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王国的历史(先秦到汉初的云南滇国兴衰)

古滇王国的历史(先秦到汉初的云南滇国兴衰)(1)

公元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从西域满载而归,同时也给长安带去一条十分重要的情报:在中原王朝的西南,有条鲜为人知的古老通道。通过那里的蜀地商旅,可以将蜀锦和邛杖卖到天竺,然后再卖到中亚的大夏。


正是因为这条情报,云贵高原的神秘世界才再次进入中原视野。那里也的确有着一个古老而神秘滇国。当地人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生活场景都铸造于青铜器上,创造出一曲古朴而雄浑的史诗。


奇异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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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的征服云贵记录 缺乏考古学证据支持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描述,西南高原早在战国时就被楚国将领庄蹻占据。然而,由于秦军在稍后截断其返程路线,迫使其带兵在滇地自立为王。但从目前的滇池地区考古发掘来看,并没有发现像武器和礼器那样的证据,支持这段楚人的殖民历史。


滇池当地的文物风格融汇东西、多姿多彩,但就是没有楚文化的影响痕迹。对于一支人数过万的移动大军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在庄蹻入滇的153年后,司马迁才再次记载滇国情况。期间的空白也很难用焚书坑儒来作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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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的青铜人像服饰 非常不符合其生活环境

此外,滇人的服饰和发饰,都与热带环境格格不入。比如戴高冠、戴帽的奇特服饰,贵族们的皮靴,还有巫师们全身裹着的皮毡和皮制披风,以及骑手们的游牧式马裤和长发鞭。因为典型的热带居民,往往是赤裸上身或者穿相对宽松上衣,下身打赤脚或者绑腿。还会蓄椎发,以防止头发被水完全打湿。但这些风俗都没有在滇国的文物形象中出现。


除了服饰,部分富裕的滇人战士甚至有贵重金质与铜制护臂。这在当时的东亚武库中非常罕见,却在中亚和西亚是比较常见。滇人那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青铜艺术和黄金雕刻,在当地也缺乏等量齐观的同类。但这种高度写实的艺术风格,却很容易在北方的斯基泰文化中寻觅。包括典型的猛兽相搏纹饰,有着精美纹理雕刻的金剑鞘,还有顶部有着人马、动物立体浮雕的贮贝器,以及金质当卢和绿松石项链。乃至武器、动物纹饰和马具都符合典型的斯基泰三元素。这都在暗示滇国人有着浓厚的亚欧草原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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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武士的盔甲 显然与古希腊的迈锡尼文明同源


北方来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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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王族的南下路线 布满了游牧与半游牧势力

其实从文物风格来看,滇国统治者应是游牧在甘青高原西北的羌氐系牧民。他们又和吐火罗系的月氏人、属于斯基泰系的乌孙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后来的滇王名叫尝羌,也是对王族属性的一种暗示。


公元前8-7世纪,斯基泰文化的扩散让中亚草原有了飞速发展,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皆快速增长。最突出的成果,就是马具完善和兵器的日益多样化。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同时被发源地两头的世界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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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扩张 对东西方两头都有巨大影响

在西方,斯基泰人驱逐了更为落后的辛梅里安人,并将他们追击到小亚细亚半岛。此后,他们更是与如日中天的亚述帝国开战。而在东方,则出现了西申联系犬戎击败西周的超级变局,开启了诸夏世界的春秋战国。部分小部族也从两个方向前进,长期参与后来的许多战争。


至于生活在河西和甘青的羌氐系牧民,便和一些南下的斯基泰人合流。由于秦国的西扩压力,他们在公元前5-3世纪左右,顺着四川和青藏高原边缘的藏彝民族走廊南下。在经过了一个个游牧民聚落和沿途的羌氐山地城寨后,跌跌撞撞的迁入云贵高原。在这里,他们的少许武力优势,会被闭塞的地理环境给进一步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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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青铜器上的杆栏式建筑物

这些草原流亡者发现,当地土著是越人和濮人。他们善于铸造带有古越和南岛文化的青铜鼎,还建造了很多神秘的祭祀铜柱。在生活方式上,这些人不住毡房,而是建造杆栏式建筑物。上层给主自己居住,底部则用于蓄养牲畜。为了适应多雨气候,他们特地为建筑物修建了高耸的尖角屋檐,用更加通透的建筑结构加强室内通风。


但是土著显然对于马术比较陌生,而且过惯了闭塞而平静的生活。所以在羌氐系游牧民的武力进攻下,这些濮人和滇越就遭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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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的骑马武士青铜像


新的联合政体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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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斯基泰风格改造的滇国铜鼓

随后,征服者对原住民的铜器进行了大量修改。比如浮雕上的长发赤裸形象被抹掉,换上刻了穿对襟长衣、戴复杂头饰的牧民。对于越文化的铜鼓,他们也结合斯基泰文化中的兽雕高台。将两个铜鼓合二为一,铸成高台的样式。然后用失蜡法铸造铜锡合金的骑士俑、百兽俑和人物俑,记录自征战或祭祀场景。


此外,滇国王族不来自农耕体系,越人本身也是农猎渔并重。所以在每年春季,都会组织盛大的斗牛仪式。对比将牛视为重要农业劳力的中原,这种原始而激烈的活动简直不可想象。反倒是和早期的米诺斯、迈锡尼等西方文明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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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人的年度斗牛出场形象

稳定政权后,滇国就以昆明为中心,武力辐射范围包括东川、楚雄,连元江、蒙自和曲靖地区。除了保留母系遗风的女巫,滇国的核心国家机器是由国王、勇士和富人组成的军队。作为暴力机关,他们是保境安民的核心力量。此外,还有臣服于滇王的斯基泰酋长被叟夷,以及源头类似的白狼羌、牦牛羌等重要联盟。国家的重要事务,主要是由巫师和工匠记载。他们会在铜片上绘制图画文字,或者进行高度写实的立体青铜雕塑。


此时,滇人部族联盟的主要敌人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境内马下不时叛乱的土著居民。其次,才是同样属于羌氐系游牧的昆明人部族。他们晚于滇人南下云贵,没有发展出类似于的国家组织,保留着各部族的互不统属状态。而且长期骑马袭击周边的定居民族,因此经常和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滇人发生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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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的武士姿势与古希腊人眼里的斯基泰骑兵一致

从滇国留下的青铜器形象,足以窥探他们与昆明对手的战争场面。身披整片护甲的勇士,头戴船型头盔上场。还有腰间佩戴短剑的骑士正在纵马驰骋。步行战士的盔甲似于迈锡尼风格,手持具有早期斯基泰风格的方形盾牌。与其作战的昆明人,则往往披头散发或包头,只有较为轻装的武备。骑马的滇国王族也保留了草原遗风,将斩下的敌军首级挂在马具上。有些滇人还使用弩机射杀对手,显然与这种武器的西南起源有关。


总的来说,滇人的军事风格和技术,都停留在公元前10-8世纪之间。这让他们看上去像是保留在异域的活化石,也为其后来的消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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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贵族的方形盾牌 也是早期斯基泰的标配


生机勃勃的小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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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武士手里的战斧 也是典型的斯基泰风格

战争得胜后,滇国武士会提着敌军人头和虏获来的牛羊,押解俘获来的老弱妇孺返回。濮人由于较早归顺,一般会被滇人保留为劳动力。但是凶残的昆明人则会被直接杀死,或者用作活人祭品去献给诸神。


在经济上,滇人会用青铜和木质农具耕作水稻,但游牧经济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片热带高原上,起伏巨大的地形和多边的气候,足以兼容多种经济模式。这里也正好是一个游牧与农耕经济的交界区。所以在司马相如和韩说初步开发益州郡时,就得到了马牛羊30万匹,说明此地已经具备很大规模的畜牧生产。后来,汉朝军队在汉中获得牛羊3万头、马3千匹,也是游牧经济才具备的贡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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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国武士的骑马狩猎形象

为了训练骑士,滇国还会组织集团狩猎。首领骑马打猎,多名部下一起配合围猎,颇有波斯和马其顿先民的风采。捕猎成果更是武人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被当地人以各种方式加以记录。


文献和考古成果也显示,滇国有这旺盛的对外贸易。当时的主要路线,就是连接巴蜀-滇国-大理-腾冲-缅甸-密支那和印度的西南道。还有通过牂牁江到夜郎与南越,甚至与北方的巴蜀居民贸易。通过藏彝民族走廊,还能与青藏高原地区的牧民交涉。因此在滇国的市集里,经常可以见到西域、南越和巴蜀等地的客商。在张骞代表汉朝打通河西走廊之前,滇国的西南道与羌藏道已经默默运作了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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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马的滇国贵族与他的步行武士

正是通过这些路线,滇人可以引进具有中亚游牧风格的玛瑙、金玉,并将四川地区的邛杖和手工织物贩运到中亚的费尔干纳。


在文化上,滇国基本上不推崇中原的文化礼教崇拜。他们在艺术表现上高度写实,通过等比例缩小的手法,将生活瞬间定格在青铜器顶部。鹰神则是滇国的崇拜核心。滇字本身在汉文中的发音滇,就来源于古代彝语的鹰。农神、生殖与祖先等关乎起源和未来的神祗,也是他们的重要祭祀对象。和很多早期文明类似,滇国人会定期杀死俘虏或者自愿献身者,取悦这些决不能怠慢的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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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上的滇国杀俘虏祭祀场面


中原影响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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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曾尝试兼并整个滇国

在统治数百年后,兼并六国的秦人也派出军队南下。但除了有限的驻军据点,新来的郡县官吏其实很难管辖周遭地区。因此,滇人就继续在占比更大的空间上繁衍劳作。等到乱世兴起,这里又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不予管理。到西汉建立后,也只有哪些险中求富贵的巴蜀居民,会不顾官方的要求来贸易。由于收益颇丰,部分冒险者甚至富比王侯。


汉武帝继位后,着手出兵攻打由秦军残部建立的南越国。位于岭南上游的西南夷开始进入他的视野,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诸国的逐步攻略和恩威并施。特别是在汉武帝意识到滇国的商业重要性后,对整个南方的兴趣迅速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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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的扩张性政策 决定了滇国结局

随后,在消灭南越的战争中,西南夷诸国的部分势力因不愿出兵增员而叛乱,但很快就宗爱到镇压。汉军顺势击败了滇国附近的小邦,为孤立前者而不断努力。最终,滇王接受了刘彻招安,并被重新赐予了国王头衔。但这也预示着作为独立实体的滇国,已经失去了自由的政治地位。等到这位君主去世,滇人就从历史记载中突然消失。


此后,在汉朝的强力干预下,大部分滇国人都被转化为编户齐民。还有一部分构成了今天的彝族人先祖。倒是曾与滇国势不两立的昆明,则对汉朝有过比较激烈的抵抗和起义。然而,长期的封闭让其人力有限而军事水平固化。面对已坐拥大量资源的长安宫廷,很难有任何决定性的作为。因此,在滇人消失后不久,他们也被郡县制所大体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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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赐予的滇国国王金印

至于晚于他们南下的斯基泰牧民后裔,还继续以叟夷的名称存在。在汉朝的几百年时间里,他们都是巴蜀地区的善战兵源。但相比于祖先的功业来说,也已经难在历史上留下值得一笔的作为。


至于文章开头所提到的司马迁著作失误,可能源自他与司马相如都参与过的对巴蜀、邛、昆明攻略。在阴差阳错中,将某个高原盆地和滇国的旧名弄混,从而给现代考古学兴起前的读者指引出错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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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系的叟夷 到东汉时都是优质兵源

司马迁一贯乐于将四夷祖先全都追溯到中原,其实还有非历史考据方面的因素。由于所有周遭邦国都是前朝后裔,那么汉朝军队的征缴就自然是消灭余孽。因此除西南的滇国,箕子朝鲜、北方匈奴、长江以南的东欧、闽越,以及岭南的南越都莫不如此。这种认知方式的确立,也将对后人的地缘认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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