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高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

斯蒂夫·琼斯

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1891～1937）

作者｜斯蒂夫·琼斯（Steve Jones）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高级讲师

译者｜相明

由于葛兰西的批评有时是隐晦的，所以尽管葛兰西给了中介优于结构的特殊地位，我们也不应高估其程度。葛兰西的出发点是著名的“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也进行了限定，他认为在现存的任何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可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对此，他的意思是没有独特的特征可以统一知识的活动，使其与实践活动对立，因为手工劳动也有创造性与思想性的特点。相反，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意义来自于在某一历史时刻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或者说结构）”，在该时刻一些实践活动受到优待，形成知识分子，而其他的则划入常识或者实践知识的地位。所以，几个世纪以来艺术成为了一种知识活动，直到20世纪，设计被划入到实践知识的位置（现在，二者都得到了适当的证明，被视为知识活动）。烹饪和美食品尝通常被视为世俗活动与实践活动，但是对于厨艺知识分子——电视大厨、专栏作者、餐饮管理者、营养学家等——而言，它们现在有了一种扩展性的范畴，这些人处于食物制作者和公众之间，确保公正，或者在其他方面，赞同人们的口味选择。

因此，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由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的生产需求所决定，尽管知识分子们会反过来塑造生产的特征，而且他们自己就是承包者与生产者（对于思想、文本、组织模式等）。葛兰西进一步打破了知识分子是自由流动、独立的思想者的观念，他为此提出了“集体知识分子”的思想。通过这一点，他所指的是革命政党，但我们会想起其他能集体性地“思考”的机构和群体——金融精英、艺术与亚文化中的先锋派、传媒公司等。那么，知识分子当然是中介，但是在社会中还有一种知识结构。

我们或许会问，葛兰西为什么如此关注知识分子（事实上，他最初的计划就是让《狱中札记》成为一部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历史）。答案就在政治的表征方式的难题中：换句话说，谁有资格代替一群特定的选民的利益发言、思考？与其他众多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类似，葛兰西是一位不满的中产阶级成员，把自己和工人阶级紧密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是葛兰西的选择，不是什么由他的阶级立场“赋予”的东西（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他的一位兄弟就成为了法西斯党徒）。尽管他的童年和都灵岁月十分艰辛，他不属于无产阶级，而且跨越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共义者和工厂工人之间的鸿沟的尝试被证明是极为失败的。在1920年接管菲亚特工厂期间，葛兰西注意到“无产阶级大学”的失败证明了“要超越有限的集团、封闭的圈子，少数孤立的个人的努力”是不可能的(Gramsci 1994:226)。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距离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顽固的难题。列宁的主体思想再一次给葛兰西提供了灵感与一个出发点。对列宁来说，19世纪的俄国知识阶层令人堪忧地脱离了工人阶级，尽管他们明确地表达出了一种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理论。“在俄国”, 他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1](引自Hill 1947:68)。马克思主义只能“从外部”实现工人运动，但是不允许知识分子操控运动。列宁克服僵局的手段是革命政党，它会将之前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熔炼成一种单一的、富有纪律性的有机整体，它的成员会是“职业的革命者”。列宁没有将政党看作一种群众运动，而是主张发展出一批可以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强加给群众的先锋或精英。垄断在推翻前政权过程中取得的国家强制机关可以实现这一点。经过一段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差异会消失，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化会被“消除”。这带来了一个疑问，在迅速建立起了普遍的共义的官僚政治的苏俄，这种划分的消除发生了吗？当然，在尝试过程中，众多的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在字面意义上被消除了。

葛兰西取自列宁的观念主要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农民需要用某种方式熔炼在一起。为此，要取得长期的成功，工人阶级必须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家，他给这种理论家命名为有机知识分子。本章的余下部分思考我们将如何用这种思想辨认在对一个社会集团是有机的知识分子和被取代的，他称为传统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本章衡量这种对立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因为葛兰西承认，知识分子可以履行有机的与传统的两种职能。

这种关于有机的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动态观点只是葛兰西灵活的马克思主义胜过列宁对知识传播方式的多少有些“自上而下”的解释的一方面。由于对葛兰西而言，市民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彻底变革的先决条件，那么知识分子就必须通过赞同的方式而不是强加他们的思想来塑造他们的世界。因此葛兰西观点的逻辑远离了先锋主义，而指向一种真正的群众形式的知识生活的发展。随着领导权更加普遍，葛兰西将知识生活看作一种协商形式。新兴的思想形式（比如社会主义）遭遇到了现存的知识形式——以前的领导集团的知识形式和劳动人民的常识，与他们形成一种短暂的平衡。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思想的斗争会放缓或者会以胜利告终。

虽然这段导言主要将知识分子作为政治理论家，但是本章的余下部分会再次使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因为，就像我在本章的开头注意到的一样，“知识生活”在任何时期都是一种对离散元素，如政治、艺术生产、科学和道德的阐述（尽管其中的一个或多个会为某一时期赋予特殊的性质）。因此，政治活动家、大众文化的制造者、时尚领导者和商业精英被放到知识阶层的案例研究中。然而，此时，我们应返回葛兰西核心的二元对立。

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任何产生的社会集团都……伴随着自身有机地创造出一个或几个知识阶层”(1971:5)。然而，在正统类型的马克思主义中，他认为这些“社会集团”（或阶级）在经济生产中实现一种功能，我们不必专门将阶级术语应用到这种观察之上。比如，对于黑人的参政身份的发展来说，它是完整的，毕竟在美国，这种现象被理论化了，由黑人知识分子代表。相似地，围绕着女性解放、同性恋权利和环保主义的政治运动与知识分子密切相关，他们致力于赋予它们“同一性，而且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功能”(1971:5)。尽管如此，把阶级政治从其他运动中区分开的是生产被集中关注的程度，以及它在法律上、组织上、科学上和技术上特有的要求。葛兰西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型知识分子——企业家、官僚、商业律师、经济学家、工程师和工业技术人员——的成长相伴而生。在后一类中，他看到了一个对于工人运动是有机的知识阶层发展的可能性。他注意到，在现代世界“与工业劳动密切相关的技术教育……必须形成新型的知识基础”(1971:9)。只有通过理解工业在技术上和管理上如何运作，工人阶级才能期盼着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控制权。虽然葛兰西在工厂生产方面描述这一点，但是它同样适用于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银行业和金融、零售、法律和政府。

然而，只掌握技术知识对于有机知识分子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乐于参与领导权斗争，既是“指导性的”也是“专业化的”。要实现这一点，有机知识分子必须能将他们的专业知识精心制作成政治知识。鉴于以前的知识分子依赖于他们的老练与雄辩，有机知识分子必须积极参加实践生活，“作为建设者、组织者、‘永久性的劝说者’（permanent persuader）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演说者”(1971:10)。当然，这并不是完全排斥旧的知识形式。斯图亚特·霍尔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要比传统知识分子了解得更多：真正地了解，不能只是装作了解……要深入、深刻地了解”(Hall 1996:268)。

对葛兰西而言，典型的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因此不仅像是受过技术训练的人，还是一位工会成员或党派活动家——这个形象显然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他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形成的经验。我们或许会希望将有机从属知识分子的观念扩展到新的社会运动和媒体表征问题，因为想象一个不以说客身份而利用媒体的当代的有机知识分子是很难的。当然，当代的一些从属形式在激进知识分子对英特网的使用方面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唐尼和芬顿（Downey and Fenton 2003）对这些“资源困乏”但是“技术丰富”的积极分子做出了评价。他们注意到各种运动，包括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2]、以色列/巴勒斯坦的第二次暴乱和反对跨国食品公司的运动，都采取了一种共同的策略，即“线下抗议，线上反宣传”。在这些运动中，网络知识分子同时瞄准公众和更成熟的媒体领域。这种说服力相对而言是不分层次的、分散的，这种情况将和葛兰西理想中的有机知识分子高度重合。葛兰西对知识阶层的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革命行动的理论，还是对权威如何被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运用的叙述。葛兰西观察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范畴已经“经历了一次空前的扩张”(Gramsci 1971:13)。他提到了官僚的扩展阶层，他们似乎独立于生产，甚至当他们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时。然而，从他那个时期开始，大量的“知识分子”在生产和国家机关的作用大幅度增加，在知识分子的“最高”层和“最低”层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阶层。要具体地发展当代的有机知识分子思想，我们需要看向别处来理解一个新兴的阶级如何与它自己的“一种关于它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功能”共同建立起来。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这些变化方面，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他的《区隔》(1984)思考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阶层的出现，以及他们的趣味监管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的界限的方式。与葛兰西类似，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领域，并伴随着它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也许其中最具生产性的是一个新阶层，新生的小资产阶级，或者新的下层中产阶级。布尔迪厄认为这一集团可以被描绘成“新知识分子”，因为它所起的作用包括划出知识的新领域和专业知识的主要部分。它为民众阶级的文化和上层阶级的“高级”文化，工作和休闲之间架起了桥梁。他注意到，新的小资产阶级壮大“于涉及表现与表征的所有行业中（包括销售、市场、广告、公关、流行、装饰等），以及所有提供象征性的商品与服务的行业”(Bourdieu 1984:359)。

因此，由于它所具有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它的“知识经济”特征，它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是最明显的有机阶层。但就它的消费选择而言，它还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阶层，一个葛兰西言之甚少的主题。要在现代社会中使用有机知识分子思想，我们因此必须承认消费是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一部分。肖恩·尼克松（Sean Nixon 1997)对此作出评论，他注意到新的知识阶层的认同突出了快乐、个人主义和实验，价值的问题——它们同时作为社会准则传播。它就如葛兰西注意到的一样，是一种“对世界的完整设想”，有机知识分子在其中具体化了广大社会的意义和愿望。

关于这种新的有机知识阶层，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更加深入的观点。第一，它可以被空间性地思考。新的小资产阶级集中于大都市的市中心，因而使其他地区变得地方化与边缘化——尽管这有可能激起一个反领导权的地区性知识阶层的形成。第二，新的小资产阶级同样是一个紧密牵扯到表征的集团，它自己被广泛地代表，而这种表征成为了领导权斗争的一部分。纵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例如，“雅皮士”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各种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困扰的否定性的关注。第三，我们应该记得这些是中间阶层而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对布尔迪厄而言，它是更加巩固的“新资产阶级”），因此它们是该联合体内的底层，而且不一定是它的臣属。它们的功能类似于在市民社会中——用它的复杂性和环环相扣的各个层面提供一种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堑壕体系。最后，这一集团积极地与“人民”接触，而非采取一种中立的姿态。如与钱尼（Chaney 2002）、莫尔斯（Moores 2000）和霍洛斯（Hollows 2003）注意到的一样，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分别采用政治家、大众播音员和电视大厨的形象，他们有可能采取比传统权威更加非正式风格的外观和言辞，进而向人民的和常常是“私人的”计划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虽然这可能不过是虚伪的民粹主义，但它还坚持掌握领导权的许诺，即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不得不用人民的术语表达他们的呼吁，自身会得到改造。与日常生活接触不是知识生活的特征，因为它按照惯例是需要理解的，而这是我们要转向的问题。

传统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的对立方，对葛兰西而言，是传统的思想者，而如果认识前者的一种方式是某个人积极介入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那么传统知识阶层的特征就是他们表面上回避这些问题。在《狱中札记》中，这种人物的固定的类型是“作家、哲学家或艺术家”，这也许暗示着葛兰西把这类人物看作半吊子或寄生虫。但是这些人物共同具有一种信念，即他们的专长是不偏不倚地独立于政治因素，而且这适用于知识从业人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就与他们适用于更明显的“文化”知识分子身上一样。

我们不应该将传统的知识阶层与知识上的懒惰或者过时的思维方式混淆，原因之一就是葛兰西重视学习的过程，认为这是一种工作形式。像我们之前注意到的一样，葛兰西抵制这样的一种思想，即工作和思考是分开的现象，而且他形容获取知识是一种“职业”，一种“学徒身份”，一种肌肉和神经共同的训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充足的劳动实现。如果人民不能认识到教育是一种形式的工作，他们会错误地将它认识成一种“天赋”或“把戏”。这再生产了社会的不平等，因为学习似乎成为了精英的天然属性。因此，葛兰西反对法西斯党施行的教育改革——它提倡超乎寻常的职业教育论。尽管承认职业学校会允许下层社会的孩子通过职业训练“自我提升”，但是葛兰西认为抛弃严厉的传统教育会“明确”孩子们的底层身份。这是因为他们会否认和他们的社会中的高层实现教育均等需要知识工具。职业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立仍然是一个尚在争论中的严重问题，你或许会想到二者在你自己的知识形成过程中的平衡，判断葛兰西的立场（可能现在会被看成是精英主义的）是否还留有任何价值。

这恰恰因为旧思想仍然有用，葛兰西认为面对任何新兴的政治集团，最为紧急的任务之一就是吸收传统知识分子。此外，我们需要用葛兰西的领导权观念所激发的自反性方式来思考这一点——因为一个集团一旦将要发生改变，它就不能仅仅允许一个现存的知识阶层为它发挥知识上的领导作用。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何被改变成宗教运动，或者社会主义政治如何被民族主义所改变。相反，一个新兴的集团必须使它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发展到一个对部分或全部传统知识分子实施领导权的程度。葛兰西举了一个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在这方面的例子。在这一时期，他说，工业资本主义取代了占有土地的贵族政治，成为英格兰的统治性的经济力量。然而，工业资产阶级通过代理人进行统治，贵族政治继续组成政府并实行文化上的领导。贵族政治的风格因此得到保留，尽管它的经济力量已经衰落。所以当英格兰迅速地转变成世界上最都市化与工业化的国家，它的占统治地位的形象无疑地仍然是——一片群山起伏，庄园林立的土地和令人满意的固定的阶级成分。这种形象为工业资产阶级服务，掩盖了它的统治，尽管一直陷入争议，即它变得过于被该形象所引诱，转而支持一种怀旧的田园风情，抛弃了它的“工业精神”(Wiener 1981)。

葛兰西将英国的贵族政治描绘成温文尔雅地默默接受它的同化作用，但是对于一个传统的知识阶层而言，更普遍地是，它会反对被同化进一个新兴的领导权。这是因为在它的发展进程中，它把自己误认为是外在于政治事务和日常事务的。知识生活的实质情况可能会为这种误认作出一些澄清。葛兰西对天主教会的历史分析，或者事实上是对任何现代大学教员的点名，会使人想到知识分子有高度的国际流动性，或者“世界主义”，因此他们多少有些远离对地方的关注。同样地，知识阶层自诩为一种无阶级的“教士身份或者种姓”，“独立、自主，不受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操控”，尽管它代表该集团的利益发挥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与管理功能。

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中的关键人物，在葛兰西看来，是贝奈戴托·克罗齐。尽管在法西斯政府中担任教育部长，克罗齐却反对墨索尼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使学术远离政治。当一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宣誓产生时，克罗齐主张政治和学术不能被混为一谈(Sassoon 1999:19)。但是这种中立的姿态，对葛兰西而言，是一种政治行动，因为它的作用是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保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他写道，虽然克罗齐，可能觉得自己与永恒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紧密相连，但是“他没有掩饰……他与（工业家）阿涅利和本尼的关系，而人们恰恰在此处可以辨别出克罗齐哲学中最重要的特征”(Gramsci 1971:8)。

因此，我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拆解葛兰西的二元对立——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一方面，传统知识分子曾经对于一个支配着它的阶级是有机的，但是现在似乎脱离那个阶级而自主，而且可能——例如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先锋派艺术家——对其不满，或者阻碍该阶级。但是这种自主可能有助于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提供一种对现实的“超验的”选择。为了转向宗教的永恒真理，艺术或哲学也要避开政治责任中更为紧迫的难题(Eagleton 1991)。

第二，如果情况威胁到它的自主性，传统知识阶层，如克罗齐，可能被迫成为一个阶级或事业的有机部分。一旦新的、意外的形势出现，知识分子会被迫成为组织者和说客。通过关注宗教领袖——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阶层的范例——的行动，你可以判断这种在“传统的”和“有机的”知识功能之间摇摆的程度。在正常时期，他们的知识活动似乎是相当抽象和神秘的。但是对于一些话题，如女人、男女同性恋、避孕的有效性和流产、胚胎研究问题以及寻求战争，宗教知识分子则起到一种有机的作用——形成联盟，组织媒体，寻求人民合法化。对科学家而言一样如此，只是焦点不同。由于关注内部话题，他们的技术在人民意识的舞台上得到反复操练，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转入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