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剧发源于哪个时代（什么是滇剧）

滇剧是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滇剧发源于哪个时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滇剧发源于哪个时代

滇剧是丝弦（源于较早的秦腔）、襄阳（源于汉调襄河派）、胡琴（源于徽调）等声腔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云南九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和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

滇剧是戏曲剧种。滇剧包括丝弦、襄阳、胡琴等3种声腔和部分杂调于明末至清乾隆年间先后传入云南而逐渐发展形成的，逐渐吸收当地民间艺术，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剧种。滇剧的丝弦、胡琴、襄阳三大声腔和一些杂调，都来源于省外传人的戏曲声腔：丝弦源于秦腔，胡琴源于由腔演变成的徽调，襄阳源于楚调(辛亥革命后改称汉剧)，三种声腔，传人云南后，结合云南的方言语音和风土人情、民间音乐，发生了变化，逐步形成了滇剧的三大声腔。此外，滇剧的昆头子、昆倒板之类，同昆腔有关，而平板、架桥、人参调、安庆调等，则同吹腔(又名石牌腔)有渊源关系。这些声腔在云南戏剧舞台上融汇之时，就是滇剧形成之日。

丝弦腔源于秦腔，在滇戏三种构成因素中是主要的一种，它的唱法有“甜品”、“苦品”之分，可用于喜剧，也可用于悲剧。胡琴源于徽调的石牌腔，与二黄腔同源，故近似京剧二黄，但与京剧二黄又有不同，没有〔原板〕，其中有一种〔梅花板〕是由〔二流〕跺起来加以变化而成的，在歌唱中夹带诉说，可以唱到数十句不觉其繁复，真是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常用于《黛玉焚稿》之类情节悲啼的戏里。

襄阳腔来自湖北汉剧襄河派。由于长期在云南流行，不断发展，并以云南土音演唱，与汉剧西皮已不尽相同而自具一格。特点是曲调流畅，旋律轻快、幽默，长于表达轻松欢畅的情绪。

胡琴腔即二簧，来自徽调，入滇后也具有了地方特点，其曲调庄重、委婉。杂调有以唢呐伴奏的“七句半”，以南胡伴奏的“筒筒腔”，以锣鼓打击乐器伴奏的“课课子”等，多用于生活小戏。

几种声腔的使用，多以丝弦腔为主，一般有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出戏一种声腔歌唱到底，如丝弦腔的“春、梅、花、梵”四大本（即《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梵王宫》）等;另一种是多种声腔混用,艺人称“两下锅”或“三下锅”，如《二龙山》是胡琴、襄阳“两下锅”，《三祭江》、《杀四门》等是“三下锅”。

滇剧的三种主要声腔，结构均为板式变化体，都有倒板、机头（类似回龙，但变化更多）、一字、二流、三板和滚板等板式。此外，各声腔又有各自独有的板式唱腔，如丝弦腔有安庆调、坝儿腔、二十四梆梆、飞梆子等；胡琴腔有平板、架桥、梅花板、人参调等。伴奏乐器丝弦腔以锯琴(近似秦腔的二股弦)为主，襄阳腔、胡琴腔以胡琴为主。此外尚有南胡、月琴、三弦、撒啦（大唢呐）、叫鸡（小锁呐）、笛子等。打击乐器有小鼓、大鼓、梆梆、提手、大锣、小锣、钹、碰铃、镲等。

滇剧的发展，已经历了清代、辛亥革命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个阶段。清代，是滇剧孕育、形成发展到逐步兴盛的时期，继前边提到的3个滇剧班子之后，又出现了泰洪、庆寿、福升等戏班，曲靖地区也出现了玉林班。到了光绪年间，滇剧已经比较兴盛。不仅有了职业戏班，农村中的一些业余滇戏班子也纷纷成立。辛亥革命时期，滇剧逐步建立了戏园，蒙自、个旧、东川等地也先后出现了戏园。辛亥革命后，业余滇剧艺人梁星周、叶少庄等搜集了200多出小戏，印刷经销，流传较广。民国时期，滇剧由兴盛逐步走向衰落。特别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反动军官杨据之对艺人抓、打、关、骂，进行人身侮辱，许多艺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奔外乡。杨据之还搞来一些青年，成立科班，大肆演出宣扬封建迷信的剧目。由于反动派的摧残，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滇剧已濒临绝境。

据云南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乔嘉瑞介绍，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改人、改戏、改制”的3改活动，省和许多地、州、市、县都建立了国营滇剧团。1950年，省里成立了实验滇剧团，1953年改为省滇剧团，1960年建立了省滇剧院。在这段时期，很多优秀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也被分配到了滇剧团，记录、整理了一批又一批传统剧目，剧团和省文艺学校先后招收和培养了数百名滇剧演员及编导、音乐、舞美人才，大大充实了滇剧的新生力量。滇剧获得了新生和迅速发展。

任何事物都有兴盛和衰败，到了80年代末，大家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方面有了不同的需求，滇剧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也有了衰败的迹象。虽然滇剧具有很高的艺术形态，讲究“四功五法、唱念坐打”，具有“雅俗共赏、古今同趣”的乐趣，但滇剧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解码”，一个完全不懂古老剧种文化的人，刚接触时会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新生一代难免会被更易于接受、更有娱乐性的东西吸引。90年代后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建设，文化如水、润物无声，古老剧种需要保护，“文华奖”、“梅花奖”等各种奖项的设立保护了滇剧的发展。这次举办的滇剧花灯艺术周也促进了滇剧花灯等地方艺术的振兴。

据1962年初步统计,传统剧目已记录大小剧本有1600多本。其中有秦腔路子、川路子、京路子和滇路子之分。秦腔路子与丝弦腔一起传入,滇剧如《春秋配》、《花田错》、《高平关》等。川路子来自川剧，如“五袍”：《黄袍记》（赵匡胤雪夜访普）、《青袍记》（梁灏八十中状元）、《白袍记》(尉迟恭访薛仁贵)、《绿袍记》（萧何月下追韩信）、《红袍记》（刘知远打天下）；“四柱”：《炮烙柱》（纣王诛梅伯）、《水晶柱》（观音收鼋妖）、《五行柱》（孙悟空闹天宫）、《碰天柱》（共工触不周山）等。京路子来自皮簧戏（徽、汉、京剧）,如《打渔杀家》、《坐宫》等。滇路子分两种:一种是本省作者或艺人编写的当地历史故事戏，如《薛尔望投潭》、《逼死坡》、《宁北妃》、《陈圆圆出家》，以及辛亥革命后编的时装戏，如《一碗虾仁》、《新探亲》等；另一种是移植外地剧种的剧目，发展后自成一格，如《三国》、《水浒》、《红楼》等戏中的部分节目。此外尚有《打面缸》、《大裁衣》等杂调小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理了大批传统剧目，并创作了一批反映白、傣、佤、哈尼等少数民族斗争生活的剧目，如《蝴蝶泉》、《望夫云》、《版纳风光》、《独手英雄》、《佤山前哨》等。较有影响的剧目有《牛皋扯旨》、《闯宫》、《送京娘》和已摄制成影片的《借亲配》等。

滇剧历史上，许多演员，以自己的艺术创造丰富了滇剧艺术，赢得了观众的赞誉。远的不说，新中国成立前后；活动在滇剧舞台上的著名演员就有罗香圃、张禹卿、栗成之、戚少斌、碧金玉、彭国珍等等，建国以后培养起来的在观众中较有影响的知名演员有万象贞、周惠依、李廉森、邱云苏、李少虞、王玉珍等。

滇剧的表演艺术由于继承和吸收了徽、汉、秦腔等剧种之长，使之具备了丰富扎实的基础。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向有“民族艺术海洋”之称，滇剧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在农村草台演出,吸收了民间多种艺术营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和乡土特色。不少名艺人都有自己的绝招，如李少白饰《审潘洪》中的潘洪，能通过头上纱帽的高低移位，表现出潘洪惊悸、焦急的复杂心情；花脸卜金山在《梅花簪》中饰禁子，只用一个锁牢门的动作，使观众似乎听见锁簧入锁的声音，从而表现了他对犯人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又如名须生栗成之，他所扮演的《清风亭》中忠厚老实的张元秀，《马房失火》中机智沉着的白槐，《四进士》中不畏权势的宋士杰等角色，个个栩栩如生。尤其是《七星灯》中的孔明，唱工相当吃重,为了表现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必须越唱越衰，而身衰心不衰，栗成之都表演得恰到好处，被誉为“滇剧泰斗”。

滇剧的表演善于刻画人物和富于生活气息，这是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如《牛皋扯旨》中的牛皋与陆文亮，《烤火下山》中的倪骏与尹碧莲，都是通过具有丰富生活内容的动作，表现出人物矛盾的过程，形象生动，性格突出，注意体验和体现角色的思想感情。另一特点是语言生动，通俗流畅，具有民间歌谣的风格，如《秦香莲》一剧中的许多唱词，与全国其它剧种都不同，词句明白如话，充满生活气息。

滇剧在云南民间广泛流行，拥有众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学士也是滇剧爱好者，由于他们的参与，对滇剧剧本的创作、加工，声腔和表演艺术的提高、改进起了很大的作用。云南原住居民人数最多的白族和彝族，有本主和土主崇拜习俗，各村寨都有本主庙或土主庙，庙内均有戏台。每年春节以后至农历三月农事轻闲，便成了庙会的集中时期，几乎村村都要轮流唱戏，各戏班都生意兴隆。但是唱戏的演员更多的还是普通群众中的业余爱好者，开戏之前数周都要先请戏师傅到村中教戏。一过春节，便开始了各戏班的演出旺季，那些能教戏的主要演员更是特别奔忙。

剑川文人赵师程（赵藩之父）有《社戏曲》一诗对春社演乡戏有形象生动的描述：“南村北村同赛神，大男中男粉墨新。大男昂长扮项羽，中男学扮虞美人。下台不除紫巾岸，收场不洗翠眉频。但逢相识拉拉次，肥肉大酒欢良辰。明年多收十斗麦，为君再把粉墨匀。”由此可见滇剧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云南许多地方都有群众性自发组织的乡戏班，平时常有数人相聚，拉起二胡、打开锣鼓清唱的“打围鼓”活动，茶馆是开展这一活动的主要地点。此风在城镇尤盛，昆明等地的茶馆几乎终年锣鼓声不断。

一些滇剧特有的剧目在艺术上有浓郁的云南地方色彩，在内容上也强烈地反映云南的社会状况。1884年中法战争，帝国主义侵略的触角已直接伸向云南，全省民众群情激昂，护路、护矿，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逢勃开展，继之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亦得到云南志士的积极响应，滇剧成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手段。为适应民主革命形成的发展，便产生了滇剧改良活动，一批反映云南历史和现实题材的剧目出现，深受欢迎。

滇剧自出现之日起就是大众型、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大理、玉溪的群众一直都很喜爱这种剧种，但相对于花灯来说，滇剧要求更高，更城市化，表演更难，对剧本的要求也更高。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非常有名的剧目，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编排，但编排好后被束之高阁。比如1999年，《赵京娘与赵匡胤》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轰动，演出结束后演员被围住要求签名合影。演员冯咏梅更是获得我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但《赵京娘与赵匡胤》自上京演出回来就没有在玉溪公开演出过。优秀的节目难与观众见面，一则是观众的兴趣问题，另一则可能就是剧目与观众还有一定的距离，不管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剧目取材上都不能适应观众多方面的要求。在记者采访省滇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树萍、周霞（此次滇剧花灯艺术周中展演的滇剧《童心劫》里两位女主角）时，两位演员也表示，放下滇剧高雅的架子，加入群众更感兴趣的东西，从群众的角度来编写剧本，改变传统的冗长的演绎手法，真正走到群众中间，对于观众与滇剧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也可能使滇剧更好地被观众和市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