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小吃（苏门答腊的海量香料）

香料是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也是一个绝对的“暴利行业”，波斯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先后主导香料贸易。香料在东西方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中国进口货物的大宗，也是欧洲市场最渴望的货品。以至于在东西方交汇之处，有一个“香料群岛”——东印度群岛。婆罗洲、爪哇、新几内亚及苏门答腊都被划归其中。

中国长期是最强的消费主力。在阿拉伯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前，波斯商人扮演着中古时代香料贸易中介商的角色。他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波斯湾驶入印度洋，经过马拉巴尔、锡兰、尼科巴群岛、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北向驶入河内、广州，或是更北部的沿海港口进行丝绸贸易。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历代王朝史料错误地以为波斯国盛产各种香料。

7世纪中叶，波斯国被灭，阿拉伯人接替波斯商人的位置，对南海诸国和印度洋沿岸的香料产地了若指掌，香料贸易进入新时代。

考古资料证明南越国已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很显然，这些熏炉和香料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汉武帝平南越后，汉朝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了直接交往。东南亚和南亚的香料通过南方沿海地区转输中原地区。

随着新香料和佛教、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宗教和香料的一拍即合，焚香和香料习俗随之而来。当时，大量檀香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佛教鼎盛的唐代社会，这些香料被唐人用于雕刻佛像，建造寺院之楼阁、佛塔，制作装佛像的圣盒、僧徒所持之锡杖等佛教圣物，还是寺院僧人、百姓礼佛常烧之香。

沉香因其饱含树脂，质地坚硬沉重，放进水里即会沉底得名。在当时很多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是有名的沉香来源地，其实不然，唐朝人使用的沉香大部分都是从林邑（今越南中部）进口而来。沉香在焚香和熏香中盛行，因唐人与印度人一样，认为沉香的烟对于治疗糜烂和创伤具有疗效。“据说有一种用沉香调制的香水，被有些妓女用来‘干’衣，大概是为了增强她们对于风流客感官的刺激。还有一种更侈奢的用法，是用这种珍贵的香木使建筑物散发出香味。具体做法是将沉香弄成碎末，然后涂抹在想要使建筑物散发香味的部位。”

唐朝皇帝以沉香建造亭台楼阁，唐玄宗在皇宫内建沉香亭，想召李白前来饮酒作诗，可惜李白已醉，未能前往。唐敬宗欲效仿唐玄宗造沉香亭，结果遭到臣子的进谏。杨国忠家的沉香亭最为典型，他以沉香为阁，檀香为栏，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到芍药花盛开之际便招宾客好友前来沉香阁赏花，花香、沉香、檀香味，芳香至极。

如果说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的皇室贵胄们喜好通过丝绸来“炫富”的话，那么在海丝的东端，唐朝贵族士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便是香料。

唐鎏金双蛾团花纹银香囊，制作精巧

唐人好斗香，中宗时有一种高雅的聚会，大臣们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只有韦温所挟香膏，经常夺魁。宁王李宪非常注重口气清新，好口中含香，每次与宾客议论时，口中必含沉香和麝香，“方启口发谈，香气喷于席上”。想必这类人在参加各种社交场合前，必先以香汤沐浴，誓要给众人留下香气迷人的印象，毕竟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香水，只能靠外来香料做辅助。

至今人们仍在用的胡椒无疑是大家最熟知的外来香料。汉文史料中最早记载胡椒的是西晋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当时都以为胡椒产于印度、波斯或南海诸国。据考“胡椒属植物最初生长在缅甸和阿萨姆，先传入了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西亚，然后，又由印度传入波斯，再由波斯舶从波斯与檀香木和药材等一起转运到中世纪的亚洲各地”。

唐时，海外贸易初盛，海上丝绸之路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由海路输入中国的胡椒量不大，但因其受唐贵族重视，价值昂贵，给波斯人和阿拉伯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公元777年，唐朝巨贪元载被赐死后，官府在籍没他家资产时，罕见地搜出500两钟乳和800石胡椒。换算成公制的话，800石相当于64吨，这些胡椒用3个集装箱来装也装不完，足够让长安市民吃用一辈子。其富贵奢侈的程度，连后人苏东坡都忍不住发问，“胡椒八百斛，流落知为谁？”

外来香料进入寻常百姓家

苏东坡所处的宋朝，恰是外来香料进入中国的巅峰时期，其进口品种之繁和数量之多前代无法比拟。文献记载，当时进口的香料达一百多种，常见的如乳香、龙涎香、龙脑香、沉香、檀香、苏合香等数十种。可入药、食用、化妆、熏衣、敬神、制烛、建筑。它们来自大食、天竺、交趾、三佛齐、阇婆等国，以从大食、交趾、三佛齐（唐末室利佛逝）进口香料最多。

发源于苏门答腊岛上巨港附近的三佛齐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要冲，为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中心，是中国与东南亚、阿拉伯往来贸易的必经之道。因其国势强大，大食的香料多在此集散，复运广州、泉州。宋以前，外来香料使用局限于王公贵族间，随着品种和数量增多，外来香料也进入寻常百姓家，饮食用香、佩物用香、祭祀用香、建筑用香成为平民百姓生活中的一部分。

《听琴图》（局部），故宫博物院珍藏。松荫下，一人焚香抚琴，左右分别端坐着红袍、青袍听众和一名童子。这幅画是宋徽宗赵佶的自画像，听琴者中，红袍者为蔡京，青袍者为童贯

南宋时期，蜀人曾以棍棒、沉香、檀香、鹰香和龙脑为原料制作出一种香味极佳的香药饼子，深受广大民众喜欢。临安市民的早晨一般是从一碗丁香馄饨开始的，临安街边上四处贩卖着香药灌肺、二色灌香藕、香药韶姜等食品果子和蔡香甘蔗、沉香藕花等甜点。富有人家也会仿照唐朝皇帝，将香料木材用于建筑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描写南宋杭州市民生活时曾说：“富室人家对其起居宅第的营建，常常一掷千金。毫无吝惜，珍贵的沉香木和檀木，远从热带地方带来。以为主支柱之用。”

为了方便管理香料贸易，宋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每当外舶抵达口岸时，把香药、珍珠等货物中的一小部分呈交市舶司，称为“呈样”。呈样以后，市舶司实行抽税。大抵来说，宋代抽解税率为十分之一。香料贸易获利甚厚，进口的数百种香料中，宋代政府规定其中一部分为禁榷的香料，禁榷即是专卖，凡是由宋代政府规定禁榷货物，皆由国家垄断买卖，以获取高额利润。

南宋时，领土缩小，政府收入更要依靠对外贸易来维持，加之香料进口增加，对香料的税收就增长起来。南宋初年，政府财政收入不满千万，市舶利入达200万缗。对外贸易收入已成南宋政府不可或缺的主要财源。对那些能招诱外商来华贸易，增加政府收入或负责搬运香料的官吏，宋政府多授予官爵或其他奖励，外商招徕多者，也会赐宴给予慰劳，押送香料到京城的官员，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外来香料给宋朝政府带来的可观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困难。有时，它还具备支付能力，为了抵御外人入侵，宋朝政府时常在边境屯集重兵，军费开支成为宋朝政府一笔沉重的负担。意识到北方及西北的少数民族对外来香料等舶来品尤为欢迎，宋朝政府趁此将香料运到前线与之交换粮草，用以补充西北军费。“由于香料等价值比粮草要高得多，而重量要轻得多，运送这些贵重物品来交换军队所需要的物资，成本要低得多，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后来，以香料换粮草的方式扩展到了内地，南宋政府直接以香料作为另一种货币，向民间购买必需物资。有一次，户部将所储的三佛齐国进贡的91500斤乳香（值120余万缗）“分送江、浙、荆湖漕司卖之”，以购买军饷。

从13世纪开始，胡椒在香料输入中所占的比重增大。马可·波罗曾在其游记中写道：杭州每天消费的胡椒达“每担为二百三十磅的四十四担之多”。在元代中国最大的贸易港泉州，胡椒输入量令马可·波罗惊讶：“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给基督教诸国而装载着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港口的话，那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船来到泉州。”虽然这种描述似有夸大之嫌，但胡椒比重之增加是毋庸置疑的。

《奇迹之书》即《马可·波罗游记》记载 ：印度奎隆王国收胡椒的黑人

在唐代，胡椒主要用作珍贵药物，只在“胡盘肉食”中用作调料。宋代也是如此，胡椒依旧是珍品。明朝中后期“珍品”胡椒逐渐变成“常物”，被平常百姓广泛使用，这其中，与郑和下西洋有很大关系。

郑和下西洋导致胡椒大量涌入，为处理胡椒过剩，明朝政府以胡椒、苏木等香料折支俸禄，以俸禄的形式分配给文武官吏，一方面维持香料贸易的高额利润，转嫁了国家财政危机，另一方面胡椒流入了更广泛的人群中，价格大幅下降。洪武（1368年-1398年）末年每百斤值银20两的胡椒到宣德（1426年-1435年）年间仅值银5两。粗略估计，15－16世纪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收购的胡椒年达5万包（约250万斤），等于17世纪上半期胡椒从东方输入欧洲的总数。正因为如此，郑和下西洋在中国激发了一场“舌尖上的革命”，民间广泛流传起来关于“胡椒”的各种食谱。

对胡椒的渴望促进了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价格昂贵的胡椒是葡萄牙人向东方找寻新航路的原因之一，当达伽马携带胡椒返回里斯本时，里斯本胡椒价格当天跌落一半，葡萄牙人主导了此后的国际香料贸易。同样当郑和携带大量香料回国时，国内胡椒价格跌落，但中国人并未抓住主导国际香料贸易的机会。

（参考资料：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田汝康《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夏时华《宋代香药现象考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