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形象特征（从阮籍的人格特质）

导言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迷惘的时代之一，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社会思想的多元与政治制度的专制，统治者的强权与士族文人的放诞，官场的名利与杀夺，世外的飘逸与冷寂。

外在的悖论，还原成内心的冲突，时代的苦痛酿成心灵的痛苦。魏晋士人就是在这时代与个体的双重悲剧中“慷慨独悲歌”，向外发现了自然美，向内发现了人格美。这也是魏晋人特有的“风度"。中国文学史上素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称，均把一种艺术成就作为一个朝代的标志。唯有魏晋，后人称之为“晋人”，因为“这晋人之美是时代的最高峰”，且实现了“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这种“人格自由"主要是指魏晋人格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阮籍所追求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

理想人格：绝对自由的人生

阮籍的理想人格是“至人”或“大人先生”式的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核心是通过对个人、社会与时空的超越，而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至人”或“大人先生”是阮籍对自己精神探索的形象总结，也是他人格意识觉醒的集中表现。

《晋书》载：阮籍“父王禹，魏丞相操，知名于世"。

可见阮籍出身于名门之家。又记载"籍本有济世志”，这说明他本有条件也有可能熟读诗书，完善自己的伦理道德修养，最后依靠家世背景走从仕之路。其《咏怀诗十五》有“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读书”，说明早年的阮籍比较崇尚名教思想。其《咏怀诗三十九》有“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说明阮籍自己也曾梦想着去受命出征、建功立业。

然而，生不逢辰、壮志难酬，又使阮籍优从中来、满怀悔恨。因而回忆年少好读书时，他是以自我反省的口气“嗷嗽令自嗤”，含自我批评之意。由此才有了阮籍的“不与世事"“耐饮为常"。所以阮籍异于家庭出身的人格选择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其人格因素中也曾有伦理道德的层面，只不过因当时“名士少有全者”，阮籍在伦理人格的建构中受挫才转向的。这种自我人格定位的转向意味着阮籍与现实生活的脱节。

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阮籍在精神上倾向于老庄，在艰苦的精神探索中确立了自己的人格理想。文学创作往往是中国文人宣泄情感与陶冶性情的重要途径。偏安一隅，终日沉浸于文学的中国文人，既可在精神上感知愉悦、体味宁静，又可借此远离现实世界的繁杂，因而我们可以由其作品来反观作者的思想历程。

同理，我们也可以参照阮籍的《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来反观他精神探索的过程。

《达庄论》：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

他心目中的理想形象是这种超越生死的人。在《大人先生传》中，既籍创造了“大人先生”这一理想形象。“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与造化推移，不与世同”等品质，表明“大人先生”已经达到了一种远离世俗生活、追求精神逍遥的精神境界。总之，阮籍认为只有“至人”或“大人先生”才能达到真正的心灵安宁。这是一种崇尚绝对自由的人格形象，是阮籍的人格理想在文学创作中的总结和升华。

但是，玩籍的这种人格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实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文人人格选择集中表现为“入世”和“出世”两种方式，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提到的“士君子”和“隐士”分别对应了以上两种方式。

首先，阮籍提出“士君子”以“古今不易之美行”作为人格修养的奋斗目标。这种人格选择依附于礼法名教，在当时的社会中占主流地位。按照他的家庭出身，如无意外，他应该走“士君子”这条路。但阮籍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通过与“士君子”近距离接触，他看到了“士君子”人格呈现出的虚伪及不自由状态。因而阮籍认为，名教礼法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对人性和自由的束缚达到维护政治制度的目的，“士君子”想要在现有的制度下追求自由、实现自我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选择“出世”的“隐士”远离官场、超然世外，但阮籍认为他们“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其内心仍未泯灭是非名利之心，未能达到“不以物为累”的精神境界。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否定了“士君子”和“隐士”的人格选择，充分肯定了“薪者”的“圣人无怀”思想，将人格选择引向了超现实的彼岸世界。

但阮籍说“圣人无怀”还未达到真正的自由状态，“至人”或“大人先生”不仅要超越生死与贫富，超越个人与社会，还要超越时空。学者罗宗强曾说，阮籍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一切时空的绝对的精神自由，这是一种庄子式的幻境，注定无法转换为现实的人生。

总之，阮籍的人格理想就是一种绝对的道遥与自由，是建立在消除一切外界矛盾的精神自由，这种人格选择带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只能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建构中或自我精神的想象中，很难在现实世界得以实践。这种绝对的逍遥与自由虽仪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空想，但却拓宽了阮籍的精神世界，为其审美的人生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精神领域，是阮籍人格意识觉醒的集中体现。

放诞中的放达之情

中国古代典籍只有“格”的概念。

《论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此处的“格”即道德之规范。

《礼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

这里所说的“格”是指人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的渗透往往是相互的，“人格”的概念由西方传入以后，即与中国文化中的“格”的概念相融合。中国的“人格”学说，最注重的是“诚于中而行于外”，言行的真实性都是外在表现。中国古代典籍中所谓的“人格”，实际更倾向于人内在的道德修养。人格是通过个体表现出来的，人格是个体对文化背景的选择和自我塑造的结果。

因而个体人格受自身生活经验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形成。在魏晋以前，伦理道德因素在审美主体中占主要地位，因而伦理人格往往成为审美人格的替代者。而自晋人开始，对美的感受和体验成为新的风尚，对人生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再只注重道德上的修养，而逐渐转向追求个体身心的逍遥与自由，这就是我们说的“审美人格”。它的基本内涵是审美主体摆脱了社会道德意识的束缚，“以一种自由独立的身份去参与美的感悟"只有达到个体身心的大自由与大解放，人的审美活动才能更有效的进行，才有可能形成后世称之度”的审美人格。

据上文分析，阮籍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至人”或“大人先生”式的人格，是一种绝对自由的人格。但“至人”或“大人先生”终归为阮籍心造的幻象，它们只能使个体在一个短暂的瞬间完成精神超越，从而获得心理平衡，但转眼间人就会落到地上。而在现实生活中，阮籍只能把这种理想人格放在心灵深处，以孤独反抗着现实中的无奈。

其《咏怀诗》吟唱的便是格调悲凉的孤独者之歌。因而，阮籍只能以不同于流俗甚至惊世骇俗的方式来宜泄苦闷，以佯狂寓世的姿态安顿痛苦的心灵，使自己的精神获得某种平衡，从而形成了阮籍的浮夸与豁达。只有精神豁达了，阮籍才能以审美的眼光来关照现实的世界。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分析阮籍审美人格的放诞与放达。

第一，阮籍注重率性而为的真性情，真情待人，关注自我，呈现出一种动人的人性之美。

《晋书》曾阮籍：其外坦荡而内淳至。

此处的“坦荡”即浮夸的意思。在生活中，阮籍的浮夸的行为可谓惊世骇俗，《世说新语》中对阮籍的浮夸行为的记录多达十六条。如母亲去世，他公然无视礼法，居丧饮酒，“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他以白眼对礼俗之士，以青眼对嵇康等同道中人；邻家女孩“才色俱佳、未嫁而卒”，他大哭不止：还常常与“当炉沽酒”的邻家美妇喝酒，醉酒后直接倒地就睡。

在礼俗之士看来，阮籍终日肆意妄为，靠饮酒度日，可谓荒诞至极。然而剥开放诞的外壳，直接呈现眼前的则是阮籍的焦虑痛苦，其内心承载的是对母亲去世的痛苦、对虚伪礼教的痛恨、对生命早衰的惋惜以及他对女性之美的欣赏与尊重。

阮籍还通过《咏怀诗》发了一种幽思孤独的情绪，呈现出一种对自我意识的深刻思考。

《咏怀诗》：“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优思独伤心。

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阮籍对生存现状的反省以及内心的人格选择，始终萦绕在“忧思”的氛围之中。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既要小心翼翼地应付当权者，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同时，自己的人格理想又不被世人所理解，这种内心的焦虑可见一斑。《咏怀诗》呈现出的是一个充满忧思、焦虑和孤独感的生命个体形象，与《大人先生传》中所塑造的“至人”或“大人先生”具有天壤之别。

“至人”或“大人先生”式的逍遥自由是阮籍在精神层面的想象和创造，而《咏怀诗》中的形象却是阮籍在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写照。总之，生活在孤独、焦虑中的阮籍，以放诞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率性而为的真性情，呈现出一种动人的人性之美。

同时，他以诗歌的方式真实租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关注自我，从而把现实人生进行了艺术化、审美第二，阮籍以虚静之心看待社会，呈现出一种超物质、超功利的纯净美。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阮籍发现通过“入世”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是不可能的，于是将自己的注意力转而投向官场之外的生活。远离了官场的名利之争，阮籍以虚静之心看待世事，更重视个体的精神自由。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远离祸端，全身而退。阮籍的这种主动远离世俗生活、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格选择既保全了自身，又实现了自我精神的释放，呈现出一种超物质超功利的纯净美。

第三，阮籍崇尚山水自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美。阮籍精神的放达也触及自然山水。

《大人先生传》：今吾乃飘飘于天地之外，与造化为友，朝食汤古，西饮西海。并宣称“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

《晋书》中记载：阮籍“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阮籍不仅注重山水自身的美的特性，将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且将自己的深情倾注于自然山水之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美，进一步拓展了审美领域及审美空间，是魏晋审美意识和人格意识的觉醒的重要标志。

双重人格：对后世文人人格建构的影响

出身于士大夫阶层的阮籍，年少时也曾有过“人世”的念头，但对朝廷和时局失望之后，他转而远离世事，构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追求一种精神上的逍遥和绝对的自由。但这种理想人格在当时仅停留在空想阶段，不可能践行，所以，阮籍的内心是痛苦的、孤独的、焦虑的。这些情绪一方面通过自己的诗作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他日常放诞的行为中。因而，阮籍的内心是高傲的、坚定的，外表却又是放诞不羁的。这种游刃于“入世”与“出世”之间，内外反差极大的“双重人格”是阮籍人格意识的主要特质，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寄情于诗与酒。文人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不仅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凤。阮籍一生中离不开酒，喝醉之后还干了很多有违伦常的事。此时，酒乃是抒情之物；曾经酣醉六十余日不省人事，借以婉拒司马昭的提亲。此时，酒乃是避祸之物。所以论及魏習士人，就不能忽略酒。

白魏晋始，诗与酒就成为文人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后世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示自己是“酒豪”，可见诗与酒在中国文人的生活中是多么重要。

第二，栖息于理想的精神家园。魏晋名士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玄学的理论核心。阮籍的“至人”或“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为后世文人所效仿，构筑了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东晋的陶渊明以“归隐”作为他寻求内心平静的手段，以“田园”作为追求自由和远离官场的归宿之地，其“归隐田园”的核心即放弃功名，回归田园，过一种自由诗意的生活。

陶渊明这种徜祥于世俗与山林之间的生活方式，以及呈现出的高洁的人品为后世文人所崇敬和效仿。陶渊明的这种处世态度不仅继承了阮籍的人格理想，还使得阮籍那虚无缥缈的人生理想找到了落脚处。尽管后世文人效仿陶渊明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自阮籍、陶渊明以至后世文人所秉持的：当个体的生存环境不如意时，他们可以柄息于自己构筑的精神家园聊以自慰；当生存环境顺风顺水时，他们也可以因为自己构筑的精神家园而清雅高蹈。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是普遍特质，这一特质来源于知识分子自持的人生理想及其构筑的精神家园.

第三，徘徊于庙堂与山林之间。被后世称颂的“竹林七贤”可谓魏晋士人的缩影。在诗文和生活态度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喜好，但是在面对政治高压时，他们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向秀、山涛和王戎等选择向权力妥协，以求得生存和地位；嵇康选择宁死不屈、慷慨赴死；阮籍的策略居于两者之间，既不委曲求全，也不公然抗争，而是以一种疏离的态度远离官场，保全自身。

后世文人所继承的，主要是阮籍这种介于“入世”与“出世”之间、进退自如的处世态度。如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不为五斗米折腰，愤而辞官，归隐田园。

唐代李白曾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阮籍的这种于庙堂与山林之间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为后世文人所效仿。这种游离于庙堂与山林之间，进可仕、退可隐的人生选择拓宽了中国文人的生存空间，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张力。因而，可以说阮籍开了中国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先河，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建构影响极大。

结束语

作为“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阮籍本出身于名门之家，但因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的高压政策，其伦理人格的建构受挫。阮籍在艰苦的精神探索中形成了“超世而绝群、移俗而独往”的“至人”或“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这种崇尚绝对自由的理想人格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为了寻求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放达，阮籍不得不以放诞的行为伴狂寓世，掩饰自己的本性，在困顿煎熬中形成率真、纯净与和谐的审美人格。阮籍的这种游刃于“入世”和“出世”之间，对理想人格进行艰苦探索，为求自保而佯狂寓世的双重人格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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