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诚脑科（神经外科的开拓者王忠诚院士）

王忠诚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创始人之一。他是吴孟超之后第二个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医学专家，也是医学界获此殊荣的区区几位科学家之一。

今年是王忠诚逝世十周年，分享他生命中的若干细节，借以追忆缅怀，也期待给读者以启迪——

1980年动工的那一天，王忠诚出席了奠基仪式。随后，他就把自己的铺盖搬了过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医院的设计和施工中。他住在一间破旧不堪的小平房里，周边到处是杂草蚊蝇，环境和条件都相当差，但他没有在乎，一直坚守。

王忠诚不懂建筑设计，但他有个总体想法，那就是“顺其自然的构型，合理的格局，既满足使用功能的需要，又具备现代化的特点”。按照建筑设计师何平喜的说法：“医院的建筑设计与饭店、公寓不一样，不能造成高大的体型。因此，天坛医院在设计上力求实用、线条简洁，方便患者治病，减少交叉感染，有利医院的管理，同时又要在建筑造型上给人一种现代化新型医疗设施之感。”

天坛医院设计占地面积85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92000平方米，功能是国内唯一的以治疗研究神经外科为主的大型综合医院。设计主体建筑由门诊楼、病房楼、手术楼、放射楼、科研楼、教学楼及附属设施组成。由于靠近天坛公园，不能破坏天坛古建筑群的空间完整，设计上必须有新的突破，楼层不能超过六层。因此，总体规划采取了分数式布局，把两幢主体楼设计成两个凹型，坐东朝西，周围环绕小建筑，充分体现了现实精神和时空观念。设计师还吸取国外先进理论，结合院址的实际情况，设计出了“地下环状主街”，用主街把门诊、病房、手术楼、科研、供应等有机联系起来，使自由尽端的各部既可“各自为政”、“自由发展”，又不影响医院总体完整和正常运转。

医院原定投资700万元。但是，要建设一座现代化大型医院，这点钱远远不够。王忠诚只好一次次找有关部门申请追加经费，最后追加到5800万元。

开工后的某一天，王忠诚站在北京天坛公园南面的一片建筑工地上，看着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不由心潮起伏。医院得以开工扩建，其中凝聚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当然，这些并不是他心潮起伏的原因，真正让他激动或担心的，是他内心那个远大的志向如何更好地实现，他脑海里那个宏伟计划如何更好地落实。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来工地看一看，用目光记录每一栋建筑成长的历程。

工地上开始呈现出医院建筑的雏形时，王忠诚按压不住内心的激动，特意带着一些同事来观摩。他指着那些建筑的雏形，兴奋地向同事们介绍：“那边是主楼，这边是神经外科研究所，靠近门口的是门急诊楼、辅诊楼，建成以后，我们的硬件条件会有很大的改善，最起码在亚洲是最好的。”

“那我们的设施设备是不是也要更新？”

“当然。我打算按照国外最先进的神经外科模式来建设，手术室装备必须是一流的，研究所必须拥有世界最先进的仪器设备。”

“太好了！那我们的神经外科在世界上就有一席之地了。”

“是啊！中国的神经外科不能永远处在落后局面，我们这代人如果不奋起直追，以后没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王忠诚和同事们看着远处的工地，兴奋地交谈着，脑海里都浮现出王忠诚描绘的美好蓝图，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医院和研究所的硬件开始建设了，软件也必须加强。王忠诚在关注着建筑工地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科研和临床工作，尤其是研究所的软件建设。1980年，他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目光投向了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神经流行病学研究室。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神经流行病学算是一门新学科，任务主要是研究神经系统病患的流行规律，找出预防措施。

为了引起大家对这门学科的重视，王忠诚特意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健康报》上。他在文章中指出，神经系统疾病在我国逐年增多，但病因还不明确，应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神经系统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规律与动态特征，以及影响这些特征的危险因素，进行深入的病因研究，采取相应的预防对策，促使发病率下降。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准备，王忠诚决定在北京搞一次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王忠诚把流行病学调查的范围选在了市中心的西长安街地区，这一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这个地区有比较健全的卫生保健组织，人群居住情况稳定，职业种类比较齐全，比较适合流行病学调查。其次，这个地区是北京市第二医院的心血管病预防区，谋求和第二医院合作，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流行病学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做起来很不容易，单靠刚成立的神经流行病学研究室很难完成任务。王忠诚又在医院其他科室抽调了一些人员，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培训，充实了力量。调查表没有现成的，他们就拿来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英文样本进行译制，确保表格的规范。为了对脑血管病、癫痫的危险致病因素进行调查，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张重点病种复查记录表。

为了保证调查的可靠性，王忠诚和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特意制定了统一的严格的诊断标准。总的要求包括三条：一是要有典型病史和体征，二是发病时有市级以上医院专科医生的明确诊断，三是经调查组神经科医生集体讨论或做一些必要的辅助检查后最后认定。

1981年5月，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王忠诚就和神经流行病学研究室的同事们开始了实践。他们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19个居委会中选定了5个居委会，从45325人中选定了11493人作为研究样本，开始了逐门逐户的调查。

王忠诚亲自带领程学铭、李世绰、王文志等同事，在市二医院的配合下，拿着调查表走进了居民家中。经过认真细致的询问，辅之相应的体检，他们按严格的统一标准填好表，一丝不苟，井井有条。

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7月，才算完成了家访调查，实际调查了10941人，占应调查人数的95%，占总研究人数的24%。

随后，神经流行病学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分析。结果表明，在北京市西长安街地区，神经系统的疾病并非少见，总患病率超过了万分之五百五，疾病谱从高到低依次为：周围神经疾病、脑血管病、颅脑创伤、癫痫和颅脑肿瘤。其中，脑血管病的患病率虽然不是最高，但死亡率高达0.296%，对人群危害极大。脑血管病的死亡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男性的死亡率略高于女性。脑血管病的致病危险因素主要有高血压、心脏病及遗传，在154例脑血管病例中，97例有高血压病史，占到63%。

癫痫是神经系统的常见病，被认为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抽样人群中，共发现44例癫痫患者，患病率千分之四，以儿童和青少年为多，高峰在10岁到20岁之间。对可能病因的调查表明，有9例属早产或难产儿，明显高于其他因素。

这次调查，首次对神经系统疾病在城市人群中的分布做了系统的描述，对脑血管病和癫痫的危险致病因素进行了探讨，为防治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思路、方向和方法，一举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并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和好评。

神经流行病学研究室首战告捷，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我国在神经流行病学的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忠诚并不满足，之后不久，他又对《北京市西长安街地区居民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进行了扩展性研究。根据卫生部1982年重点科研课题计划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协作要求，由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牵头，与长沙湖南医学院、成都四川医学院、广州中山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银川宁夏医学院协作，开展了北京、长沙、成都、广州、哈尔滨、银川等六城市居民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方法仍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统一的调查表，在限定的样本人群中进行逐户家访调查。六城市框架人口共940372人，整群随机抽样选取65067人为调查样本，实际调查63195人，占样本人群的97.1%。本次调查对检测脑血管病、癫痫、脑瘤、偏头痛和锥体外系疾患等有高度敏感性，所有提示有神经疾患的阳性应答者，又都经过神经科高年主治医师检查才确定最后诊断。结果显示，六城市居民中各种神经疾病并不少见，患病率达到5.4％，几种主要疾病的时点患病率及年龄调查率分别为：完全性卒中620及719，癫痫457与440，偏头痛627与544，颅脑损伤783与707。王忠诚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北方比南方脑血管病患病率高，哈尔滨达到1.23%，而广州仅为0.39%，北京则比哈尔滨少，比广州多。此项调查，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级奖（二等奖）。

再后来，王忠诚又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全国21个省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人群扩大到30余万人。这次调查，摸清了我国神经系统疾病的流行情况，首次获得了国内完整神经系统疾病流行病学科研数据，为国家制定卫生政策提供了依据，填补了国家在这方面的空白。这次调查的成果，再次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级奖，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世界卫生组织还专门派专家学者来到中国，与王忠诚进行了交流。

在几次神经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研究所由宣武医院搬迁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天坛医院。

（摘选自作者本人的《王忠诚的故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