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上的后母鼎（历史课本上的司母戊方鼎）

自从一尊青铜大方鼎从一个普通的北方乡村之中发掘而出，便成为了名扬海内外的历史文物，而教材的录入，也令其可谓是家喻户晓。

而这座四方大鼎的出土也同样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在安阳之地，村民在野地寻宝之中，用洛阳铲以及其他辅助工具便将其从仅十米余深之处将其发现。

后因正值战乱且走漏风声，为避免大鼎遗失，将其埋于马厩之下，因此躲过了入侵者的搜寻，而今方能于国内现世。

但随着考古学界的发展与古典文献学的设立，对于这个大方鼎的命名的考证与讨论日渐激烈，是延续出土之时的名称为司母戊鼎，还是按照作为反字而称为后母戊鼎，依旧值得商榷。

司与后的辩论

在出土后不久，关于大方鼎的名称的便早已有所异议，而真正引发大众关注，走进大众视野的还应是官媒的报告与取名。

随之后的大争论一直秉持着，无确凿之证据，无通晓之逻辑，便以先取名者为先，取大众所熟知之名为主。

关于取名之论辩，形成两大主流说法，一是称后，另外则是称司，主要集中在认为司字读法、解释不同以及后字出现的年代的争辩。

其中称司派，认为“司”应通祀，为祭祀之意，称后派则认为，“司”为镜像字，称之为后，而后则解释为君王、王后。

故此有人指出，后字出现的年代存疑，因最早出现的年代是为周朝，故此称为之后，也同样有人为之反驳。

考证的依据

而对于取名之争论之所以未能有明确的定论，主要在于对于青铜器的名字的考证，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以及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加入，如古文字、文献学、物理学等等。

对于青铜器的功用的考证不足，对于殷商时期的神巫文化的不了解，对于当时礼制制度的认识的不充分等等都有可能在判定器物上大相径庭。

对于殷商时期青铜器的探讨，不应简单将出土的器物都认为随葬之器物，不同的器物有着不同的功用与代表性意义。

而对于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同样也需考证，是否为专用随葬品，亦或是好友亲朋所赠或者贴身物品，依旧需要辨别。

其次，也应当对甲骨文字，特别是青铜器铭文的写作规律，和写作规范进行整理与探讨，这需要大量地对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进行精细化的研究考证。

据此，祭祀作为古代，特别是殷商时期这种巫文化，与部族文化为主的时代，尤为重要，是通神而显祖的必要仪式。

祭祀这个词，应用范围相对较广，因此作为中性词，少有感情色调，鲜有褒贬之意，中元节之由来出于殷商，对于祭祖之重视可窥见一二。

因此对于以“司”通祀的学术观点看来，在青铜器作为殷商时代的祭祀常用之器皿来看，“司”字出现的频率应当十分频繁。

然而在许多出土的，定性为殷商的绝多大数青铜器物，所刻的铭文上，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出现“司”字样。

再者从称后者处出发，依据百家冥器题名汇总，倘若将“司”解释为受人敬重，声望极高的意思，这个词同样是会出现而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之上。

应当在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看到，许多以“司”字而称的祖辈上辈父母等等，的铭文刻于随葬品之中，然而大量的青铜器发掘表明“司”字并不常见。

从古文行文语法分析来看，这种修饰性词汇放在人物名词之上，并不符合常用语法规则，所以将“司”诠释为有名望、有贡献等具有褒义性的解释并不准确。

而若将“司”字解释为王者、君主等，则司母戊可以称为君主之母，亦或王之母，后面的则为姓氏。

而这种解释在殷商出土的青铜鼎中，所刻的铭文中“司”字出现频次少，正好可以相互印证，为此这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而以司母为命名的青铜鼎为何如何之少，也可在王者、君王的解释上得到充分的证明，含“司”的青铜器无法在其他地方之中被发现，也正是因为“司”为王室贵胄之所专用词。

可以看到对于争辩之处最大之处，在于对“后”字出现的时期，存在着比较大争议，而基于对殷商时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整理与归纳。

从目前看来用“后”解释为司是最为之合理的选项，对此也可以反证“后”字在商朝时期便早已有之。

结语

对于那些刚刚发现而历史悠久的物品的出土，常常用其形状或其自带字所命名，有时也会通过文献典籍的推断，或是大众所乐于接受，便于理解的方式进行命名。

但可能随着其他文物的出土以及新的论证思路的出现，或许会有更好的解释，但是在对于这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也具有重大意义的出土名物尤其是青铜器在改名上应当更为慎重。

在对于文物的取名上来看，需要更为确凿、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论证和论据之后才再进行更换更为合理。

因此在换名的问题上减少争议，应当对于出土的器物的相关历史背景进行全方位的考证，并取得相应的成果。

其次除了对前期对应的学术见解进行对比之后，开展相关领域的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之中统一意见与看法后公之于众，接受不同的意见后再进行更名。

从目前所具有的论证上，论“司”为母的的思路更具有其合理性，但于根本上说，无论是司母戊鼎还是后母戊鼎排除学术论证之后并不影响其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

更应当看到的是，这个由殷商时期所造，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走到了现代人的面前，不仅仅为后人走近上古文明，了解殷商文化、经济、生产有着巨大的帮助。

其中更为重要的是这尊四方鼎的出现，证实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与相较于同期其他地域有着更为强大的生产力和更为高的文明发展。

这在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提高我们民族的认同感，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方面，其所具有的潜在的精神方面的文化价值才是值得去重视和感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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