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盐和粤盐（一张支票见证川盐入湘）

文/曾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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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湘西边岸川盐运销处”支票，见证川盐入湘带给湘西的繁荣

最近在重庆市博物馆发现一张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8日签发的中国银行支票，支票金额国币7000元，出票单位是重庆湘西边岸川盐运销处，这张支票见证了川盐入湘带给湘西的繁荣。

清代食盐运销实行的是"行盐有引,销盐有岸"的引岸制度，将全国分为十一个产盐区，规定产盐区的销售范围，各地盐商凭官府签发的盐引（一种凭证）运销食盐，每一地区销售多少盐，从哪个盐场配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准越界销售。我国食盐有湖盐、岩盐、井盐、海盐之分，湖盐产区在青海，岩盐产区在陕西，江苏一带所产海盐称淮盐。

巴蜀所产井盐称川盐，巴国有三道泉盐产盐区，第一道泉盐区是清江流域。第二道泉盐区是伏牛山盐泉（重庆涪陵区和黔江地区）。第三道泉盐区就是巫咸国故地（重庆巫溪巫山奉节地区）。主要销售区为西藏、四川、贵州、云南、甘肃五省。

川盐的传统产制技术相当优良，卤水入锅前要净化，成盐后要洗涤，所以色泽纯白。而淮盐是海水在盐田内晒制而成，夹杂泥沙。盐为巴国特产，称盐巴或锅巴盐。史书记载，巴人凭借着独有的盐业资源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

巴人因为盐巴资源拥有崇高地位。巴为巫咸故地。《吕氏 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书·君奭》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可知巫贤是商王祖乙时期担任上帝与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大巫。商王朝时，担任上帝与下帝(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除了巫，还有卜、史、祝。这些人势力很大。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它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好办。这是因为他们要卜问的至上神──天的权力太大，它可以支配人世间的一切。同时据《诅楚文》可知，巫咸与大沈厥湫、亚驼同为秦人信仰的神祇。

巴人以咸鸟为图腾。《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暤（帝俊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有国，名曰流黄辛氏，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尘，有巴遂山，渑水出焉。”

巫咸与咸鸟均源自盐巴。

湖南毗邻巴蜀，川盐顺酉水下行，顺风顺水，相比淮盐逆水上行，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成本也相对不高。湖南例食淮盐，其它地方的盐不得在这里销售。但清代与民国，先后有两次川盐入湘。

一次是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长江一线，淮盐无法上运，户部提议，咸丰皇帝许可，川盐济楚。《川盐纪要》:“光绪年间之宝庆、辰州、沅州三府、澧靖二州，亦多食川盐。”

川盐入湘，淮盐损失巨大，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曾国藩言川私病楚，谕筹止川盐济楚章程，撤局停税”。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刚被镇压，两江总督曾国藩立即请求清理两湖市场，以图恢复淮盐销售。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再次请求恢复淮盐引地，部议令川盐停止行楚。

一次是抗战时期，淮盐产区全部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克服湖广地区断缺淮盐的危机，发起了第二次川盐济楚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淮盐、粤盐运路恢复，湘川盐道渐废。

长江及其支流是川盐运输的主要水路通道，湖南的湘、资、沅、澧四大水系，除了湘江，其他皆从湘西流过，所以湘西是川湘古盐道的主要通道。《中国盐政实录》:民国二十年(1931)，“川盐入湘，要道有三。”

一条由四川(今重庆)酉阳、秀山进入湘西里耶。抗战时期，川康盐务局令湘楚运商月运盐巴40载至涪陵交湘岸办事处转运，由川湘联运处承办。从乌江水运124公里至涪陵，305公里至龚滩上岸，人力背运135公里至龙潭，入酉水，改用木船，经湘西境，287公里至沅陵，改用轮船，销售全省各地。

一条由涪陵水运215公里至彭水，沿着湘川公路，经黔江、酉阳、秀山至花垣茶峒，总里程397公里。花垣吉峒坪(今团结镇)营盘城，设有湘西川盐榷运局，征收盐税解里耶。

一条由龚滩人力背运至龙潭，经龙潭河进入酉水，经石耶至龙山里耶，全程514公里，转运保靖、龙山。或由龙潭至泸溪，全程588公里。

沈从文散文《湘西》:“白河上游商业较大的水码头名里耶。川盐入湘,在这个地方上税。”川盐入湘，带给湘西空前的繁荣，湘西四大名镇里耶、王村、浦市、茶峒得食盐运输与销售之利，成为四省市边区著名的墟场。

1937年自贡盐商张筱坡运盐到涪陵时，了解到湘西龙山、桑植等26个县缺盐，于是命七子寰清来湖南联系，划定龙山等26个县为川盐、淮盐并销区，组建了湘西边岸川盐运销处，面向湘西从事井盐运销，本文引用“湘西边岸川盐运销处”支票即为他在湘西食盐销售凭证，是川盐入湘带给湘西繁荣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