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殖民前的澳门（曾三次拯救大明王朝的弹丸之城）

今天的澳门，依然是全球人均财富第二多的城市。但相比曾经的辉煌与风风雨雨，这些事迹无疑有些暗淡和消极。这里长期都是联通全球海洋体系与大陆帝国格局的窗口，也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分水岭。无论哪方势力看上去更占优势，都不会愿意改变这种微妙均衡。

仅以允许澳门落成的大明王朝来说，其自身的军政格局就至少三次受惠于当地。尽管只是小小的弹丸之地，却为整个帝国奉上了超乎比例的贡献。

全球化的资金流转窗口

签订《莱昂内尔德索萨协定》的索萨船长

1554年，明朝的广东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船长索萨会晤，并签署了《莱昂内尔德索萨协定》。从此，广州当局将视对方为传统朝贡成员国对待，不再拒绝贸易且动用武力。这个迫于无奈的决定，结束了双方在此前30多年里的紧张对峙。三年后，最初的澳门便以租借地形式开放，成为西洋大帆船在远东的重要落脚点。

作为最显而易见的回报，定期到访的葡萄牙船长需要每年为澳门支付44磅白银。这个规定在当时还不为北方宫廷所获悉，让嘉靖与隆庆时代的地方官都能完整私吞这500两租金。直到万历皇帝登基的1573年，事情才由新上任的官员捅出，让明朝官方正式笑纳洋人的朝贡年金。

建城之处的澳门 完全就是个沿海贸易站

此时的澳门已为沿海贸易提供了诸多动力，远比定死的费用更为人看重。大量来自印度、南洋乃至非洲的货物，从港口进入明朝市场。后者的生丝、茶叶和瓷器，也由澳门上船转运。但更为重要的输入品，是以贵金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流动资金。

至此，澳门的经典经济模式就在那个年代基本定型。虽然葡萄牙本国地域狭小，没有值得称道的金银富矿，但却丝毫不影响城市的贸易活力。因为只要有大航海时代的物流支持，就能让来自西非的黄金、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至于原产地究竟来自何方，反而不是需要关系的问题。毕竟，贸易中的具体货物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重大不同，但参与者对资本的需求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将黄金白银从国内流通领域剔除，却不能割舍其固有的支付功能。所以，澳门开埠的意义，等于是给朝廷提供了大宗储备金来源。

澳门的意义 在于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

澳门这座城市的形成，也有许多幸运之处。一直到1520年代，日本的巨型银矿才被发掘和开采。但由吴越商人建立在舟山的双屿岛基地，却在1548年被官军突袭摧毁。因此，一度能吸纳白银资本的地下渠道遭冲击，反而使地方财政受到很大影响。加上倭寇兴起与随之增加的募兵开支，都对东南沿海形成很大影响。广东当局在贼寇未平的情况下，断然祭出澳门，也是为扭转经济颓势的重要一局。

当然，鉴于澳门的成功经验，明朝也在之后的隆庆时代展开过进一步尝试。无论是福建漳州的月港，还是漠南蒙古的归化城，都被期望扮演类似澳门在广东的作用。前者将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对接，换得来自美洲的白银资本。后者则尝试重开草原商路，换得来自中亚乃至东欧的各类资金。只是在隆庆皇帝之后，这些地方的变革就没能继续下去。因此，澳门就再度成为帝国获取外部贵金属的稳定口岸。

澳门的经验 也在稍后启发了类似口岸

珠江口的桥头堡

澳门的城市发展 也在珠江口形成堡垒效果

除了国际贸易与资金输入，澳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朝对广东沿海的防御能力。南来北往的葡萄牙帆船，本身就是能统治一片水域的强大战力，让定期出没的各类倭寇比较忌惮。同时，少量驻防岛上的居民，也是完全不需帝国花费的保安力量。

1564年，广东当地因官府欠饷而爆发了拓林兵变。作为首府的广州城，也被叛军和与之合作的倭寇船队围困。位于出海口的澳门，便遵照封建臣属义务，派出由梅洛船长指挥的中国式帆船。在之后的叁门之战中，这艘澳门商船便帮明朝水师击破了珠江口封锁。

来自澳门的临时守备队 也数次为明朝应付岭南战事

1568年，又有海盗曾一本的船队从海上突然珠江口。为了能顺利攻取广州，他们决定首先以兵力优势控制澳门。由于明朝官方严禁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防御工事，所以岛上只能凑出130人的临时部队。他们通过挖掘战壕和工事掩护自己，并以当时最为先进的排枪射击战术御敌，最终将3000名海盗的强攻顶了回去。期间，停泊港口的大帆船也遭到海盗围攻，同样以先进的火炮击溃对手。因此，等到曾一本的人马被迫转向内河，已经在澳门损失了1/5的兵力。

进入17世纪，荷兰武装商船的出现，又让明朝东南水域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澳门虽然是他们始终想要攻取的据点，却也成为稀释其有限兵力的盾牌。尽管荷兰船长很快就将主要目标聚焦在福建沿岸，却总是会优先分兵攻打澳门。岛上的葡人则已获准建立海防炮台和城墙，使得陆战能力不足的敌人总是铩羽而归。至于在近海活动的各类倭寇，就更没有实力策动类似进攻。也就是说，至少在广东的珠江口水域，澳门本身就是为明朝涉外经济保驾护航的要塞。

遭到荷兰武装商船进攻的澳门

先进技术的引进窗口

定期停泊澳门的大帆船 是明朝沿海的最强水面力量

既然葡澳的军事科技在东亚鹤立鸡群，自然会在朝夕相处中影响大明帝国。尤其是在王朝势力衰微的17世纪，类似的情况就非常明显。

1620年代，葡萄牙人从1艘珠江口的英国沉船上捞起数门海战长炮。其最初的建造时间，几乎与澳门建城的时间吻合。很快，这批陈旧的“新式武器”经过适当修复，转手被卖给了明朝官方。再通过不远万里的陆上运输，终于送递辽东前线。在1626年的宁远城围攻战中，明军正式用这些所谓的红夷大炮，挫败了之前还无往不利的八旗。在次年的宁锦之战中，守军再次以这些大炮为重要的火力支援，击退卷出重来的清军。若非这些新式科技的输入，明军可能会提前从辽东战场败退，躲入山海关内。

澳门就是明清两军最好的火炮技术源头

1630年后，鉴于本国技术开发的严重滞后，明朝宫廷也终于决心从澳门招募相关人员。一批专业炮手和铸炮师被派往帝国北部，以军事顾问的方式传授必要技巧。尽管学成的徒弟们很快因吴桥兵变而转投满洲，却还是为明朝自己留下了少许技术班底。在叛军得势的阶段，来自澳门的专业炮手们负责防御登州，并几乎战斗到最后一刻。此后的明朝，尽管财力受到严重限制，还是想法设防的继续从澳门采购火炮。整个东亚大陆的战争形态，也因为这10年发展而变得大为不同。

当然，任何王朝的命数，都不可能靠几样舶来品就有根本性逆转。澳门的资本的输入价值，也会随着更大层面的国际局势而产生变化。当葡萄牙商船最终被荷兰势力驱逐，来自日本的白银也就出现断供。西班牙美洲的银矿产量缩减，也使马尼拉方向的支持变得微弱。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终于让帝国财政遭遇可怕的危机。

曾帮助明朝抗清的澳门雇佣兵

但即便是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澳门的作用还是屡有浮现。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小型部队，就在1652年参加了抗清的桂林之战。10年之后，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舰队与郑成功作战不利，指挥官便准备以进攻澳门的方式挽回颜面。这让火力其实更强的他们选择抛弃福萨摩守军，反过来为郑成功的台湾之战形成助攻。而大明国姓爷麾下的黑人火枪手部队，也由最初来自澳门的东非奴兵为班底构建。仅从这些微小的工作来看，澳门对帝国已是物超所值。

在后来的满清时期，澳门依然扮演着明朝时就明确的位置。乃至有更强竞争者在海对岸取代自己，也能以特殊的历史积淀和功能定位，充当辉煌过去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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