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心境名言(繁华落尽见真淳)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一颗心,一杯酒,一片尘,一个人,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几番欢喜,几番苦忧,了却爱恨,了却情仇,不知生,何问死?愿你我的心中都住着一个陶渊明,都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今天我们来说说陶渊明的故事!
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其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以隐士又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因而隐士一般指的是有能力或有资格当官,却因为客观的环境因素,与主观的个人想法,而不愿踏入仕途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基于对理想的坚持与追求,宁可放弃官场上可以获得的优越生活,而选择过着物质上贫乏困窘,但精神上自由闲适的日子。特别是在政治失轨的乱世之中,他们将无力改变世局的无奈,与不愿同流合污的坚持,循着孔子“无道则隐”的训示,实践着“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生活。他们虽然未能力挽狂澜,达成经乱世、济苦民的使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高尚的节操与傲然的风采,依然彰显着道德的价值,与生命的美感,成为后人歌咏的典范。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也大致如此。但他之所以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获得后世的赏誉,在于他虽然隐居,却不似大多数的隐者,尽是悲愤无奈的消极逃避。渊明固然有其不满与无奈,但他在田园生活中很快地找到了化解这些生命困境的方法,并真的在隐居生活的种种真淳体验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心灵享受。
可以说,渊明的隐逸生活,从扬弃“大伪斯兴”的官场开始,在可爱宁静的农村景观与人情中,发现真淳的美,进而体悟真淳的奥义,使他成为真淳的化身,将真淳弥漫在他隐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美感典范,并把这些美感与智慧,化为一篇篇隽永的文字,辐射出不同于以往诗人的审美境界。
一、 固穷守节的高洁人格
一位作家因有美好的心灵世界,才能在诗文中营造美好的天地,正如一位隐士因能坚持其理想的人生抉择,方能展现不凡的生命风采。“作为隐士的陶渊明,他不是巢父、许由的再生,他在精神上更多的是秉承了庄子、嵇康的一脉,而又极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隐逸人格”,远离污浊官场的渊明,孤独地耕读于东晋的贫瘠农田中,坦然面对接踵而来的困窘,对于仕途的邀约与诱惑,皆视为无物。在饥苦愈甚的晚年,宁可乞贷以求一饱,也不曾动过复仕的念头,而忘记最初“复得返自然”的喜悦。
这样的人生体验与坚持,使他的诗文一字一句如肖像画般,透显著他的生命智慧,宣示着他的志道守节,流露着他的真爱挚情,散发着他的率真无伪,使他的“素朴心灵”、“无悔身影”、“无戚容颜”,透过诗文传唱千秋,散播芬芳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
1.素朴心灵
陈师怡良说:“渊明之为人与处世态度,除『自然』之外,亦可以一『淡』字,加以概括”。故渊明以“委运大化”为其宇宙自然的运行观,故对于人生遭遇的喜怒哀乐,最终皆能平淡视之,纵使在生活上遭遇许多困窘之境,亦能由“不足”转化为“自足”圁,将物质欲望尽销于其素朴之心灵深处,而将生命的视野,集中于精神涵养的提升。他在《时运》云: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诗人一生为生计奔波劳苦,难得的暮春独游,藉自然无染之河水,洗去沉重的俗虑。此际,夫复何求的喜悦,交融于满目美景与胸怀之间,再多的冲突与困境圂,皆于此时化为乌有。诗人的快乐在酒香的催化中升华,并于内外皆静的情境中,灵魂深处获得满足的悸动。清‧钟秀说:
陶靖节一生自乐,未尝徇己屈人。有时独乐,自乐也;有时偕乐,亦自乐也;有时期于偕乐,而终于独乐,尤自乐也。
诚然,渊明的快乐来自于淡泊易足的无华心灵,所以,他的快乐看似简单,但若无深厚的哲学涵养,与高洁的人格操守,遭此乱世际遇之折磨,恐怕只能如大多的名士一般,陷于痛苦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再看《五柳先生传》中的赞辞曰:
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渊明的胸怀坦荡,一切但求称心乐志,故能以淡泊之心面对贫贱的遭遇,并拒绝富贵的诱惑,与上古淳朴之风遥相呼应,在竞奢骄富的魏晋歪风中,“把玄学末流重肉体感官享受升华为精神上的满足”堲,未受时代风气所污染。近人袁行霈赞赏渊明云:“不求身外之物,唯以自然自足自适为是,最能见渊明之人生态度。”
所评切中,渊明之所以能视富贵如浮云,实因素朴心灵秉于中,故能将淡泊宁静的飘逸形象显之于外。南宋‧朱熹亦云:“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埒意谓渊明遣词造句,喜用质朴平淡之口头语,而不喜雕琢,却能真实呈现胸中高远之境,饱含悠长不尽之意,故难学之处在其内在心灵,而非外在语言。故渊明诗文之妙境,亦极为符合渊明性格里,那份宁静中求自足的淡泊之美,可谓将隐士与诗人的形象,以真淳作了完美的结合,“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确非虚名。
2.无悔身影
渊明曾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视农耕为维持生计最佳的途径。所以,他在《归园田居》其五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道尽躬耕田园的辛劳,但也宣示对于归隐抉择的无悔。渊明不仅陶醉于田园宁静、淳朴的美好气息,对于一般读书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躬耕苦差事,他亦甘之如饴,更以修行般的虔诚,将心灵安顿于田园耕作之中。或许是经历了官场的黑暗污浊,即使生活再怎么穷困,皆不曾动摇渊明“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的意志。所以,他坚定地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在欣欣向荣的春光中,诗人播下的不仅是种子,也是日后细心呵护的承诺,更是对秋收时的欢欣期待,以及人生理想的坚持。这不但是维生之计,更是一种与大自然共处的修行,所以苏轼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欣”时说:“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垺在田间耕耘时,无论是为他带来畅快的凉风,抑或以汗水浇灌之新苗,渊明皆以充满情感的喜悦之心对待,其善于体物之心,由此可见。
渊明在清新淳朴的田园中,让他高洁的人品愈发精纯,躬耕守节之心更加笃定。他坚信只要滴下汗水,生生不息的大地,就会给他一个自给自足的尊严生活。因此无怨无悔的渊明,高咏“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从此,渊明荷锄下田的身影,成了他真淳感人的形象之一,并使其成为“农村美的化身”。
3.无戚容颜
渊明对于人生,曾经有所领会而自陈:“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道尽诗人的饥饿穷苦,对于饮食“但愿饱粳粮,岂期过满腹”;对于衣着只求“御冬足大布,麤絺以应阳。”(《杂诗》其八),但这么简单的物质要求,在“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的连年天灾袭击下,竟然经常“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碍于“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归去来兮辞并序》)的生活窘境,只好“投耒去学仕”(《饮酒》其十九)。他清楚地知道官场的俸禄,比起看天吃饭的耕作收成,来的轻松且稳定,但违背本性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他宁可忍受“饥冻虽切”的痛苦,也不愿“违己交病”的苟且于官场。辞官归田的渊明,生活又回到当官前的窘困,但他却处之泰然。他曾自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即使在三餐不继的情况下,渊明依旧能在贫富交战中,展现“道胜无戚颜”的人格光辉,并坚持“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的坚贞信念,那种自足无憾,展现肺腑中流出的全幅生命之光彩,在物质匮乏下,饱含着内在的丰美与自足,这正是此诗真正触动吾人心灵的奥义所在。
二、洞悉世情的旷达智慧
陶渊明在每日的生活体验中,一点一滴感受与思索着世事人情的样貌,以及天地生命的奥秘,并汇聚成他旷达任真的人生观。因此,他的诗文中,焕发着一股隐者洞悉世情的智慧,与超然观物的心灵之美,将其对自然运化、人生百态的体悟与应对之道,融入诗文中,使其诗文如哲学与文学结合的光芒一般,闪耀于魏晋南北朝无序与黑暗的世局里。所以,胡适指出:“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语言却是民间的语言。”垸点出了渊明的哲学意境,源于生活实境与真淳心灵的激荡,而如家常语般的自然。其中在“进退抉择”、“心远素养”、“委运理念”上,尤为渊明充满智慧的表现,兹分述如下,以判定渊明对人生实有其不凡的见解。
1.进退抉择
陶渊明曾自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知渊明的功名思想,自幼即奠基于儒家典籍,加上受其曾祖陶侃功业的激励,所以,早年的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颇欲于东晋乱世中,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正如近人李辰冬所描述的“做官要圆滑,而他性刚;做官要矫厉,而他任真;做官要逢迎,而他耿介;做官要结党,而他好孤独;做官要资本,而他家贫;做官要进取,而他固穷;做官要活动,而他好静。他的个性恰恰与仕途相反。”垶将渊明性格中那股与官场格格不入的铮铮之气,彰显得淋漓尽致。
尝试了几次的任官经历后,渊明渐渐对险恶的局势感到绝望。最后,渊明为了“五斗米”的薄俸,及“足以为酒”的“公田之利”,担任彭泽县令。但前后不过八十余天,就在渊明“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话后,彻底与官场告别了。
在多次的仕退过程中,原本“猛志逸四海”的渊明,在“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官场中渐渐失望了,他明白“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也觉悟“击壤以自欢”的生活,才是他人生的归宿。从此,他开始了躬耕田园、笔耕诗文的隐居、修行生活。
隐居后的渊明,经济情况自然不如为官之时,还因连年的天灾战祸,而日渐窘困。但他从来没有一丝再踏入污浊官场的念头,甚至在他饥病交迫的时候,对满口虚仁假义的檀道济所馈赠的粱肉,不留情面地挥而去之埇。所以,南宋‧朱熹说他:“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埐可以说,相较于那批招权纳货之徒的朝不保夕之忧,渊明因为坚定的归隐抉择,使他保有真淳的心,故能潇洒地吟咏于园田陇亩之间,并获得后人的敬爱。
2.心远素养
渊明最为人赞赏的修养功夫,表现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其五)的理趣之语中,虽然未见严肃的说理,但深刻之哲理,已浑然于其间,深具警俗醒世的作用,具有超然高旷之美,且颇具禅味。清‧吴淇曰:
虽在人境,却不染于世俗,由其心远,故觉地远,连地也不必避耳。近而东篱,远而南山,何常在人境之外,但我与世远,世亦与我远,故地无车马之喧,但觉更为僻静耳。
吴氏以为渊明“虽在人境,却不染于世俗”,原因即在“由其心远,故觉地远”,如此较之王康璩“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的强辩之辞,渊明实实在在地在田园躬耕中获得心理的悠闲自得。“心远”,今人王叔岷释谓“心境超远”,又释“地自偏”云:“偏谓偏僻,偏僻亦远也”,而此亦“入俗而超俗之境”,故评渊明“非遯世者,乃韬光于世者耳”,可谓卓识,而渊明“心远”的境界,实为这些朝隐之徒难以企及,宜渊明诗云:“地为罕人远” 是矣。
以贵族的孤高精神,隐逸于田庐之间的渊明,理智地明白“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所以他不盲目地追随世人去追求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对他而言,只要心能排欲而无所待,神仙世界就在他的心中,就是这可爱的人间。而对于政局的混乱,渊明虽然满腔的愤懑与无奈,但人卑言轻力薄的他,知道自己只能看着乱象毫无节制地发展,而无能为力改变什么。所以,与其继续留在官场,而无端陷入可能的杀身之祸中,不如选择隐身于田园,盖“地之喧与偏,取决于心之近与远。隐士高人原不必穴居岩处,远离人世,心不滞于名利,自可免于尘世之干扰”娖,而此方是乱世中洁身自适的安身桃源。
3.委运理念
“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为渊明一生秉持不渝的重要观点,故其善于与自然接轨,处处显现其平淡旷达之美,与委运任化之趣。所以他说:“穷通靡攸虑,顦顇由化迁。”历经人生各种风雨的渊明,对于际遇的贵贱穷达、外貌的憔悴衰老,皆能以自然化迁的必然结果平淡看待,故能悠游于人生万象之中,不疑不惧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对于世事百态,他亦能以凌空观照的气度,俯瞰人间的哀乐。
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渊明,虽然偶尔也会心生“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的悲情,但生命的智慧,让他终能平淡看待这一切困境,并依循“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的运化之则,达致荣而不喜,衰而不忧的境地。渊明找到了他自己所特有的归宿,并且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确立了一种过去所未见的新的审美理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陶渊明以美的意境呈现其“等穷达、了生死、顺自然”的人生观娮,在其“甚念伤吾身,正直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洒脱襟怀中,感染了无数的文人,也为一颗颗迷惘的心灵,点燃了一盏指引的明灯。这正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忘怀世俗荣辱得失的渊明,用欣赏的眼、旷达的心,体悟这有情有味的人生,所以胸次自有俗人难以企及的气度。
所以他宁可秉持“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的态度来珍惜他所热爱的人间。他固然“爱重九之名”(《九日闲居并序》)希望长寿,但面对死亡,他仍能以平静的心情,淡然迎接这“既来孰不去?人理固有终”的生命循环之必然,既无牵挂也无哀伤,以告别的心情离开这暂居的世界,并语带诙谐、心平气和地说: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挽歌诗》其一)
可以说,正因为渊明知道死亡的必然,故其不再忧虑关于死亡的种种,而将人生的思考重点,摆在生活的适意自得,正如他所表现“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饮酒》其二十)的称情追求,故能摆脱乱世纷扰、贫病交迫、子嗣无才等不如意,而能在田园世界中,活出一个饱含美感、智慧与深情的隐逸人生。
三、直抒胸臆的率真性向
渊明的隐士形象中,含有一股浓厚的率真风格,对于人、事、物、理,皆能直抒胸臆而无拐弯抹角、扭捏造作之态。同时,他以率真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窘境,让他在远离政治风暴的隐居生活之中,不仅隐的飘逸、隐的自在,也隐的动人。
1.安归之叹
陶渊明经世济民的大志,之所以落空,一来固然由于“渊明并非是具雄才大略、气魄磅礡之英雄典型人物,而是具诗人气习,半为书生,半为农民之人物,能力不足以成大事”娊,二来实由于其率真之本性,与当时的虚假风气格格不入。
面对时代的沉沦,渊明感叹官场已无正洁之士的容身之地,所以,他毅然“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并序》),再也不愿让自己率真的灵魂,沾染任何大伪之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提出看法:
当时士大夫浮华竞奔,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当时那些谈玄人物,满嘴里清静无为,满腔里声色货利,渊明对于这般人最是痛心疾首。
忧时志道的渊明,于此际只能让自己暂时沉醉于上古的真朴之风中,怀想一个真淳再临的桃花源。的确,桃花源乃出于渊明对当时社会不满,而虚构的一个美好乐土。渊明诗文中屡屡提及“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五柳先生传》)皆可见渊明向往上古社会的淳朴,而恨生不逢时,只好透过浪漫、神秘的想象,创造一个与世无争的桃花源,实现其“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的浪漫愿望。而寄托着渊明理想的桃花源,也成了后人共同向往的乐园。
2.应对真诚
《宋书‧隐逸传》记载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宧可知,渊明不因自己的身份低微、家境清贫而羞赧,相反地,他用“诚恳”结交各种身份的朋友,用“热情”弥补家中物资缺乏的窘境,用“率真”化解世俗多余虚矫的人情,直率地以他的真性情,处理人际间的应对进退。《宋书‧隐逸传》另外记载了一件事:“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将渊明的真淳自然表露无遗,与当时名士的风流神韵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晋书‧隐逸传》则记载渊明为了解决家中的经济困境,于是央人求官时直言“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不似一般人求官时,伪以满口的社稷福祉,满腔的热血抱负,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欲;渊明则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为官乃因贫穷,并为日后的隐居生活作打算。后来发觉自己实在不适合久留官场,便“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宭。对此苏轼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云: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这些记载,可看出渊明不拘俗套的率真性情,正如同《五柳先生传》中的自况:“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表面看来不讲情面,其实无非是真性情的表露。一个心胸坦荡、任真自得的人,方能自俗世的纷扰与羁绊中超脱,并了悟生命的真谛与价值,获得世人的推崇。
3.困境直抒
对于自己的生活实况与心路历程,渊明往往直言不讳,诉诸于诗文。如《五柳先生传》中,渊明便直言其家境“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从不隐瞒自己贫穷的家境;同时,在赞语中则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来肯定自己,不在意旁人可能的讥讽,但求“乐其志”。而最经典的,莫过于他的那首《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我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苏东坡曰:“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屖尽管苏轼为渊明饥至乞贷的辛酸处境,心痛不已,但“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的渊明,尽管也有“不知竟何之”、“叩门拙言辞”的窘境,但他却能坦荡的呈现这令人难以启齿的一幕,并且表达对主人的善意,铭感五内。明‧钟伯敬亦曰此诗“妙在无悲愤,亦不是嘲戏,只作寻常素位事,便高、便厚、便深”屔,可知,尽管生活处境咄咄逼人,但渊明自然无伪的性格,使他坦然去面对,亦是他获得后人尊崇的重要因由。
四、尊重人伦的仁爱襟怀
渊明在隐居其间,未如遁迹山林的隐士们那般铁石心肠,无视亲友的声声呼唤,执意远走人间。山林隐士们远离的结果,既无妨于统治者的野心,反而徒留亲友的伤感,陷自己于违背人性的煎熬之中。因此,这种穴居岩处之隐,除了彰显人格的可贵外,实无生活美感可言。
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着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的确,渊明之隐,除了消极抗议纷乱的政局之外,更是积极循着本性发展的生命升华之隐,故能呈现一个有情有爱的美丽人生。
1.挚爱亲人
渊明虽然乐于游赏庐山的美景,但“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为了亲朋好友,他婉拒了隐居山林的邀约,足见渊明对亲友之情的热爱与重视。在渊明的仕宦阶段,曾经历“行行循旧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即知其归心似箭与怀亲之情。接着再看《祭程氏妹文》与《祭从弟敬远文》。对于程氏妹即使“服制再周”后,渊明回想她生前“有德有操,靖恭鲜言,闻善则乐。能正能和,惟友惟孝”,依旧不禁“感惟崩号,兴言泣血”,抱怨“彼苍何偏,而不斯报”。对于从弟敬远,渊明怀念他“孝发幼龄,友自天爱。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后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温,其言则厉。乐胜朋高,好是文艺”,并回想两人“惟我与尔,匪但亲友。父则同生,母则从母。相及龆齿,并罹偏咎”的患难与共,也曾一起“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如今渊明却只能“望旐翩翩,执笔涕盈”。两篇皆以真情与血泪写成,故字字凄楚、句句感人,足见渊明对手足的情深意真。
对于儿子,无论是《与子俨等疏》中“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表达的爱怜与自责,或《责子》中“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直接而诙谐地数落孩子的不争气,皆是渊明爱子情深的流露。另外,渊明曾遣一人力予其子,以照应其生活,而嘱咐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峿,“既可以见出做父母的仔细,尤可见出人道主义者的深广底同情”。
在渊明与亲人的互动之中,可知渊明深情至性的形象,确有别于离群索居者,尤其能呈现其真淳善良的特质,而让人在内心深处敬爱。
2.素心文人
渊明选择躬耕田园,甘愿做一个“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的农夫,但他毕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士,整天与野老话桑麻的日子,难免会觉得孤单。晋安帝义熙四年,诗人的草庐,在正夏的长风中焚毁殆尽,第三年迁居南村,并作诗陈述当时的心情: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
对于住宅的舒适与否,并非渊明在意的事情。移居南村的主因是当地有许多“素心人”,他们的相处模式,大致如渊明所述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移居》其二)平日各自忙于农作,闲暇时则登高同游、聚酒为欢,赋诗共赏。这些诗文之友,指的是在“渊明集中,或史传曾载有与渊明性情较投合,明示乃以道义相交,或有赠诗之朋友者,如庞主簿(遵)、邓治中、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松龄)、张常侍(野)、殷晋安(景仁)、周旋人、颜延之等。”峱渊明在《读史述章》其三云: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
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
诗人对管仲、鲍叔牙间亲密的友情,给予赞美,正如他对于朋友也都真诚相待,表现真切的关怀。如“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答庞参军》)对于庞参军的远行,渊明表达了诚挚的祝福,也流露淡淡的忧心。对于朋友殷晋安的出仕,渊明则抱持“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的态度,正如任真看待自己的仕隐一般,他也尊重朋友出处之路的选择,所以仅叮咛他:“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不舍之情尽在言中。
与陶渊明、刘遗民合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应江州刺史檀韶的邀请,与祖企、谢景夷三人在城北讲《礼》。渊明于是写了《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提醒他们“相去不寻常,道路邈何因”,颇念旧情的渊明,表明“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话中虽有不满,仍衷心盼望“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可谓语意真切、用心良苦。这些与朋友酬答的诗文,显示渊明虽然对政局的纷纷扰扰失望透顶,但他对朋友的诚挚之情,却无丝毫减损。
3.邻曲农人
归隐田园的渊明,在农耕时结交了一些“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农友。清‧温汝能曰:“『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峷相对于官场的尔虞我诈,渊明就在这么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环境中,享受着他的隐居生活。渊明与他们“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杂诗》其五),一片和乐融融的农家景象,近人孙立群云:
田园的清新素野,山中农人的淳朴随和,都与陶渊明的自然、真率的天性相契,使他返自然、求真朴的夙愿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即使“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渊明亦乐于与其开怀畅饮。渊明以平淡之语言,写浓郁之人情,故字里行间,散发着带有泥土香味的亲切情感,描绘了一个人情和乐的淳朴农村。
五、交融物我的悠然气韵
陶渊明以艺术家的纯净心灵,在浊酒、琴声与田园山林的相伴中,品赏着大自然的优美静谧,让他得以超尘绝俗的襟怀,暂时放下种种人生困境带来的烦郁,并激起他的审美灵感,创作了许多雅淡清新的诗歌,以美学的方式,呈现他在隐逸生活中的思考与感受。
1.日涉田园
陶渊明享受着游目、亦游心于山水田园之间的快乐,并透过心灵将之化为美诗篇篇,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诗人欣赏着知还的倦鸟,也反照自己内心对“吾庐”的眷恋,漂泊的心灵,就此平歇于田园之间,并于赏游天地自然之际,神与诸象会、情与众景融,一股喜悦之情,流转于物我之间,而臻于交融无间之境。所以,诗人不仅把自己安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也把情感投注于田园稼穑之中,用艺术眼光欣赏“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着”所呈现的各种情与趣。正因为诗人的精神,如此契合于田园风光,故能谱出如此的美感,使诗人的世界,里外融合为一片宽阔、欢欣的美境。
陶渊明渊明的诗之所以能这么自然,是因为他的心,已经先与自然丘山相契合,所以方能精准传达他在农村的实际感受,并还原这些他耳经目击的景象,一个淡而有味的面貌。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被东坡许为“才意高远,造语精到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帩的佳作。可知丘山的平淡闲远,正是他血液脉动的频率,也是他旷远心灵的游赏天地。
渊明对于其所生存的天地,用其胸怀中无限的“爱”与“赏”来体验,所以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自能入其胸怀而皆可爱。这过程不仅拓展了他对美感的认识与经验,也提升了他所传达的美感境界。渊明将物我间的回响与交流,行诸于诗文,故字里行间有一番自然的真趣与理趣。这些无需透过形名之争,也无需透过性情之辩,只要透过渊明满眼的爱赏之意,与满腔的纯洁之情,自能化为情采篇篇,还原天地万物真实的面貌,并赋予更加动人的情感。如: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其七)
高洁的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甘心为了采菊而屈身篱边,此时高洁之气,回响于诗人与菊丛之间,构成一幅悠然淡远的美丽画面。在田园悠闲的生活里,渊明沉淀了济世理想落空的悲哀,而醉心于宽广无际的美丽世界,并在饱满的诗文之中,留下了美好高妙的意象,以及顿悟生命的悸动。这悸动的体验,如《庄子‧齐物论》所谓的“大辩不言”庨,是“诗人在会景生心,体物得神后,用形象的语言,将独特的体会表现出来。”庮可以说感受美、醉心美、创造美、定义美,是渊明以心灵与田园对话的方式,而他的田园诗,则是对话后的美学结晶。
2.寄酒为迹
有人统计,渊明诗文中与饮酒有关的文字达十多个,标明与酒有关的作品共二十三首庪。他曾自称“性嗜酒”(《五柳先生传》),颜延之称其“性乐酒德”,沈约《宋书‧隐逸传》中,则收录了“公田种秫”、“王弘同饮”、“延年留钱”、“重九无酒”、“欲眠卿去”、“葛巾漉酒”等与酒有关之事弪,以及“慧远许饮”诸事,皆呈现了渊明好饮的形象。借着微醺的酒意,渊明可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在一觞一挥中,便将出处、进退、穷达、贫富、生死以至于儿子不成器等种种世情一一化解”弰;也可以“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而达物我冥合的胜境。更可以如《饮酒诗序》所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
藉由酒,渊明可以“与神话仙人相对相晤,与天地古今相出相入,这是多么超脱逍遥的人生境界。”可以说,酒丰富了渊明的隐逸生活,也酝酿了渊明的隐逸形象。因为渊明的出现,酒和诗的组合,酿出了更有深味的隐逸之美,也酝酿了“笃意真古,辞兴婉惬”的诗文。
3.抚琴寄意
渊明曾自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可知渊明自幼即受琴、书之教养。在其成年后,虽可藉浊酒寄其欣慨之心,但依然常与琴、书相伴,而吟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故即使“息交游闲业”,他依然在“卧起弄琴书”、“觞弦肆朝日”的生活中,藉由书、酒、琴三者的陶冶,化解其生命中的种种愁苦。
渊明的好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渊明是:“晨烟暮霭,春熙秋阴。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呈现了渊明生活的美感、思想的超越、物我的冥合,形成一幅形象悠然的美图。其中,为后世文人津津乐道,也争论不已者,是《宋书‧隐逸传》记载:
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而陶醉于其中地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悢,直达老子“大音希声”悈的境界,近人朱光潜曾评论此事云:
这故事所指示底,并不是一般人所谓“风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
的确,渊明长期在书中智慧、酒中深趣、琴中大音,以及田园景物的涵养之下,渐次摆脱生命困境于其心中的酸楚,进而拥有超脱的心灵,故能与天地之美声直接契合,而达此“得鱼忘筌”的高超境界,甚而成为天地自然之美的一部份,绽放着真淳之美的光辉,成为其隐士形象的重要元素。
渊明的归田隐居,无论是出自对政治乱象的抗议、避祸远害的全生之计,或是修真养生的称心保淳,他都未像当代的许多朝隐之士,为了摆脱精神的空虚、身心的不安,而假风流放达之名,以服药养生、酣饮为常等扭曲人格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陷入痛苦的深渊。热爱人间的他,也没有选择极端的穴居岩处,自虐般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渊明顺着真淳的人性原貌,以最朴实的谋生方式,归耕于自然田园,既不涉官场的名利之争,也不受释、道教条的束缚,而在田园中,开创了一方可爱清新的天地,并诠释了一幅真淳感人的隐士形象。
渊明有着淡泊宁静的简朴心灵,故能在艰困的环境中,劳动着躬耕田园的无悔身影,并展现其安贫乐道的无戚容颜。此外,他也在书本的启迪与人生的际遇里,体悟出“心远地自偏”及“委运化迁”的人生智慧,而终身不移其归隐田园的抉择。并在大叹真风告逝之际,真能卸除虚矫的人际往来,并在其诗文中对其人生际遇,作实况的直抒,而无丝毫的造作与掩饰。对于挚爱的亲人、素心的文友、共甘苦的农友,他也不吝展现其关怀与热情,呈现其仁爱的襟怀。同时,在浊酒、琴声,与满眼的田园风光中,与自然天地对话,酝酿出一股物我交融的悠然气韵。这些都是渊明之所以受到后人尊重,并公认为隐士典型的重要因素。
渊明以质朴流畅的语言,记录这些隐逸生活中的辛苦与趣味,也呈现切身的欢乐与悲愁,当中有自然的原色,也有令人神往不已的哲学意境,皆焕发着一道道清新恬淡、质朴率真的流彩,使隐逸的情境,由消极的逃避悲愤,转为积极的品赏生命。
在一幅幅恬静淡远、美不胜收的田园诗中,款摆着诗人高妙的性灵和神韵,引领着国人,在诗与生活中,往更高的美学境界摆渡。于是,隐逸不再是生命面临无可奈何时的悲歌,而是生命美学的创作与展现。拿着锄头的渊明,不畏日晒雨淋,虽然未能在贫瘠的农地上年年丰收,让他的生活远离贫困;却在荷笔而耕的岁月中,埋下了种子,长出日后风姿飘逸的奇树,绽放恬淡、清新的花朵,不仅引导着中国诗作的审美方向,他潇洒的身影与真淳的形象,亦成为隐士中最令人向往的典范。
参考文献:
《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美学辞典》,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寻找古典之美──诗词探艺录》,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文化艺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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