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葡萄牙关系不错（葡萄牙占领澳门）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葡萄牙人从1514年开始来中国贸易，直至1553年才正式被允许踏足中国领土澳门从事贸易活动。经历四十年不懈努力的进取，终于突破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的封锁，并取得与明朝的默契，上岸从事贸易。

在这期间，葡萄牙人曾傲慢的冲撞广州海口贸易，其后被明海军逐出南头，在闽、浙沿海从事走私贸易活动，最终引发双屿、走马的悲剧。一批葡萄牙人死亡，一批被拘禁，而中国也因此事损失了一位极有责任感的高级官僚朱纨。新的贸易制度就是从冲突与调适中建立起来，付出的代价有时是难以估算的。

葡萄牙人自双屿、走马事件后已不敢对明朝政府挑战，而明朝也开始认真的思考如何处理海寇与海商的问题：

在双方都有意愿和解下，而中国确实有需要葡萄牙人带来的物资与白银。澳门就在机缘下登上新的历史舞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位于可受监视的范围内。

嘉靖四十一年(1562)浙、闽倭寇不息之际，明世宗会下旨讨论“开互市”的问题时，郑若曾就以广州的作为申论说：

“一面修吾海防，不容夷船舶近岸。贩货出海者，关口盘，勿容夹带焰硝之类；载货入港者，官为抽税，以充军饷，岂不华夷两利，而海烽晏如也，此之谓以不治治之也，见今广东市舶司处西洋人用此法。”

广东海商被允许出海贸易也得曾在广州当官的月港人谢彬的证实。

他说：

“前在广州，患乌槽之害，逐一编号，轮流上班。该班者藉其兵力出海捕贼。下班者听其揽载商货，前往海南等处贸易。彼有所利自不焉盗，而官府亦赖其用足省兵粮。”

由此可见，广州的对外贸易框架大致完成，澳门一澳贸易模式到嘉靖四十年(1561)时已稳定下来，明世宗及中央官僚已确知佛郎机人在澳门的事实。

当时仍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的庞尚鹏，在一篇《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忧心忡忡的向明世宗说明需要正视澳门问题。

他说：

“番商”近数年始入濠镜，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使之撒屋而随舶往来，其湾泊各有定所。悉遵往年旧例……番舶抽盘，虽一时近利，而窃据内地，实将来隐忧……臣揆诸事势如此，若复有所顾忌，缄口待时，是徒计一身之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视天下为一家者，恐不能若是也。“

庞尚鹏是广东南海人，因为爱乡情切，竟敢指责明世宗不负责任，让葡萄牙人窃据国土。

明世宗当然知道佛郎机人入据澳门的事，他似乎已深思熟虑沿海动荡不安的症结所在，朱纨事件及倭寇的冲击已使他更了解事实的真相，如何安顿海商才能够解决棘手的倭寇问题。

从这一层来看，明世宗是具有高度智慧的统治者，他稍为转寰一下，为明代中叶以后开出一条海外贸易的通道。这又非一般读书人所全盘兼顾得到的。汪柏只是将明世宗的意志转化为政策落实执行，这才有澳门开埠的结果，指责他收贿出卖国土是不公平的。值得重视的是，明人视葡萄牙人的船为商舶而不是贡舶。终明一代，中国与葡萄牙都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澳门在新的历史时代扮演着极为最重要的角色，无论在贸易、交通、文化、宗教以及军事上都影响着中国，当然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明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来说，澳门开埠代表着新的贸易政策的形成与落实。澳门已成为明代新的海洋贸易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

葡萄牙人顺理成章的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介商，而澳门则成为中国货的出口转运集散地：

葡萄牙一方面人利用澳门的优势，把中国货物主要是丝绸和瓷器用该国船队运回至马大六甲、果亚、里斯本。回航时又把欧洲、印度、东南亚的货物，特别是将大量的白银运来澳门购买中国货；另一方面又把中国货物主要是丝瓷用葡萄牙船队转运日本。回航时又运回日本货物特别是白银到澳门购买中国货，就这样葡萄牙人每运回日本货物特别是白银到澳门购买中国货，就这样葡萄牙人每年从欧洲及日本中国带来大量白银的进帐，使中国传统手工业得以长足发展，这不能不拜澳门开埠所赐。

明世宗寻求解决倭寇问题的用心是不必怀疑的，在倭寇仍然不停地侵扰之际，明世宗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希望能找到一可行办法，解决长期以来有关倭寇的问题。他清楚知道所谓倭寇其实就是沿海犯禁下海做生意的人。由于朱纨强硬的执行海禁政策，结果倭祸连连，而倭寇头号人物王直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被判枭首之后。明世宗认为事件已告一段落，现在应因势利导解决沿海问题。

关于“开互市”，《大明律》的法规说：

“凡将物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罪止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

《大明律》是洪武时制定的律法，到了弘治时制定的《问刑条例》对于下海者有了更明确的定义说：

“擅造二桅以上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反为向导，劫掠良民者，处以极刑。若止将大船顾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纠结下海之人接买番货，发边充军。若小民撑使单桅小船，于海边近处捕鱼、采木，巡捕官兵不许扰害。“

一年后，有关“开互市”的讨论也有了结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朝廷以月港“其地多盗”的原因，决定设立“福建海澄、宁阳二县”以加强治理。

海澄县就在月港，是福建沿海人民违禁出洋，交通番夷的重灾区。设县是加强管治，放宽海禁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遗憾的是，明世宗同意设县六天后便与世长辞，对于放宽海禁已来不及宣布。

明世宗去世后，太子裕王入主是为明穆宗，十六天后改元隆庆。他是一位无甚主观意见的皇帝，因此月港放宽海禁只是时间而已。隆庆元年(1567)涂泽民已取代汪道昆为福建巡抚，趁新政改元再上疏请宽海禁。涂泽民劝朝廷顺应地方的共识准贩东西二洋，但是日本仍被排斥在外，这一变化可说是革命性的改革。

月港开放的设计与澳门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只准中国商舶出洋贸易，而不准外国商舶靠岸贸易。另一方面宁波市舶司已被裁撤，其实质是完全中断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而在福建的泉州市舶司仍然继续运作，维持与琉球的朝贡贸易功能，然而泉州的贸易地位一直在萎缩中。泉州市舶司只是空壳子，相反的月港商舶就意外地与正在寻找东方贸易的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相遇，联结起来美洲与亚洲的大帆船贸易造就出中国对外贸易的繁荣期。

月港与澳门已形成明代中国新的海贸体制，跟明代前期的朝贡贸易体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改变事实上因应了外部的挑战而进行的变革。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