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重庆地区（为什么是重庆）

一座失意已久的城市，1891年，被一个英国人的敲门声惊醒。

开埠通商、抗战陪都、“三线”建设、三峡工程……短短百年光阴，重庆邂逅了所有机遇，被推向时代的潮头浪尖，历尽沧桑，比过去的两千年还要荡气回肠。

文 | 萧春雷 《中国国家地理》专栏作者

编辑 | 李浩然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华夏边城》，中信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标题为《重庆：留不住的江湖袍哥》，原文有删减，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1 九开八闭十七门

重庆是一座奇幻之城。

穿隧道，跨大桥；旋转的街道，无尽的石梯；列车在屋顶呼啸，索道飘然过江；商业都会、防空洞纳凉点、城门公园、轨道交通、挑夫、游轮出港、火锅进洞……其他城市只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重庆还添加了上下两个方位，难怪让人头晕目眩。

（图为山水重庆城 伍北海 摄）

重庆是长江上游水运中心，通航条件最好的是嘉陵江，从合川可辐射川北平原；其次是沿长江上溯宜宾；涪陵附近的乌江多激流险滩，水运较困难。重庆的平原台地较少，耕地有限，发展农业的条件不好，其优势是地形险要，为航运枢纽，历代一直是川东军事重镇。

中国传统的大城市，多坐落在平原或河流三角洲，通常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中心，有足够的耕地和人口支撑，例如成都、西安和广州。像重庆这样位于盆地边缘的山地的城市，粮食无法自给，在农业时代注定平平庸庸，难以出人头地。

但重庆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上的优势给它带来两种潜在可能：战争时期，它是战略要地；商品经济时代，它可以是商贸巨镇。它得耐心等待属于自己的时代。

生不逢时，郁郁寡欢，古代的重庆淹没在全中国千百座府城之中。

在四川，成都是无可置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汉唐建都西安，四川的省外贸易以成都北上关中为主，重庆完全被边缘化。宋以后江南成为经济中心，出川物资转向长江航道，重庆开始引人注目。清乾嘉时期，长江上下游市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大宗物资交换格局——上游粮食和土特产品出川，下游棉花和手工业品入川，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商品集散地，经济地位超过了成都。

据学者林成西统计，嘉庆年间，设在长江航道上的渝关和夔关，税收金额约占全川税关总收入的80%。乾隆年间《巴县志》描述的重庆，已经是“三江总汇，水路冲衡，商贾云屯，百物萃聚”的商贸中心；“巴多逐末”“奢侈相尚”，商业气氛相当浓厚。

在重庆市规划设计院的一间会议室里，彭瑶玲总工程师也给我上了一堂重庆地理课。她播放着PPT讲解：重庆主城区所处的环境是“两江环抱，青山纵隔，城在山上，山在城中”；坐落于海拔185~450米的一层层台地上，依山而建，因水而兴；重庆的气候特点是冬暖夏热，与南京、武汉并称我国“三大火炉”；秋冬雾多，有“雾都”之称；风少，平地大多数时候没有风……

我关心的问题是：重庆的城市空间是如何演变的？是否有足够的建设用地来容纳这个急剧膨胀的特大城市？

“建设用地不成问题。”她回答得很干脆，“重庆城最早在渝中半岛，南北的大江是道坎，所以起初向西发展，一直到沙坪坝；接着造了很多桥，往北、往南，拥江发展。现在往北发展还有很大空间，成本也较低。等差不多的时候，为了加强与成都的联系，将打通隧道，往西发展。按照规划，到2020年，重庆将形成一个特大城市和6个大城市、25个中小城市，主城区人口1200万，城市建设用地1199平方千米，然而我们预留的都市功能拓展区有5276平方千米。用水也没问题，两条大江、一个大湖，再增加1000万人口也绰绰有余。”

没有人能够预言历史。

1927年，重庆的正式人口统计只有20.8万人，还不如杭州与福州。谁也想不到，百年内重庆主城区就成长为一个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确，重庆耕地不足，但它另辟蹊径，以工商立市，成为工业时代的宠儿。

3 立德乐叩门

失意两千多年的重庆，终于等来了它的时代，敲门声很粗暴——188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试图将“固陵”号轮船开进川江，引起全城的惊恐和抵制。

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这段长江，称为川江，其中数百里明滩暗礁的三峡风光绝美，但航行困难。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三峡，唐代诗人李白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没有写到的是每年无数船毁人亡的触礁故事，以及 “轻舟”逆水而上的场景：数百名纤夫爬行于绝壁上的栈道，背负纤绳，一步一步将“轻舟”拖往上游。

英国很希望重庆开埠，从而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大门。

1876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时，李鸿章推说川江峡滩险阻，等轮船能够通航再说，只同意湖北宜昌开埠。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这是条缓兵之计——只要轮船无法通过三峡，重庆就没有开埠的问题。

这样一来，我们就要说到立德乐的故事。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出生于英国，19岁跑到中国来“探险”，曾参加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还娶了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国官员的千金为妻。据说他的妻子唇上生须，但很富有。他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弄了艘轮船经营宜昌至汉口的航线。1883年，他雇用了一条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庆，写了本《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的书在英国出版。

李鸿章的计策把英国人阻挡在川江外十几年。立德乐很想把洋行开到重庆去，于是他筹集了1万英镑，在英国订购了一条500吨的“固陵”号轮船，于1888年2月驶抵宜昌，然后又向清政府申请宜渝航线的执照。

这一消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时，川江沿岸的船主、船工、纤夫、装卸工，包括码头的货仓、餐馆、旅栈、花船等行业，数十万人依靠木船运输业生存，唯恐失去饭碗。反对的理由是：峡江险急，难以避让，轮船碰沉木船后如何赔偿人货损失？

清政府无法阻止立德乐冒险，又害怕轮船撞沉木船激发事变，决定让重庆开埠，由中方花12万两白银（约合2.34万英镑）买下“固陵”号给湖北运煤，并约定川江十年内不得行轮。

总理衙门是这样算账的：“行轮患在坏民船，激众怒。通商患在夺商利，损厘金。然既行轮必通商，则兼两害；仅通商不行轮，则止一害。两害取轻，尚是中策。”意思是轮船开到重庆是坏事，还会带来另一件坏事——重庆开埠；立德乐想的不就是重庆开埠吗？索性让重庆直接开埠，条件是禁止川江行轮，至少可以减少一件坏事。

就这样，重庆于1891年3月1日设关征税，正式开埠。

（重庆于1891年开埠）

立德乐倒卖“固陵”号挣了大钱，第一个跑到重庆开设立德洋行。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给他带来新的机会，日本人获得了从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府的权利，英国也跟着“沾了光”。立德乐在上海定制了一条适合川江航道的木壳平底小轮船，命名为“利川”号。1898年2月 15日，60岁的立德乐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利川”号，向礁石林立的三峡驶去。在数百名纤夫的协助下，连拖带驶，经过22天航行，遍体鳞伤的“利川”号于3月9日出现在朝天门码头。这是重庆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

“重庆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儒化不足，又叠加西化。”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教授说，“因为儒家文化薄弱，重庆人不讲华夷之辨，开埠后接受西方文化没什么障碍，迅速西化，成为中国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后来陪都选在重庆，而不是西安、昆明，一个重大原因就是重庆的近代化程度更高、更完整。”

开埠后的重庆为了让外商“与华商隔别，免生嫌衅”，地方当局指定荒凉的南岸王家沱地区为通商处，重庆海关和后来的日本租界也设在这里。没过多久，南岸就迅速发展起来，洋行、工厂林立，商埠繁忙。不过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记载中。

随着“利川”号首航成功，轮船和军舰开进了川江，但两年后，一艘德籍商轮触礁沉没，给川江航运投下阴影。事实上，直到1910年4月蜀通轮开设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线，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大幕才真正拉开。

许多人曾经预言，川江航线将成为外轮的天下，事实证明他们太悲观了。20世纪20年代，外轮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时，有一个重庆人怀抱着宏大的梦想，创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轮的轮船公司，经营嘉陵江航线。数年后，这位名叫卢作孚的人便一统川江，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辉煌。

4 卢作孚的抱负

很多人对卢作孚了解很少，只知道他是旧中国“实业救国”的代表，他创建的民生公司垄断了川江航运，冒着日军炮火从宜昌抢运了大量人员和工厂设备入川，100多位职员为此殉国，此外，他还运送了两三百万军队出川抗战。

其实，卢作孚最了不起的贡献，恐怕还在于乡村建设方面；而他的卓识远见、人格魅力，更是令人动容。他让我想起陈嘉庚，另一位华侨实业家，但他的知名度远不如后者。

卢作孚于1893年出生于合川，家境贫寒，只读了四年私塾，早年信奉“教育救国”理念，作为记者、编辑和教师身体力行，后转向“实业救国”办企业。民国元老张群称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毛泽东把他列为中国实业史上不该被忘记的四个人之一。

卢作孚自己没有钱，他是总经理，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后来大家凑了点股份给他。民生船务发展得很好，但股东们并没有分到多少钱，利润都拿去再投资了。当时最挣钱的并不是搞船运，但是卢作孚说服了大家，没有船运，谁也挣不到钱。股东们都很佩服卢作孚，放手让他经营。

卢家经济拮据，他虽然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交通部次长、粮食局局长，是船王，还身兼数十家企业的董事长，但他只领一份工资，其余都捐给北碚做公益。

北碚在重庆西北60千米的嘉陵江小三峡边，民国年间是巴县、江北、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盗匪横行，当地成立了一个维持治安的峡防局，1927年请卢作孚担任局长。

利用这个机会，卢作孚在北碚地区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包括市政建设、发展实业、园林美化、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全面贯彻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成绩斐然，北碚被称为“陪都的陪都”。

1948年底，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中国和美国委员5人来北碚参观，大为赞叹：“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能望其项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寻找中国发展之道，最有名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梁漱溟在山东邹平、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的实验。然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从时间、规模、深度和成就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前者。如果说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侧重于教育建设、文化建设的话，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便是全方位的，着眼于乡村“工业化”和“现代化”，他创建了铁路、煤矿、电力、染织等众多实业，还兴建了报馆、医院、博物馆、运动场、西部科学院等公共事业，组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卢作孚希望北碚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样本。

卢作孚的许多思想都超越了时代。他说：“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他提出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要求峡防局“一切公开——办事公开，用人公开，收支款项公开”，1928年创办的《嘉陵江报》就成了政务公开的主要阵地。让人惊奇的是，重庆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许多人支持他的事业。

（图为北碚公园里的卢作孚塑像）

5 愈炸愈强

坐长江索道过江，打车上南山，一路都是泉水鸡的招牌，最后来到抗战遗址博物馆前。黄山是南山的一个山头，20世纪初买办黄云阶买下该山建别墅，故名；抗战时蒋介石的侍从室花重金买下此山，作为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

黄山别墅群散落在茂密的树林间，其中云岫楼为蒋介石官邸，附近的草亭住过蒋经国和马歇尔将军，松厅是宋美龄的寓所。别墅之间石径相连，环境清幽，路旁不时出现防空洞。

云岫楼坐落在山顶，青灰色的欧式建筑，两层，四周有大树竹林掩映。尽管如此隐秘，云岫楼还是被日机扔下的一颗炸弹击中，有两名卫士被炸死，蒋介石幸而无恙。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指挥全国抗战，是重庆城市史上的一件大事。

战前，重庆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内地城市，地位远不如西安、武汉；战后，重庆扬名海内外，变成了一座世界名城，把武汉甩到身后。

重庆的抗战遗址很多。在较场口，有一处“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纪念1941年6月5日大轰炸期间死于防空洞的 2500多名民众。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堡垒”，1947年，重庆在原址建造了中国境内唯一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由刘伯承改题“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

(图为侵华日军大编队轰炸机群飞向重庆，准备进行轰炸<资料照片，翻拍>）

重庆文史专家杨耀健先生说：“抗战改变了重庆。战前重庆人口30万，战后达到130万。我家也是这时从湖北迁来的，胜利后留在这里。重庆人很包容，这么多人拥进来，却一点都不抱怨。重庆人是从来不投降的，大轰炸死了那么多人，写在墙上的抗战口号却是‘愈炸愈强’。你炸，我就挖防空洞，在山洞里继续生产武器。”

作为战略要地，重庆两次拯救了中央政权：一次是南宋末年，蒙哥率领蒙古大军攻入四川，被阻挡在合川钓鱼城外数十年，蒙哥殒命城下；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1937年11月16日，70多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写下遗嘱，登船先行入蜀，三天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接着，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一场自东徂西的人口和物资大迁移。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纷纷将工厂企业、金融机构、大中专院校和文化科学研究部门迁往西南地区，保存民族实力，准备持久抗战。转瞬之间，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工业和文化中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更加国际化。

在杨耀健看来，重庆的工业基础是抗战时期打下的。作为民族复兴基地，重庆接收全国各地迁来的现代工厂，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军工为主，每个月可以武装一个师；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判断必有一战，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城市，重庆又接收了东部迁来的100多个大项目和数十万技术工人，很多大山被掏空，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一到要打仗，重庆的地位就很重要，这两次机遇，让它转型为一座重工业城市”。

我去探访江北区望江机器制造总厂，过郭家沱，进入丘陵地区的一条山谷，左几栋老砖房，右几座空荡荡的车间，像是已经荒废，没看到成片的大厂区。打电话问专家望江厂到底在哪里，回答是整个山谷十几里都是。原来，为了防止轰炸，厂房是有意分散布局的，这当然会影响生产效率。改革开放后，重庆的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品，造坦克的改造汽车、摩托车，仍领一时风骚。

今天回头看，三线建设，重庆是赢家。从一座商业城市变成重工业城市，它都得到倾国支持。

6 重庆人的性格

重庆最早的原住民是巴人，在一波波的移民浪潮中，巴人的血液逐渐冲淡。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宋元以前来自陕西，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明初和清初有过两次“湖广填四川”运动，改变了重庆的人口结构，例如巴蜀方言原来受北方话影响，如今的四川官话则以湖广方言为基础。

清末重庆有“八省会馆”，移民较多的湖广、江西、广东、福建、陕西、江南、山西、浙江八省（沿用元代的省级行政区划）都建立了自己的乡谊会所，如今东水门边还有湖广会馆和广东公所，雕栏画栋，巍峨壮观。在湖广会馆管理处工作的岳精柱研究员著有《“湖广填川”历史研究》一书。据他介绍，明末清初的战乱、瘟疫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史书记载重庆主城区不足百户，清康熙二十年（1681），整个重庆大约只有10万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乾隆四十一年（1776），重庆总人口达到140万，其中移民及其后裔110万人，占绝大多数。

重庆人的性格与人口结构有关。“蜀出相，巴出将”，尚武、忠勇，这是巴人留给重庆人的遗产。“湖广人在整个四川都占优势，但成都有不少陕西移民，重庆则完全是湖广人的天下，强悍、坚韧，还带有一点狡猾。”岳精柱先生说，“移民社会没有宗亲依靠，只好认老乡，大家都自称麻城孝感人，还流行认干亲、结拜兄弟，拉帮结伙。女性很少，很金贵，现在重庆女孩的地位还很高。”

清代移民白手起家，胼手胝足，创造了码头文化和商贸城市。20世纪的另外两波移民潮，一次是百万抗战移民，一次是20万三线建设移民，素质较高，提升了重庆人的文化品位，把重庆变成了一座重工业城市。

重庆的最后一波移民，是20世纪末的三峡库区移民，主要在境内迁移。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重庆大量的区县和乡镇被淹没，产生了120万库区移民。为了便于安置移民，根据邓小平的遗愿，1997年重庆市改为直辖市。三峡移民为这座城市做出的贡献是推动重庆成为中国的第四个直辖市。

在重庆采访，我经常提出一个问题：重庆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回答大同小异，下列词语较为常见：豪爽、忠勇、尚义、耿直、火爆、急躁、包容、吃苦、乐观、粗俗、热情，等等。

第二个问题：谁是最能代表重庆性格的人？许多人回答巴蔓子。

（图为忠县白桥溪大桥桥头巴蔓子雕像 图源：重庆日报）

巴蔓子是战国时期的巴国将军，《华阳国志》说他向楚王借兵平内乱，答应事成后割三座城池作为酬谢，结果平定内乱后他却不忍割城归楚。为了不食言，他便割下自己的头颅献给楚王。他的行为感动了两国，楚王“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以上卿礼葬其身”。千百年来，巴蔓子一直是忠勇笃信、舍生取义的典范。

但是采访《最重庆》杂志的年轻主编何洋时，他的回答却有所不同。他说巴蔓子精神现在也有争议，像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有点耍无赖的意思，不宜提倡；重庆人不仅豪爽，还善于用脑，会平衡，其实很精明，玩“斗地主”比成都人更在行。

“卢作孚是典型的重庆人吗？”我猛然意识到，几乎没有人举卢作孚代表重庆人，“卢作孚严谨、理性、认真，的确不像重庆人。那么刘伯承呢？”

何洋略略思考了一下，说：“奇怪，卢作孚、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这些重庆的近现代名人，都没有典型的重庆性格。只有一个写《革命军》的邹容像重庆人。”

仔细思考，觉得重庆性格是一个神话，饱含着我们对消逝已久的码头文化的想象与偏爱。实际上，江湖习气妨碍了文化的发展，晚清以前重庆没出几个人物，直到重庆开埠，新思潮、新移民涌入，重庆文化才得到提升，并完成现代转型。

一座工商大都市，不是一群江湖好汉能够运转的，可见重庆人早已具备了现代性；重庆的政治文化之浓厚，一点不亚于成都，足见江湖习气已经淡远。

重庆虎变，斐然可观。

7 码头与火锅

重庆升级为直辖市后，需要更高、更壮丽、更现代的地标，来体现这座城市的行政级别和雄心壮志。新地标总投资211亿元，名叫“扬帆远航”，由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设计，包括6座摩天高楼和一个5层商业裙楼，前面4座高楼在空中连接起一座“水晶廊桥”，重庆媒体称它们“既像乘风破浪的船头，又仿如海风吹拂下的风帆”。

重庆人对于“帆船”意象的着迷，反映了他们对航运传统的重视。重庆古城九大城门，有8座面向长江和嘉陵江而开，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舰，整座城市围绕着城外数十个码头运转。来自各地的船只靠泊在码头上，装卸、转运、补给和守风，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注入财富和生机。如今水运衰落，但码头文化无所不在，仍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城市景观。

东水门边的陕西街人山人海，这里有个充满生机的小商品市场。重庆人喜欢热闹，他们总是挑选最狭窄的过道摆设地摊、小吃摊，将通道堵得水泄不通。大街则被汽车塞满，喇叭声响成一片。这时可以看到 “棒棒军”大显身手，他们裸露上身，推拉板车或肩挑背负，在车辆的夹缝中快速穿插。

重庆是山城，动不动就是爬坡上坎，因此诞生了庞大的“棒棒军”队伍，到处有赤着上身的健壮男子，手持一截竹筒和两根麻绳，随时准备出卖劳力，为人负重爬坡。

（老城区坡坎多，“棒棒军”仍有用武之地）

古代重庆的下半城比上半城繁华，如今颠倒过来：下半城破败萧索，上半城解放碑附近成为最时尚的商圈。解放碑旁的较场口，有一条连接下半城的著名坡道——十八梯，还保留着往昔的坡坎景观。漫长的青石板阶梯分成许多段落，蜿蜒而下到江边阶地。

我慢悠悠走下石阶，路灯昏黄，许多房屋已经废弃，瓦砾遍地，野猫神出鬼没；一些杂货店、旅馆、作坊和小吃店还亮着灯，但冷冷清清；上坡的行人很少，人们宁愿多走几步，花1元钱乘凯旋路电梯直升山顶。

重庆很少有科举和官宦世家，正统文化薄弱，主宰这座城市的是商人、行会和码头帮派，形成一种下里巴人文化。码头吞吐着五湖四海的人群，鱼龙混杂，唯有拉帮结派才能生存，民间组织哥老会（又称袍哥）因此崛起，势力极大，甚至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袍哥文化就是一种码头文化，不论阶级和地位，人人称兄道弟，不在乎大是大非，只讲江湖义气。

袍哥人家，绝不拉稀摆带（不耿直，说话不算话，办事拖泥带水）。”从重庆女子解凤口中，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口头禅，她津津有味地说了不少袍哥故事。那天，解凤请我们吃火锅，在大礼堂附近老街的一家小店，说是来重庆，一定要吃地道的火锅。“火锅要慢慢吃，到后面味道出来了，越来越麻辣。”

解凤是典型的重庆女人，经济独立，喜欢户外运动，曾驾车直奔珠峰大本营，几年前遭遇抢劫被捅了5刀，胃、肾受到严重损伤，形销骨立，但依然乐观爽朗，好玩。听说她正在牵头组织解氏家族修谱，我吃了一惊。“这有什么关系？没人牵头，我有兴趣，那就我来啊。”她满不在乎地说。重庆女人，真是什么事都能干。

火锅是典型的码头文化产物，属于江湖菜。码头工人劳累了一天，喝酒配菜，就买些便宜的下水和蔬菜，扔进火锅，麻辣重油伺候。重庆城里到处是火锅店。我觉得这座城市也像火锅，没有什么是不能扔进去的，乱七八糟的杂烩，在沸腾的锅里沉浮，都变得麻辣鲜香，像一个个重庆人。

我从小吃赣菜长大，重庆菜的辣对我毫无威胁，但那个麻，让我口服心服。锅里的滚汤渐渐浓缩，花椒味越来越强，我的舌头麻木，嘴唇哆嗦，浑身燥热，一股笑傲江湖的豪情油然而生。我这才明白，重庆人追求的并非滋味，而是让肉体战栗的触觉，一种尽情挥洒生命的酣畅痛快之境。

库叔荐书

《华夏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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