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的发展阶段及特点（宋学达宋词自述本事）

*转自词学研究

【作者简介：宋学达，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师从王兆鹏教授，现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 宋词的传播方式中，本事传播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途径，而在宋代词本事文献中，有一部分是由词作者本人书写的。这种作者“自述本事”的现象，使得作者本人也参与到词作的传播之中，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作者的“自述本事”又进一步发展为“自评词作”以及作者直系后辈为其书写“先人本事”。“自述本事”及其衍生出的“自评词作”和“先人本事”，本身具有文献价值，而在这一现象的发展变化中，可以见出宋人对词体文学传播观念的重大转变，更折射出宋词尊体意识发展的清晰脉络。

关键词 宋词 传播 词本事 自述

文学作品的传播，一般被理解为文学接受层面的问题，以往很少考虑其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作者也是参与在文学传播之中的，而且是传播的启动者。因此，作者对传播持何种态度，直接关系到作品的传播效果。唐宋词人对词作的传播，似乎漫不经意，胡寅在《酒边集序》中说北宋初诸词人写词后“随亦自扫其迹”^[1]，让人印象深刻；而五代和凝入相后“专托人收拾焚毁”“少年时”所为“曲子词”的著名轶事[2]，也仿佛让人觉得唐宋词人忌讳词作的流传。其实，唐宋词人很在意自己词作的传播，“自述本事”，就是宋人传播词作的一种策略。本文试图对学界很少关注的“自述本事”现象进行探讨，梳理其发展过程，探析其词史意义。

一 “自述本事”的发生

所谓“自述本事”，是词作者自行书写有关词作创作、传播、接受情况的叙事性文献。词本事作为一类文献，既包括载录于笔记、词话等著作中的相关文字，也包括叙事性词序[3]。作者的词序也是对词作创作背景或传播接受相关史实的记录，且相对于他人在笔记、词话中的叙述更具可靠性。同时，笔记、词话等著作中的词本事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来自词序，而后人在为词人编辑词集的时候也往往采笔记、词话中的本事记载，更改人称作为词序冠于篇首[4]。可见，词序与载于他书的词本事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作为记录词作创作、传播与接受的史料具有文献意义上的同质性。因此，“自述本事”，也包含词作中的词序。

在苏轼之前的宋代词人中，为词作添加题序的有近二十家之多，有题序的词作亦不下百首，然而具有词本事性质的却仅为张先与欧阳修的四则，以及《墨客挥犀》卷四载宋仁宗天圣中卢氏女题壁词自序一则，其余皆为次某人韵、赠某人、和某人、咏物词所咏之物、节庆词所写之节日等等，或者是以只言片语交代创作背景，如某某席上作等。

张先虽然存有3则可视为词本事的词序，但其存世词作总量有165首[5]之多，故张先为之书写词序以记录本事的词作仅占不到1.82%。同时，张先在词序中对本事的书写极为简略，其《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与《泛清苕》（绿净无痕）二词的两则词序皆不足十五字，其一云：“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6]，其二云：“正月十四日与公择吴兴泛舟”[7]，都仅仅是对创作时地与创作动机的简单说明，另一则《木兰花》（去年春入芳菲国）的词序云：“去春自湖归杭，忆南园花已开，有当时犹有蕊如梅之句。今岁还乡，南园花正盛，复为此词以寄意，旧词即玉连环，在后。”[8]虽然字数较之另外两则多一些，但叙事元素却同样不可谓丰富。由此可见，张先对本事的自述，是极为偶然的事情，并非刻意为之。而欧阳修《采桑子》十首前的《西湖念语》更不可谓严格意义上的词序，其文单独题名《西湖念语》，又文末称“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9]，并将词作列次其下，很显然是将《采桑子》十首作为《西湖念语》的一部分，其原本的创作意图是以词从属于文的，只是我们今天从文献资料的角度去看这篇散文，才将其视为《采桑子》十首的本事。同时，“敢陈薄伎，聊佐清欢”这样的表述，也正与胡寅“自扫其迹”的论调一致。因此，《西湖念语》亦非欧阳修有意去为词作书写的本事记录。

《墨客挥犀》卷四所载卢氏女词序[10]虽略具刻意性，但并不包含传播意图，其文曰：

天圣中有女郎卢氏者，随父往汉州作县令，替归，题于驿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临水，不废于讴吟；易羽移商，聊舒于羁思。因成《凤栖梧》曲子一阕，聊书于壁，后之君子览之者，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11]

此则本事虽载录于笔记，但其中卢氏自序应视为“自述本事”。题壁无疑是作者的一种主动传播行为，但是词序中刻意表达的主要是“毋以妇人窃弄翰墨为罪”的诚惶诚恐，并无传播词作的愿望。因而可以说，卢氏女题壁行为的传播意图并没有反映在词序中，而对自身女性身份的尴尬辩护更同样带有“自扫其迹”的色彩。

从宋代早期的五则“自述本事”实例看，在这种现象发生的伊始，词作者大多没有试图通过书写本事去进行自我宣传的想法。

二 “自述本事”的发扬与传承

苏轼是任何关于宋词乃至整个词史的研究中都绕不开的人物。宋词的“自述本事”现象同样是在苏轼手中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进而得到发扬与传承。

苏轼存词362首[12]，其中有可确定为苏轼本人所写的叙事性词序的词作数量为二十七首，占其全部词作的比重近7.44%，如果再加上疑似苏轼本人所写的四则[13]，则可再增加约1.1%。苏轼存世词作多于张先近200首，故这一数字较之张先的1.82%，涨幅十分明显。而苏轼在“自述本事”方面对前人的超越，更体现在词序的书写质量上，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词序云：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城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14]

这篇词序与张先《木兰花》词序内容相似，都是回忆以前的词作，书写新词，但苏轼所写明显比张先更为详尽，不止记录了本事原委，还抒写了词中所寄寓的情感，读之可明显感受到他与苏辙的手足之情。另外，苏轼词序对本事叙述的详细，还表现在某些词序中对人物对话的描写，最有代表性的即《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最善。公曰：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15]

除了写明章质夫家琵琶妓“乞为歌词”的本事，还通过与欧阳修的对话说明隐括韩愈《听颖师琴》的合理性。词序的详细，能看出苏轼对其重视之程度，亦可见其“自述”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然而，虽然苏轼对词序的书写表现出一定的目的性，但似乎很难将这种目的归结为传播。事实确实如此，不过苏轼的“自述本事”还有另外一种更重要的表现形式，即在其笔记体著作中对词序所言本事的“再书写”。虽然这种“再书写”数量不多，仅有两例，其中包含的传播意图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对《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词序所载本事的再书写，在《仇池笔记》中则对《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与“自净方能洗彼”二词[16]之本事进行了再书写。后者在笔记中的本事与词序文字基本相同，而前者之本事在《东坡志林》中的书写，较之词序丰富许多，其词序仅十四字：“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17]，在《东坡志林》中则扩展至二百余字：

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春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18]

词序中仅交代了“蕲水清泉寺”与“兰溪”的情况，只是对词中“门前流水尚能西”一句的注解，而《东坡志林》则对事件中的细节进行精确描写，甚至对相关人物风貌进行生动刻画，故事与词作相得益彰。

词体本是一种抒情文学，将记载词本事的词序基本照搬至笔记中，或在笔记中进行更丰富的书写，则更注重故事性，借助故事的叙述带动词作的接受，使之通过另一种形式得到传播。现代西方传播学的理论认为：“以说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趣，以这种方式整合过的新闻素材将更加有效地吸引读者。”^[19]苏轼在笔记中对词本事的再书写，正是这一传播观念在中国宋代的显现。

宋代词作者的“自述本事”，无外乎词序和笔记、诗话类著作[20]两种形式。虽然苏轼的词学观念总体上依然属于“小词”观，但他既对词序书写有所发扬，又于笔记中对本事进行再书写，且真正在其中融入了传播意识，可以说是借“自述本事”进行自我宣传的首开先河者。

苏轼之后，“自述本事”现象在黄庭坚与释惠洪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二人皆与苏轼交往密切，在“自述本事”方面受到苏轼的直接影响。其中黄庭坚主要表现为对词序书写风气的继承，其存世192首^[21]词作中，有词序二十四则^[22]，占总数的12.5%，比例上进一步提高；惠洪则主要体现为在其《冷斋夜话》中自述词本事，将涉及九首词作的七则本事写入其中[23]。

黄庭坚为自己的词作书写的叙事性词序中，偶尔会流露出对其词才的自得之意，如《念奴娇》“断虹霁雨”词序曰：

八月十八日同诸生步自永安城楼，过张宽夫园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众客。客有孙彦立，善吹笛。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24]

在叙述本事的最后，特意自行指出“文不加点”，其炫耀词才之意显而易见。此外还有《醉落魄》（陶陶兀兀）组词的词序，文末称：“因戏作二篇，呈吴元祥、黄中行，似能厌道二公意中事”[25]，也是自赞词作可以道人意中事，虽然以“戏作”、“似能”这样的语辞自谦，但依然难掩其自得之意。黄庭坚词序中所表露出的自信与自得表明，在他的文学观念中，作词乃是足以夸耀的才华，其中的自我宣传意味，不言而喻。而惠洪将与自己的词作有关的七则本事写入其《冷斋夜话》中，亦无疑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别人了解到自己的词作与词才。惠洪在这七则词本事中，有两则都写到了自己与黄庭坚的唱和或交往，借黄庭坚的名人效应推举自己的意图十分明显，其中咏梅词本事曰：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为梅花，鲁直观之，叹曰：“如嫩寒春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余因为赋长短句曰：“碧瓦笼晴香雾绕。水殿西偏，小驻闻啼鸟。风度女墙吹语笑。南枝破腊应开了。道骨不凡江瘴晓。春色通灵，医得花多重少。抱瓮酿寒春杳杳。谯门画角催残照。”又曰：“入骨风流国色，透尘种性真香。为谁风鬓涴啼妆？半树水村春暗。雪压枝低篱落，月高影动池塘。高情数笔寄微茫。小寝初开雾帐。”前《蝶恋花》后《西江月》也。^[26]

表面上是写因黄庭坚对墨梅的感叹作词，但观其词作，似与黄庭坚的话语并无直接关系，故其实际意图当是以黄庭坚的言论为注脚，以突显自己词才之高。在惠洪的“自述本事”中，可以看到十分明确的自我宣传意图。宋代文人在诗话笔记类著作中的“自述本事”，一般都含有类似的意图，如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卷二中自述其“游甘露寺词”本事，通过揶揄“顽俗且瞋”的寺僧“恐贤眼目亦自来不认得物事，壁间之题，谩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风也”[27]来反衬其词作之高明。又如张端义在其《贵耳集》卷上为自己书写小传，云：“爱作诗赋小词……周晋仙取‘苑春红艳冷’之句”[28]，特意拎出自己得意的词句，传播意图同样明显。而最典型的，莫过于洪迈在其《夷坚志》中自书的“小楼烛花词”本事：

绍兴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予在临安试词科第三场毕出院，时尚早，同试者何作善伯明、徐抟升甫相率游市。时族叔邦直应贤、乡人许良佐舜举省试罢，相与同行。因至抱剑街，伯明素与名娼孙小九来往，遂拉访其家，置酒于小楼。夜月如昼，临栏凡焫。两烛结花灿然若连珠，孙娼固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洁，烛花呈祥，五君皆较艺兰省，其为登名高第，可证不疑。愿各赋一词纪实，且为它日一段佳话。”遂取吴笺五幅置于桌上。升甫、应贤、舜举皆谢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即操笔作《浣溪沙》一阕曰：“草草杯盘访玉人，灯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觅句要奇新。黛浅波娇情脉脉，云轻柳弱意真真，从今风月属闲人。”众传观叹赏，独恨其末句失意。予续成《临江仙》曰：“绮席留欢欢正洽，高楼佳气重重。钗头小篆烛花红。直须将喜事，来报主人公。桂月十分春正半，广寒宫殿葱葱。姮娥相对曲栏东。云梯知不远，平步揖东风。”孙满酌一觥相劝曰：“学士必高中，此瑞殆为君设也。”已而予果奏名赐第，余四人皆不偶。[29]

词作是在“较艺”的氛围中创作的，在本事叙述中，洪迈以他人的“末句失意”衬托自己词作“必高中”的预示，实际上是想说明自己的词才更高、词作更优，进而达到传播作品之目的。洪迈这一则自述的词本事，可以说是完美的自我宣传。

三 “自述本事”的转变

宋词作者参与词作传播的现象，并没有局限于作者“自述本事”的单一形式，而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现了“自评词作”和“先人本事”两种转变。

在宋代词话批评的发展历程中，“论词及事”型词话先于“论词及辞”型词话[30]，而词本事本身也具有文学批评性质，即所谓“本事批评”，可溯源至钟嵘《诗品》乃至汉儒所谓“春秋笔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说，宋代词学中的“论词及辞”型词话，是在“论词及事”型词话的先导下产生并发展的，进而可以说，词人自行书写有关其词作的评论性文字，是基于“自述本事”现象的一种发展。

相对于词本事的书写，评论性文字所表达的艺术观点更加显豁，因而“自评词作”的宣传效果更强于“自述本事”。如王楙《野客丛书》中的一段：

张子野晚年多爱姬，东坡有诗曰：“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正均用当家故事也。案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元稹与李绅语其事，作《莺莺歌》。汉童谣曰：“燕燕尾涏涏，张公子，时相见。”又曰：“张祜妾，名燕燕。”其事迹与夫对偶精切如此。“莺莺”对“燕燕”已见于杜牧之诗，曰：“绿树莺莺语，平沙燕燕飞。”前辈用者，皆有所祖。鲁直作《苏翰林出游》诗曰：“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可以为法也。仆尝有一词为张仪真寿曰：“三杰后，福寿两无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妩眉京兆眷方兹。富贵莫推辞。 门两戟，却棹一纶丝。莼菜秋风鲈鲙美，桃花春水鳜鱼肥。笑傲霅溪湄”。^[31]

在论述前辈作诗“皆有所祖”、“用本家故事，而不失之偏枯”之后，附上自己的词作。虽然没有直说，但无疑是评价自己的创作做到了前辈的法度，自我宣传的意图可谓毫无掩饰。再如俞文豹《吹剑三录》云：

吕许公（案：当为吕申公）乞休致，荐陈文惠尧佐为代。文惠自同州入相，因许公诞日，献《踏莎行》云：“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睹双飞燕。凤凰巢稳许为邻，潇湘烟暝来何晚。 乱入红楼，低飞绿岸。画梁时拂歌尘散。为谁归去为谁来，主人恩重珠帘卷。”许公喜，命文惠歌之。歌毕，公笑曰：“只恐卷帘人已老。”文惠应声曰：“莫愁调鼎事无功。”文豹谓拜官公朝，谢恩私门，至行之启札，尤为浅露。若文惠此词，则辞隐而意彰矣。愚常代人催举削，作《喜迁莺》云：“小梅幽绝。向冰谷深深，云阴幂幂。饱阅年华，惯谙冷淡，只恁清臞风骨。任他万红千紫，勾引狂蜂游蝶。惟只共竹和松，同傲岁寒霜雪。 喜得。化工力。移根上苑，向阳和培植。题名还经，孤山处士，许共高人攀折。一枝垂欲放，只等春风披拂。待叶底结青青，恰是和羹时节。”^[32]

文中俞文豹代人所作的《喜迁莺》词，咏梅花不过是寄托高洁、幽独等隐逸情怀的俗套，艺术上并无独到之处，而以抒写隐逸情怀的词作行“催举削”[33]之实，亦难称得体之作。但他先论述陈尧佐感谢吕夷简举荐入相所作之词“辞隐而意彰”，再附上自己的词作，无疑也是要表达自己的词作同样达到了这样的艺术境界，这样的自我宣传甚至带有了自炫乃至自吹自擂的色彩。

作者书写词本事或评论自己的词作，无疑都是自我宣传。但有的时候，词作者本人并没有书写过带有明显传播意图的词本事，而与其有血缘关系的晚辈却为之书写了宣扬其词才词作的本事。这种由词人的直系晚辈书写的“先人本事”，是“自述本事”的变体。

相对于“自书本事”，“先人本事”的传播意图更加明显，方勺在《泊宅编》卷一中有一则为其父方资书写的词本事，文曰：

先子晚官邓州，一日秋风起，忽思吴中山水，尝信笔作长短句《黄鹤引》，遂致仕。其叙曰：予生浙东，世业农。总角失所天，稍从里闬儒者游。年十八，婺以充贡。凡七至礼部，始得一青衫。间关二十年，仕不过县令，擢才南阳教授。绍圣改元，实六十有五岁矣。秋风忽起，亟告老于有司，适所愿也。谓同志曰：“仕无补于上下，而退号朝士。婚嫁既毕，公私无虞。将买扁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民而何？”因阅阮田曹所制《黄鹤引》，爱其词调清高，寄为一阕，命稚子歌之，以侑尊焉。“生逢垂拱。不识干戈免田陇。士林书圃终年，庸非天宠。才初阘茸。老去支离何用。浩然归弄。似黄鹤、秋风相送。尘事塞翁心，浮世庄周梦。漾舟遥指烟波，群山森动。神闲意耸。回首利鞿名鞚。此情谁共？问几斛、淋浪春瓮。”[34]

方勺的这一则“先人本事”，主体是照录了其父的词序。原序交待词作的创作背景，点明创作的直接动机乃“爱其词调清高”，自然也就有自夸词作“清高”之意，已然隐约有自我宣传的色彩。而方勺书写的起首三十余字，更言此“清高”之词乃“信笔”写成，在宣扬词作的同时更赞其父词才，自炫式的传播意图更进一步。

王明清在其《挥麈后录·余话》卷一中亦有关于其曾外祖父曾布与外祖父曾纡（号空青先生）的一则词本事：

曾文肃十子，最钟爱外祖空青公。有寿词云：“江南客，家有宁馨儿。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籍甚众多推。千里足，来自握洼池。莫倚善题鹦鹉赋，青山须待健时归。不似傲当时。”（按：词调《江南好》，原书标点有误，据词谱改。）其后外祖果以词翰名世，可谓父子为知己也。[35]

此则记载不仅为曾布宣传词作，更宣传曾纡“以词翰名世”的词才，且以“父子为知己”强调词学家传之意，王明清作为其后人的自矜之情溢于言表。而《挥麈第三录》卷二亦有曾纡因“少年日喜作长短句，多流入中禁”[36]而得到皇帝赏赐的记载，外祖父的词才与词名赋予王明清的自豪感，在文字叙述中亦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在词本事中书写先人因词作优秀而得到皇帝赏赐的还有陈世崇，其《随隐漫录》卷二中，以五百多字的篇幅记载其父陈郁（字藏一）应制词本事，所涉及的三首词作中，有两首分别得到了皇帝的赏赐与“上称得体”的赞誉，文末又借“史臣章采”在史书中“东宫应令，含情托讽，所谓曲终奏雅者耶。沉香亭清平之调，尚托汗青以传，藏一此词，合太史氏书法，宜牵连得书”[37]的评价，进一步夸耀陈郁词才之高。

像方勺、王明清、陈世崇这样大费周章地通过书写词本事来宣传先人的词作与词才，一方面是对“自述本事”原有自我宣传性质的自然继承，另一方面则源于其家族荣誉感。先辈词名于身后不彰，使得其后人在家族荣誉感的驱使下将宣扬其先辈的词才词作视为一种责任，这就使得“先人本事”超越了“自述本事”，从“有必要宣传”发展为“必须宣传”，宋词传播中的自我宣传意识由此发展到了极致。

四 “自述本事”的词史意义

词作者的“自述本事”及其衍生出的其他形式，本身就是重要的词学文献，具有文献价值。而具体到文学传播层面，则可总结为两方面的独特价值：

其一，“自述本事”在传播词作的同时，也往往将创作背景以最可靠的形式流传下来，从源头上缩减了词作内涵在传播过程中被曲解的可能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反例，即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这首宋词名作，在传播过程中被附会了“王氏女”或“温氏女”的艳情本事，可谓苏轼一生中的最大绯闻；而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则释为影射时事，所谓“与考槃诗极相似”[38]，被清代的王士祯斥为“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39]。这首词作之所以在传播过程中被附会本事，又被读者解读出截然相反的含义，根源正在于苏轼本人对这首词的创作本事并没有以任何形式进行说明。同样的例子还可举陆游《钗头凤》（红酥手）词，陈鹄《嗜旧续闻》、周密《齐东野语》、刘克庄《后村诗话》分别将这首词的本事记载为陆游与前妻唐婉的凄美爱情故事，然而以吴熊和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对这一本事的可靠性提出了相当有力度的质疑[40]，使之成为了词学史上一桩难解的公案。这种局面的形成，根源也在于陆游本人并没有关于这首词的任何自述性记载。

与上述两个反例不同，那些具有作者权威叙述的词作，绝大多数在传播过程中都不会产生溢出作者本意之外的阐释，更不会被附会其他本事。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古典学术的考据传统在起作用，但其根本性原因依然在于作者或作者后人曾做过权威叙述。由此可见，“自述本事”或“先人本事”的存在，使得词作在传播过程中，作者本意始终稳定地处于阐释核心，极大程度上杜绝了争议的产生。

当然，作者本人或其后人言论的权威性，也不是不可置疑的，如晏几道为其父“未尝作妇人语”的狡辩[41]，正是“自述”权威性的反例。但是，现存大部分“自述本事”并无可证伪的资料，在此前提下，我们依然可以或者说必须承认其权威性。而退一步讲，就算“自述”被证伪，作者或其后人想要隐瞒的，岂不正是事实？正如我们通过晏几道的狡辩，可确证晏殊词的确有“作妇人语”。由此，被证伪的“自述”也可获得反面的权威意义。

其二，“自述本事”在源头上保证了词作被传播的可能性。如果说苏轼、黄庭坚等宋词名家的自我宣传可能只是对词作传播效果的推助，那么非名家作者则无疑是对作品传播的“启动”，有一部分宋词作品正是依赖“自述”才得以流传后世。这样的宋词作品，略检可得42首[42]（详表1）。

表1

作者	词作及数量	出处	《全宋词》页码
方资	《黄鹤引》1首	子方勺《泊宅编》卷一	216
曾布	《江南好》1首	曾外孙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	266
曾布	《水调歌头》7首	曾外孙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	266-167
苏辙	《渔家傲》1首	孙苏籀《栾城先生遗言》	355
惠洪	《浪淘沙》等9首	《冷斋夜话》辑佚	712-713
赵令畴	《蝶恋花》12首	《侯鲭录》卷五	491-496
洪迈	《临江仙》1首	《夷坚志》支景卷八	1488
周辉	残句2首	《清波杂志》卷九	1610
王楙	《望江南》1首	《野客丛书》卷二九	2123
陈鹄	残句1首[43]	《耆旧续闻》卷二	2322
张端义	残句1首	《贵耳集》卷上	2486
俞文豹	《喜迁莺》1首	《吹剑三录》	2691
陈郁	《声声慢》等3首	子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	3017
林洪	《恋绣衾》1首	《山家清供》	2076

相对于传世的21085首[44]宋词来说，42首虽不可谓多，但倘若没有作者或其后人的自我宣传，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如王明清在《玉照新志》卷二传录曾布《水调歌头》词的相关记载，即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其文曰：

《冯燕传》见之《丽情集》，唐贾耽守太原时事也。元祐中，曾文肃帅并门，感叹其义风，自制《水调歌头》，以亚大曲，然世失其传。近阅故书得其本，恐久而湮没，尽录于后。^[45]

王明清“阅故书得其本”的背景是曾布七首《水调歌头》皆“世失其传”，如果没有王明清的发现与记录传播，这七首词大概难逃“久而湮没”的命运。同时，表1所涉词人中，曾布、周辉、王楙、陈鹄、俞文豹、林洪六人所“自述”的词作，皆为其仅存之传世作品，陈郁传世词作四首，“自述”者亦占其三，于此更可见“自述本事”的词学文献价值。

文献价值固然重要，但“自述本事”作为一种文学传播现象，更重大的意义是其中所昭示的观念变化。在上引《玉照新志》的文字中，可读出王明清作为与曾布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后人，对传播先人的词作有一种家族荣誉驱动下的天然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存在，无疑对作品的传播又形成了一种高效的保障机制：词作不传，则有愧于先人。

由此，若回想孙光宪对和凝“收拾焚毁”其少作的记载，便可发现，在“自述本事”现象发展的过程中，宋人针对词体文学的传播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传播观念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折射出词体观念的变化，从“自扫其迹”到自我宣传，如果宋人的词体观始终停留在“小道末技”，那便不可能有如此的发展。因此，在“自述本事”现象中，同时暗含着宋词尊体历程演进的清晰脉络。

以“自述本事”现象为角度去看宋词尊体意识的发展，可以发现，至少从黄庭坚开始，能作好词已经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至少从惠洪开始，词人已经不甘心自己的作品被埋没；再到词人在自评词作时不惜自吹自擂、后辈对先人词作和词才大书特书。凡此种种，都昭示出词体文学的艺术价值逐渐被肯定、词才逐渐被承认为一种过人的才华，表现出尊体意识的不断增强。

“自述本事”现象所展现的传播观念之转变与暗含的尊体意识之发展，是相伴相生、相互促进的关系。传播观念发生转变，是尊体意识成长的结果，反过来也必然促成尊体意识进一步壮大。这是“自述本事”于文献价值外，更加深刻的词史意义之所在。

【中华书局2019年版】

[1]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3页。

[2]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5页。

[3]可以被视为词本事的，只包括基本具备完整叙事要素的词序，不包括简单的词题。施蛰存先生《词学名词释义》云：“‘词序’其实就是词题。写得简单的，不成文的，称为词题。如果用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来说明作词缘起，并略为说明词意，这就称为词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4页）对此本文并不完全认同，题与序不能简单等同，不能简单地以篇幅长短区别。虽然词题与词序确有篇幅长短之异，且一般都与词作的创作缘起有关，但一为“标示”，一为“记录”，“记录”创作缘起的词序所提供的关于创作背景的资料更为详尽，而不是像“标示”创作缘起的词题那样仅仅点明“为某某作”、“次某某韵”或“咏某物”、“赋某事”等。因此，区别词题与词序的标准，应该在于是否比较完整地写明了词作的创作背景，时间、地点、事件等叙事要素是否齐备，而不是简单地以篇幅长短进行区分。此外，本文此处强调“叙事性”，是因为宋词的词序亦非皆为叙事性，如姜夔《徵招》（潮回却过西陵浦）和《凄凉犯》（绿杨巷陌）两篇词序即可视为乐论，几乎没有叙事性内容。后文为表述简洁，仅称“词序”，不另说明。

[4]参见郝青《北宋词本事研究》附录《北宋词词序与本事沿用情况一览表》，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第144-150页。

[5]刘尊明、王兆鹏《唐宋词的定量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6]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册，第70页。

[7]《全宋词》，第1册，第82页。

[8]《全宋词》，第1册，第75页。

[9]欧阳修著，胡可先、徐迈校注《欧阳修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10]《墨客挥犀》一书著作权多属之宋真宗时人彭乘（985—1049），然其书所载有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事，孔凡礼先生考证其成书当在建炎二年（1128）到绍兴六年（1136）间，参见中华书局2002年版《墨客挥犀》之《点校说明》。《墨客挥犀》虽成书较晚，然所载卢氏女词本事在宋仁宗天圣（1023—1032）年间，仍可视为早期的“自述本事”。

[11]彭□辑撰，孔凡礼点校《墨客挥犀》卷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2页。

[12]《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第127页。

[13]传世苏轼词集中，多有后人据宋人笔记或词话如《冷斋夜话》、《时贤本事曲子集》等擅加之题序，《全宋词》整理苏轼词，其文字主要依清毛扆校《宋元名家词》本《东坡词》与汲古阁本《东坡词》，其词序为苏轼自撰者，多有“公旧序云”或“公旧注云”，此外亦有可据第一人称等方式辨明者；后人所加词序，有直称“冷斋夜话云”或“本事集云”等，亦有据第三人称可辨明者；唯《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惟熊佳梦”与《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细雨斜风作晓寒”四首词序，是否为苏轼自撰一时难以辨明。

[1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册，第211页。

[15]《苏轼词编年校注》，第1册，第323页。

[16]《苏轼词编年校注》此二首《如梦令》为同一词序下的两首词，而《全宋词》仅作“水垢何曾相受”一首之词序，据《仇池笔记》中所载，当从《苏轼词编年校注》。

[17]《苏轼词编年校注》，第1册，第358页。

[18]苏轼撰，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19]（美）杰里·施瓦茨著，曹俊、王蕊译《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社新闻报导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20]传世宋代词话专书数量有限，其中未发现有“自述本事”现象。

[21]《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第128页。

[22]据《全宋词》统计。

[23]此七则词本事所涉及的九首词作分别为《浪淘沙》（城里久偷闲）、《西江月》（大厦吞风吐月）、《千秋岁》（半身屏外）、《鹧鸪天》（蜜烛花光清夜阑）与《清商怨》（一段文章种性）、《青玉案》（凝祥宴罢闻歌吹）、《凤栖梧》（碧瓦笼晴烟勿绕）与《西江月》（入骨风流国色）、《西江月》（山径晚樵远）。其中前八首六则本事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对《冷斋夜话》的注引，学津讨原本与四库全书本《冷斋夜话》皆不存，陈新点校本《冷斋夜话》入“辑佚”（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8-93页）；后一首则见于《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四“湖”字韵引“僧惠洪《冷斋集》”，文曰：“东坡尤爱西湖，其诗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余宿孤山下，读林和靖诗，句句皆西湖写生。时天姿自然，不施华尔。作诗书其壁云：‘长爱东坡眼不枯，解将西子比西湖。先生诗妙真如画，为作春寒水墨图。’自南游，多崇冈陵峻岭，略见西湖秀色，用和靖语作长短句云：‘山径晚樵还（词略）’。”（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册，第775-776页）此则文字他本亦不存，此《冷斋集》当为《冷斋夜话》之别称，盖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十六有称引，然仅至诗作部分，后半部分词作遗失，陈新点校本《冷斋夜话》据《诗话总龟》辑佚此条，亦失词作（第85页）。七则本事虽属佚文，然皆以第一人称书写，当为惠洪自述无疑。

[24]黄庭坚撰，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25]《山谷词校注》，第103页。

[26]惠洪撰，陈新点校《冷斋夜话》，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3页。

[27]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467页。

[28]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册，第4280页。

[29]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支景》卷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944页。

[30]谭新红先生在《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一著中将词话分为“论词及事”与“论词及辞”两种类型，其中前者即本事类词话，后者则为比较纯粹的词论。参见《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26页。

[31]王楙撰，郑明、王义耀校点《野客丛书》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2页。

[32]俞文豹撰，张宗祥校订《吹剑录全编》，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33]举削，宋代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时所写的状纸。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释“削”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47页。

[34]方勺撰，许沛藻、杨立扬点校《泊宅编》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35]王明清《挥麈后录·余话》卷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第3816页。

[36]王明清《挥麈第三录》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第3772页。

[37]陈世崇撰，孔凡礼点校《随隐漫录》卷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17页。

[38]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60页。

[39]王士祯《花草蒙拾》，《词话丛编》，第2册，第678页。

[40]参见吴熊和《陆游〈钗头凤〉词本事质疑》，《唐宋词通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9-447页。

[41]赵与时《宾退录》卷一载：“《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盖‘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盖真谓‘所欢’者，与乐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42]参见宋娟《宋代笔记在〈全宋词〉编纂中的史料价值》第二章第二节《〈全宋词〉据宋代笔记辑录词作情况统计表》，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99-127页。

[43]此首残句，《全宋词》有按语云：“耆旧续闻所载引自他书而未著所出者甚多。此二句未必为陈鹄自作，俟考。”（第4册，第2323页）今姑且信其为陈鹄自作。

[44]据《唐宋词的定量分析》，第103页。

[45]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4册，第3930页。

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20年第3期，感谢作者惠允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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