮袁同礼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图书馆”和有关部门调查过胡适的博士问题，结果表明，胡适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

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曾这样说：“须知胡适是我亿万炎黄子孙中，唯一拿了三十二个‘博士’学位的真正的大博士。”又在注释中补充说，据袁著说“胡氏共接受了三十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连正式学位共三十二个。据笔者记忆，胡先生曾告我他名誉学位共有三十四个。甚多均为第一流学府所颁赠。国人中接受名誉学位之次多者为蒋宋美龄，共十二个”。

从唐德刚的注释中可以看出，袁同礼显然没有采取胡适信中“总共三十三”的说法，这是否意味着胡说之数在具体调查中因没有落实而被除掉，也未可知。

而胡适的得意门生罗尔纲在《师门辱教记》一书中写道：“……适之师……在信中说我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

胡适所说的这个数字，被胡颂平所采用，在其后来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时，便说胡适一生共得了三十六顶博士帽子，除求学时通过正式考试得到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外，其余三十五顶帽子都是后来欧美各大学自愿赠送的。

胡适在1939年6月6日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下午Columbia毕业典礼，我得一个法学博士学位。此为我做大使后得到的第一个名誉学位。（今年有五个大学要给我学位，因医生的训诫，我只能出门接受两个）”当时国内抗战已到最危急的生死关头，胡适正在驻美大使任上，属于世界瞩目的风云人物，红火得很，每日请他演讲的机关和学校不断，他出门接受名誉博士帽子的活动也不断。这个时候的胡适已为自己的盛名所累，未久又被这一堆徒有虚名的博士帽子所牵连，为他的对立面提供了诋毁的炮弹。

1940年3月蔡元培去世后，中央研究院要选新的院长，学界同人傅斯年、陈寅恪等皆积极活动欲举胡适，却遭到了孔祥熙等权臣的极力反对。孔氏集团以胡适书生气太重，办事不力，整天只顾到处演讲拿学位，几年间得了三十多顶博士帽子为借口进行诋毁，并以此为突破口，说胡适在演讲中自以为是，信口开河，置国家荣辱于不顾，对党国利益毫不关心，还在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使命上几乎交了白卷等。最后的结局是胡适没有坐上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椅子，他那驻美大使的椅子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宋子文集团掀翻了。

自此，头顶三十多顶博士帽子的胡适，被国民党政府无情地晾在了美国，过起了徒有虚名、无所事事的尴尬的寓公生活。胡适一生弄得的三十六顶博士帽子，对他个人而言到底是得是失、是福是祸？张学良晚年有云，“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不知胡适会作何感想？

来源：各界杂志2021年第6期

作者：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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