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探讨的核心是什么（论诗经经的意义）

一 我们把“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诗经》研究范式称为现代诗经学或现代诗学它的特点是把《诗经》只做诗讲，对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劳作、军事题材的诗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普遍说明不够不透甚或阙如《诗经》既然叫“经”，则我们对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属顺理成章，可现代诗学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今天应当给它一个“经”的定位，这其实也是恢复它原有的地位 二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经》是中华文化重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论语》讲“为政以德”《大学》三纲领第一条就是“明明德”，首个“明”是动词，义为彰显；次“明”是形容词，义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温暖天下的作用那么，“明德”“明明德”的概念来自何处？《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予怀明德”，当是“明德”的来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书》，此处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书·尧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这两个“明”都是动词“明明德”当为“克明”与“明德”的结合从历史线索来看，从上古先秦到汉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从《诗经》《尚书》到《论语》《大学》，再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科举以《集注》为准，“明明德”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明明德”就属于根与魂的范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命脉所系《诗经》是中华民族重德传统的源头不仅如此，诗教还一直扩展至朝鲜半岛、越南、日本，成为东亚共同的精神财富 “子曰诗云”也具有重要的经学意义“子曰诗云”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文体、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教化方式《大学》《中庸》《孟子》中常见这种行文方式通常是先说“子曰”，接着说“《诗》云”；“子曰”是观点，“诗云”是用《诗》作为论据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引用、解释和使用本质上是统一的孔曾思孟对《诗经》的运用表达了他们对《诗》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开拓了《诗》涵养性情、教化民风的意义边界，由此构成的意义世界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修辞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是看不到的 三 现代诗学问题出在何处？出在“文学”概念和世界观上“文学”这个词很有意思，中文中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孔门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列在文学科子夏是以传经著称的，所以这里的“文学”其实就是文献、文化，再具体说是经学之义在欧洲文化中，文学（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其中“文学”的含义也是广义的文化现代学科分化以后，“文学”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为文学专业意义的文学这种新“文学”概念只剩下《论语》“文学”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来的诗学从现代“文学”概念出发，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并定义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然反映不出《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释史比如上引《行苇》一段，就因为只把它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修辞，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结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维，也就了无余韵了 “五四”以反封建著称，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对于封建伦理和传统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现代诗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剔除《诗经》解释中的封建伦理，认为《诗经》自从成为儒家经典，被打上“思无邪”“温柔敦厚”的标记后，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金科玉律，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这种认识不可不谓犀利，但也难说就不偏激“思无邪”乃孔子所说，“温柔敦厚”系《礼记》记载，“经夫妇”一段则出自毛诗序，上述说法意味着《诗经》从孔子开始就讲错了，历史上《诗经》解释全无价值照这么下来，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可讲的？况且，把《诗经》仅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视为爱情诗也不符合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学《诗经》的不给他们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中正情感，而是讲爱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国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颐还强调“《关雎》《麟趾》之意”，强调的是夫妇家庭之道不懂这些就很难理解《诗》，当然也难以深入地理解理学《诗经》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第一部诗歌形式的经典，现代诗学之所以体现不出“经”的韵味，问题就出在它只把《诗经》作文学看，抽空了其积淀的精神底蕴和负载的文化价值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现代《诗经》学全无价值，应该放弃呢？倒也不必客观、公允地说，一代有一代的《诗经》学，每一代《诗经》学都有其价值与地位现代《诗经》学截断众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无任何文化价值观负载的清爽的《诗经》面目，是它的特点和成就；但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诗经》解释，则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轻易否定同样，我们也不轻易否定现代诗学 在《诗》产生及流传过程中，有两种真实，一是“源的真实”，一是“流的真实”前者指诗篇产生的背景、主题原本是什么，后者指《诗经》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是什么研究《诗经》，不能以“源”的真实否定“流”的真实，反之亦然比如，现代《诗经》学认为《关雎》的主题反映的是青年贵族的爱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实但是，经学史上古人从未把它作为爱情诗从孔子开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诗论》强化了这一点《毛诗》认为是颂“后妃之德”，今文经学认为是“刺康王晏起”看来古人的认识也不尽同，一篇兼备美刺两说可是，无论美、刺，皆非爱情这则是流的真实从流的真实看，作为经的《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诗教以教化为导向的《诗经》诠释史既是诗义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实质上又是诗义不断被“建构”的历史；既是《诗》作为“经”发挥作用的历史，实质上又是其上升为“经”的历史《诗经》实在地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诗经》诠释史与其说是解释诗的本来意义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塑造诗教传统、建构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 四 现代分科学术推进了研究的深入，但也造成了“道术为天下裂”的学科分隔研究哲学不从文学中找材料，往往遗漏了“仁，爱人以及物”一类的重要史料；研究文学不做哲学提升，淡化了诗的韵味；总之都没有把传统文化的优秀处展示出来看来，今后研究《诗经》，不树立国学、中华文化学、中华文明学的学科概念，不采用辩证地统一古今诗学、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经学方式，而欲觅得《诗》作为“经”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底蕴，未必不是缘木求鱼 （作者：乔清举，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诗学探讨的核心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诗学探讨的核心是什么

一 我们把“五四”以来形成、目前仍十分流行的《诗经》研究范式称为现代诗经学或现代诗学。它的特点是把《诗经》只做诗讲，对于其中篇章和其他的爱情、婚姻、家庭、劳作、军事题材的诗有什么区别，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普遍说明不够不透甚或阙如。《诗经》既然叫“经”，则我们对它有更多的文化期待，亦属顺理成章，可现代诗学并不能满足我们这个愿望。事实上，《诗》在历史上是以“经”的形式而非以“诗”的形式发挥作用的，《诗》首先是“经”其次才是诗。今天应当给它一个“经”的定位，这其实也是恢复它原有的地位。 二 作为“经”和作为诗区别甚大。“经”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及其发展脉络的基本文献。《诗经》作为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教化、培养人的温柔敦厚的中正性情，这叫“诗教”。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谓是对《诗》作为经的作用的最早最精练的说明。《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经》通过比喻、联想等文学手段感发人的心志情意，使人从美的情感体验上升到善的理性认知，在性情、人格与精神境界方面得到塑造。把《诗》作为经就是把它作为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典籍对待。 《诗经》是中华文化重德传统的一个重要源头。《论语》讲“为政以德”。《大学》三纲领第一条就是“明明德”，首个“明”是动词，义为彰显；次“明”是形容词，义为光明。在儒家文化中，道德具有照耀和温暖天下的作用。那么，“明德”“明明德”的概念来自何处？《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予怀明德”，当是“明德”的来源（“明德惟馨”出于古文《尚书》，此处不用）。此篇又有“其德克明”一句，《尚书·尧典》也有“克明俊德”一句，这两个“明”都是动词。“明明德”当为“克明”与“明德”的结合。从历史线索来看，从上古先秦到汉唐宋明，“明明德”的思想一以贯之。从《诗经》《尚书》到《论语》《大学》，再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元代科举以《集注》为准，“明明德”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明明德”就属于根与魂的范畴，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命脉所系。《诗经》是中华民族重德传统的源头。不仅如此，诗教还一直扩展至朝鲜半岛、越南、日本，成为东亚共同的精神财富。 “子曰诗云”也具有重要的经学意义。“子曰诗云”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也是一种文体、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教化方式。《大学》《中庸》《孟子》中常见这种行文方式。通常是先说“子曰”，接着说“《诗》云”；“子曰”是观点，“诗云”是用《诗》作为论据。从诠释学的观点来看，引用、解释和使用本质上是统一的。孔曾思孟对《诗经》的运用表达了他们对《诗》的理解，他们的理解开拓了《诗》涵养性情、教化民风的意义边界，由此构成的意义世界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从“经”的角度看，通常被视为修辞手法的赋、比、兴，其实是反映人的存在方式的手法。《行苇》开头“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四句，若只作修辞上的兴看，便索然无味；若作“经”看，则韵味浓郁。兴类似电影中由远渐近、渐近，然后出现人的镜头的表现方式。通过自然场景引出人，透露出人存在于自然，与自然具有关联的内涵。《毛诗》即认为，此段表达了“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的道德。郑玄提出：“仁，爱人以及物。”贾公彦解释道：“云‘仁，爱人以及物’者，仁者内善于心，外及于物，谓若《行苇》诗美成王云‘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是爱人及于苇，苇即物也。”孔颖达说：“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古人把《诗》作为经，引申出“仁，爱人以及物”的哲学命题，把仁者“爱人”推进到了爱自然，这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可是，这些丰富内涵在现代诗学中是看不到的。 三 现代诗学问题出在何处？出在“文学”概念和世界观上。“文学”这个词很有意思，中文中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论语》。孔门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子夏列在文学科。子夏是以传经著称的，所以这里的“文学”其实就是文献、文化，再具体说是经学之义。在欧洲文化中，文学（literature）也有文化的含义，如《共产党宣言》中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说法，其中“文学”的含义也是广义的文化。现代学科分化以后，“文学”概念得到重新整合，演化为文学专业意义的文学。这种新“文学”概念只剩下《论语》“文学”概念的一部分内涵，“五四”以来的诗学从现代“文学”概念出发，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并定义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然反映不出《诗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解释史。比如上引《行苇》一段，就因为只把它作为没有实质意义的修辞，不得不割去其中凝结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维，也就了无余韵了。 “五四”以反封建著称，但由于时代局限，也存在对于封建伦理和传统道德中的永恒内容缺乏辨别的弊端。现代诗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剔除《诗经》解释中的封建伦理，认为《诗经》自从成为儒家经典，被打上“思无邪”“温柔敦厚”的标记后，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金科玉律，这些都不是《诗经》的本来面目。这种认识不可不谓犀利，但也难说就不偏激。“思无邪”乃孔子所说，“温柔敦厚”系《礼记》记载，“经夫妇”一段则出自毛诗序，上述说法意味着《诗经》从孔子开始就讲错了，历史上《诗经》解释全无价值。照这么下来，中华文化还有什么可讲的？况且，把《诗经》仅视作文学作品，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篇目视为爱情诗也不符合历史。古代帝王都是要学《诗经》的。不给他们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无邪”“发乎情，止乎礼”的中正情感，而是讲爱情，那不是把他往亡国的道路上引？直到北宋，程颐还强调“《关雎》《麟趾》之意”，强调的是夫妇家庭之道。不懂这些就很难理解《诗》，当然也难以深入地理解理学。《诗经》是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文明传统的第一部诗歌形式的经典，现代诗学之所以体现不出“经”的韵味，问题就出在它只把《诗经》作文学看，抽空了其积淀的精神底蕴和负载的文化价值。 这么说，是否意味着现代《诗经》学全无价值，应该放弃呢？倒也不必。客观、公允地说，一代有一代的《诗经》学，每一代《诗经》学都有其价值与地位。现代《诗经》学截断众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无任何文化价值观负载的清爽的《诗经》面目，是它的特点和成就；但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诗经》解释，则不免僭越。古人不可轻易否定。同样，我们也不轻易否定现代诗学。 在《诗》产生及流传过程中，有两种真实，一是“源的真实”，一是“流的真实”。前者指诗篇产生的背景、主题原本是什么，后者指《诗经》在历史上的实际影响是什么。研究《诗经》，不能以“源”的真实否定“流”的真实，反之亦然。比如，现代《诗经》学认为《关雎》的主题反映的是青年贵族的爱情，倘果真如此，那就是源的真实。但是，经学史上古人从未把它作为爱情诗。从孔子开始即如此，新出土的《孔子诗论》强化了这一点。《毛诗》认为是颂“后妃之德”，今文经学认为是“刺康王晏起”。看来古人的认识也不尽同，一篇兼备美刺两说。可是，无论美、刺，皆非爱情。这则是流的真实。从流的真实看，作为经的《诗》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教化，是诗教。以教化为导向的《诗经》诠释史既是诗义不断被“发现”的过程，实质上又是诗义不断被“建构”的历史；既是《诗》作为“经”发挥作用的历史，实质上又是其上升为“经”的历史。《诗经》实在地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形态，所以，《诗经》诠释史与其说是解释诗的本来意义的历史，倒不如说是塑造诗教传统、建构中华文化文明的历史。 四 现代分科学术推进了研究的深入，但也造成了“道术为天下裂”的学科分隔。研究哲学不从文学中找材料，往往遗漏了“仁，爱人以及物”一类的重要史料；研究文学不做哲学提升，淡化了诗的韵味；总之都没有把传统文化的优秀处展示出来。看来，今后研究《诗经》，不树立国学、中华文化学、中华文明学的学科概念，不采用辩证地统一古今诗学、打通文史哲界限的新经学方式，而欲觅得《诗》作为“经”的丰富而又深刻的底蕴，未必不是缘木求鱼。 （作者：乔清举，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