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少年对孩子的影响（儿童期受到忽视的青少年）

近年来，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率逐年增长，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4%-15%的青少年至少有过一次自伤行为。非自杀性自伤是有意的、自主的、非文化认可的、无有意识自杀意图的身体伤害。

与自伤不同，自杀行为反映的是明确的死亡意图，虽然发生的次数不频繁，但具有较高的致死率。中国高中生的自伤发生率为22.4%。

以往研究报告了儿童和青少年的自伤终生患病率为22.1%，有自伤行为的被试比没有自伤行为的被试有更多的边缘性人格障碍症状。

因此，自伤行为需要被关注，尤其是处在心理发展“暴风骤雨期”的青少年。

根据自伤发展和维持的综合理论模型，远端风险因素例如童年期虐待与忽视、家庭的敌意与批评，都会导致个体产生自伤行为，一项研究中高达79%的自伤者报告在童年期受到过虐待或忽视。

童年期的忽视经历会对个体的内部心理适应以及外部人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研究者从个体内部心理适应和外部人际因素探讨青少自伤行为的产生原因时，个体内部因素包括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以及自尊，外部人际因素包括人际矛盾、亲子关系等。

情绪管理的生物社会模型认为，个体情绪系统管理障碍是由个体先天的情绪脆弱性以及后天不良社会环境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后天不良社会环境主要包括忽视与虐待，当个体对负性情绪无法进行调节时，则将自伤作为非适应性的应对机制。

童年期的虐待与忽视作为一种消极的生活事件，会影响个体的自我认知以及自我评价，例如造成较低的自尊水平。与没有自伤的被试相比，具有自伤的被试具有更低的自尊。自伤的自我惩罚模型认为，个体利用自伤表达对自己的愤怒以及自我贬低。

此外，外部人际因素通常被认为是自伤行为的诱发因素。高质量亲子依恋环境中成长的个体，亲子关系也更好，其产生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较低。

反之，则具有较高的非自杀性自伤风险。同样，社会支持作为风险因素的保护资源，缓冲模型和一般应变理论都表明，社会支持对不同类型的压力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

因此，研究将分别从个体的内部心理适应以及外部人际支持方面分别探讨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因素，同时采用质性研究访谈法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这些因素更深层次对自伤产生影响的内部心理过程。

一、个体内部因素在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影响中的作用

消极情绪调节预期的中介作用

研究一发现，消极情绪调节预期显著中介童年期忽视与青少年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消极情绪调节预期是童年期忽视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桥梁”，因此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提高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调节预期来起作用的。

以往的研究者关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两者之间的作用，并未关注个体具体的调节预期在这两者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女生的情绪调节能力比男生更差，与本结果不一致。本研究在消极情绪调节预期水平上未发现性别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研究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我们只关注青少年个体消极情绪调节预期的能力，而不关注个体积极情绪调节预期能力，对情绪调节预期能力的具体划分可能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当个体经历较多情感忽视与躯体忽视时，个体调节生气/愤怒情绪效能感就越差。消极情绪调节预期能够显著的负向预测青少年自伤行为，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消极情绪调节预期较低的个体也更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并且出现不适应行为。

因此，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十分重要。

为了帮助青少年有效的进行消极情绪来建立良好的心理状态，不仅要建立良好的家校环境，尽量减少消极事件的发生，同时也需要多方途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要时开展提供心理咨询，提高青少年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

自尊的调节作用

以往的理论和研究证明，自尊对个体自伤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研究中，自尊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同时消极情绪调节预期也对自尊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也就是说，消极情绪调节预期可以通过提高青少年自尊水平进而减少自伤行为。

结合相关的分析结果，研究发现，较低的自尊水平也会引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发展的病理模型认为，个体对自己的负性认知与评价会导致出现自伤的行为。

因此，低自尊可能导致个体的自伤行为。如果个体自身的消极情绪调节预期较低，加之个体的低自尊则更有可能导致自伤行为发生的机率增加，威胁青少年身体健康。

青少年的消极情绪调节预期水平较低则会更进一步降低个体的自尊水平。研究发现，自尊对“童年期忽视→消极情绪调节预期→青少年自伤行为”这一中介过程具有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中介的后半段路径受到青少年自尊水平的调节。

当个体的自尊水平较低时，消极情绪调节预期对自伤行为的作用更强，随着青少年自尊水平的提高，青少年自伤行为水平下降。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青少年在童年期遭受忽视时，导致他们与其他人的情感交流受限，可能无法觉察自己的情绪，以及无法使用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这种情绪调节无能感可能会伴随着青少年的成长，导致在青春期进一步产生情绪调节不能的情况。

当个体情绪调节能力较差，又加之不良经历造成的低自尊，那么个体在遇到消极事件时，便会引发更多的问题行为。

自尊对中介过程的前半段（即从童年期忽视到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路径并没有出现调节效应，说明童年期忽视这一负性事件经历对个体的消极影响较为稳定。

研究结果验证了个体自尊的风险作用，也验证了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不同因素不是独立起作用的，而是互相关联的，一种风险因素会削弱保护因素的带来的积极作用。

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自尊的发展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因此，如何提升青少年自尊水平需要引起关注。

二、个体外部因素在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自伤行为影响中的作用

将社会支持与亲子关系同时纳入结构方程模型中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但亲子关系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外部支持因素中，社会支持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影响因素。

研究二表明，社会支持与童年期忽视存在显著负相关，童年期忽视与自伤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存在显著负相关。

童年期忽视水平越高，青少年社会支持水平越低的原因可能是：

从心理动力学的客体关系理论关注家庭环境对个体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性角度出发，早期亲子依恋经验与互动方式对此后个体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早期依恋方式与人际互动模式成为个体人际关系的模板。

因此青少年时期经历过较差的亲子关系时，形成了消极的人际交往模板，个体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将之前学习到的人际模式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可能导致较差的人际关系，使个体感受到的人际支持较少。

当个体遇到突发事件无法有效处理时，便会采用消极的应急方式来面对。这也就解释了在研究中，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的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水平越低。

当亲子关系进入到结构方程模型时，亲子关系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以往研究表明亲子关系是童年期忽视影响青少年自伤行为的重要“桥梁”。

因此童年期忽视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减少不良亲子关系来起作用的，这符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远端产生的因素是通过影响近端的因素，进而对个体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可以解释为，遭受过童年期忽视的青少年的家庭成员可能更多采用忽视青少年的身体、心理需要的方式，而长此以往不良的应对方式对孩子童年的身心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创伤经历。

进入青春期之后，父母照顾方式可能仍旧比较固定，同时加之这一时期是青少年自我意识快速发展时期，以往的忽视经历，可能会导致青少年与家庭成员发生强烈的冲突。

亲子关系较差的个体，会使青少年的自我控制能力降低，加之青春期特殊的身心变化使得他们利用自伤行为来面对压力事件。因此，亲子关系不仅支持自伤行为的人际理论模型，同时也表明童年期忽视是青少年产生自伤行为的前端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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