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江南百景图（省图藏柳河东集背后有故事）

省图藏《柳河东集》封皮。

《柳河东集》内页。

提要

辽宁省图书馆藏有明刻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诗人柳宗元著《柳河东集》，此集是在宋代刻本基础上翻刻而来，并且增加了明代学者的集注。书中收录柳宗元600余篇诗文，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此书也见证了刘禹锡、柳宗元两位文豪之间生死相托的真挚友情。

寓言成为独立文学始自柳宗元

吴 限

提起柳宗元，人们就会想起他写的那些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比如《黔之驴》《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等，它们都出自《柳河东集》。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东指出，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而寓言小品是其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柳宗元开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开拓了寓言讽刺文学的创作方向。

首先，柳宗元促成了寓言文学的独立性。

中国早期寓言多是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历史散文。他们的创作无一出于纯文学的体裁，多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情节的比喻形式出现在散文中，是散文里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没有独立成篇。

“只有到了唐代柳宗元这里，中国古代寓言文体才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李东说，柳宗元的寓言每篇都是单独命名，独立成篇，每篇都有着全新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形象、十分讲究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行为，使寓言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样式。像《黔之驴》，即成语“黔驴技穷”的出处，还有《蝜蝂传》《骂尸虫文》《哀溺文》等，都是极为出色的短篇文学作品。它们集说明、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全文一气呵成，文已尽而意未尽，成为短小精悍的文学经典。

其次，柳宗元促进了寓言创作方向的转化。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的，如《庄子》《孟子》《韩非子》等，都是政治哲理寓言，讽刺的特色没有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往往只是阐理说教的手段而已。

柳宗元深入社会实践，结合自身对封建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发之以激愤”，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

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讽刺艺术，锋利的笔触勾勒了唐末各种猥琐人物的脸谱：《黔之驴》是对外强中干的小人物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而其实是无德无能;《大鲸》讽刺和警告唐朝那些专横跋扈的藩镇与世家大族;《永某人之鼠》抨击那些自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的惨祸……这些寓言，深刻有力地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嘴脸，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组画。

“总之，柳宗元寓言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动，结构完整，语言凝练，体现出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使中国古代寓言产生了质的飞跃，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李东说。

壹 明代刻本翻印宋代版本

在辽宁省图书馆古籍善本库房，明刻本《柳河东集》静静地躺在一个精巧的楠木书匣里。眼前的这本“集子”，用蓝布函套装帧，保存完整，书签题有“柳河东集”字样，字体隽秀舒朗。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柳河东集》原名《唐柳先生集》，又称《河东先生集》，是柳宗元去世后，好友刘禹锡遵其遗嘱为其编的诗文集。刘禹锡在《柳河东集》序言中写道：“(柳宗元)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从中可知，柳宗元知道自己不行了，把遗作留给刘禹锡。刘禹锡当时编次的柳宗元文集(以下简称“柳集”)为30卷本，可惜的是，到宋代时刘禹锡的编本已经散失，后经北宋文学家穆修多方访求，得一“柳集”传抄本，他以此为底本开始编修《唐柳先生集》。

穆修编修《唐柳先生集》为天圣元年(1023年)。这个时间距离刘禹锡首编“柳集”已经过去了200多年。这200多年间，“柳集”在传抄过程中，由原先刘禹锡编撰的30卷增加到45卷。刘冰说，因刘禹锡编辑的“柳集”已经散失，所以宋代穆修编校的45卷本便成了后世“柳集”的祖本。

“可以说，宋代的柳学研究就是从穆修开始的。”对此，清代四库馆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正是由于穆修对柳宗元文章的全面校勘，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柳宗元流传下来的诸多作品。”刘冰说。

从宋代以后的刊刻情况看，元代未见有新的刊本，直到明代才有新的刻本出现。“省图藏《柳河东集》是明朝的蒋之翘在宋代刻本基础上进行翻印的。”刘冰说，明朝晚期，国势衰退，但书籍出版业却极为盛行，汇编翻刻前人诗文集的风气十分盛行。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崇祯六年(1633年)，蒋之翘辑注刊刻《韩柳合集》。这里的韩指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由此可见，蒋之翘将韩柳二人的文章合并刊刻，省图收藏的是柳宗元的文集。

在刘冰的指导下，记者小心揭开一页页泛黄的纸张，蝇头小字字硬如骨，密密匝匝。刘冰介绍，省图藏的这套《柳河东集》为明代“三径草堂”刻本，全书共45卷。每页9列，每列17字。版心上题“柳河东集”，下署“三径藏书”。

刘冰介绍，国内除辽宁省图书馆外，尚有上海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部门藏有明代刻本。

贰 被贬十年是柳宗元创作高峰期

《柳河东集》因柳宗元为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而得名。全书共收集柳宗元作品600余篇，其中诗140余首，还有其他文体。全书按文体分类编次，包括雅诗歌曲一卷、赋一卷、文39卷、诗2卷、《非国语》2卷，外集收文21篇。卷首有刘禹锡所作的序一篇，“凡例”一篇，介绍此书的由来。《柳河东集》确立了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东看来，《柳河东集》中的诗文展现了柳宗元多方面的才华，其中诗歌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政论文章说理透彻、论证严密，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山水游记言语简练、文笔优美，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山水风光;而寓言生动有趣、富有哲理和现实意义，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近代梁启超和胡适都将《柳河东集》作为国学入门必读书进行推荐。直至今天，书中仍有多篇文章，如《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等入选中学教科书。

李东认为，柳宗元在散文上的成就大于诗歌。柳宗元的散文内容丰富，寓言和山水游记是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两类。在寓言方面，他把《庄子》以来仅作设譬(打比方)之用的片断寓言，发展为完整的、更富于文学意味的独立短篇，而且直接用来讽刺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如《三戒》《蝜蝂传》《罴说》等;山水游记方面，柳宗元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如《永州八记》等一批游记文章，在细致入微的情景刻画中，渗透着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家国情怀，是对前代游记只进行客观描画的跨越式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柳宗元在文学史上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和韩愈一起在文坛上发起领导了‘古文运动’。”李东说，柳宗元和韩愈针对当时流行的骈文矫揉造作，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口号，强调文章的创作要有作者个人内在情感、内在意识的表达，要反映出作者的个人品性，不能成为盲目跟从的傀儡。除此之外，柳宗元还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关注于现实，避免“假大空”的现象产生，从而对社会产生推动作用。

“从公元805年到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永州长达10年。这10年，埋葬了柳宗元的政治理想，却开启了他文学与哲学的新路。”李东告诉记者，柳宗元现存的作品大多作于贬谪永州之后。如果没有这10年，我们看不到唐代文学上如此重要的一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被贬的永州当时还是一个人口稀少、信息闭塞、民生凋敝的地区。在这里，柳宗元留下了许多清丽隽秀、寓意深刻的游记、寓言等。其中《永州八记》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中不朽的经典篇章。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是柳宗元的人格写照，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之美的经典感觉，它们开拓了古代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叁 见证两位文豪生死相托的友情

“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柳河东集》，一定要感谢他的朋友刘禹锡。如果没有刘禹锡的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很难刊行于世。”刘冰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刘禹锡，我们今天可能读不到《江雪》《渔翁》《捕蛇者说》等这样的千古美文。

刘冰由此展开，为记者讲述了这部书的“前世今生”。

刘禹锡与柳宗元有着共同的命运。政治上，两人一起参与“永贞革新”，有着同样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创作上，两人诗文俱佳，情趣相投，诗文往来，相互唱和。甚至在人生经历上，二人也不谋而合。当年他们一起进京应试，同登进士第。接下来，刘禹锡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被提拔为监察御史，而柳宗元也在这一年闰十月自蓝田县尉入为监察御史。二人同朝为官，一起共事。“永贞革新”失败后，二人同遭贬谪，一人被贬连州，一人被贬永州。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趣味，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在顺境时相互支持，在天涯沦落、生死未卜的逆境中，二人的友谊依然牢固持久，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

政治上的打击和长期贬谪生活的摧残，柳宗元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到元和十四年(819年)，当皇帝终于决定召柳宗元回京城时，他已于这年10月5日与世长辞，年仅47岁。

此时，刘禹锡年近九旬的母亲在这年冬天去世，他强忍丧母之痛，从贬谪之地连州返回洛阳。就在他抵达衡阳时，好友柳宗元的信使突然到来，他原本以为是好友回复先前的约定，不想得到的却是一纸讣告。惊闻好友去世的噩耗，刘禹锡悲痛万分，“如得狂病”。刘禹锡自幼身体不好，原本以为自己会比柳宗元先行离世，因此曾经嘱托柳宗元帮他写墓志铭，可是柳宗元却先走一步，对他而言不啻为重大的打击。柳宗元临死前，遗书刘禹锡：“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并将孩子和自己的全部遗稿托付给他。

刘禹锡亲自护送柳宗元灵柩回归故里，并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发想念之情。不仅如此，刘禹锡还花了20多年的时间为柳宗元整理遗稿，将柳宗元的诗文编撰成集，并撰写序文，介绍他的生平和成就，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柳河东集》都是在此基础上刊刻的。

作为中唐时期有名的诗文巨子，柳宗元的文字数量之大，涉及之广，使整理遗稿的工作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在《柳河东集》前序中，刘禹锡除追述了柳宗元的生平过往，以及临终时对自己的托付，对自己拖着病体整理遗作的艰辛困苦只字未提，仿佛他只是帮朋友了却了一件未尽之事，并没有丝毫值得显耀之处。

柳宗元的长子柳周六被刘禹锡视如己出，细心教导。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六进士登第。就在刘禹锡编订柳宗元文集的同时，他们共同的好友韩愈撰写了一篇题为“柳州罗池庙碑”的碑文。在碑文中，韩愈以一贯史家笔法，记述柳宗元在柳州颇有德政，深受士民爱戴的事迹。后来，此碑文经苏轼书写，立于柳州柳侯祠中，即大名鼎鼎的“荔子碑”。

(本版图片由省图书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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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明刻本

明刻本是指明代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刻书地区，还是在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前代。

明朝刻本在早、中、晚期的风格和特点均不相同。大致上说，明朝初年，刻书沿袭元朝的风格，是黑口赵字，与宋、元版书没有多少差异;至嘉靖年间，文坛复古主义风潮盛行，在版式风格、款式、字体上全面仿宋，而且纸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右双边，颇有宋版书的遗韵;万历后期，明朝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经济的衰退，使得刻书业也捉襟见肘，字体由方变长，行格也由疏变密，这是社会财力拮据的反映。

明朝的刻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出现了非常适合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用更为合理的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明代雕版书籍之普遍，刻书量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是明代雕印技术发展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