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卡丹西服（皮尔卡丹西装界）

物以载情，物以载道。

物件和品牌的价值不只在商业，它更是种情怀，凝结着中国人的情感与记忆；也是一个个载体，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巨大变迁。

林林总总的物件在令人们的生活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同时，也蕴含了深刻而富有意义的改革话题。

没有住房制度破冰，就不会有第一栋商品住宅楼；没有消费方式革新，就没有中国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没有民营经济的春天，就不会有联想电脑、TCL等品牌的横空出世；没有对外开放，也就没有皮尔卡丹、松下、IBM进入中国……

即日起，新京报推出大型策划专题“改革物语”，通过讲述那些具有改革意义的物件与品牌的故事，展现它们在整个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改革历程，以及未来的改革之路。

2009年6月30日，北京某商场内的皮尔·卡丹专卖店。图/视觉中国

2001年，皮尔·卡丹发现未经他授权的皮尔·卡丹服装。图/视觉中国

皮尔·卡丹等国际知名品牌服装参展江苏省服装节交易会。图/视觉中国

“皮尔·卡丹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爱马仕”，父辈回忆道。在改革开放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皮尔·卡丹几乎是国民心中无可替代的第一奢侈品牌。

改革开放初，一位年近60岁的意大利设计师，依靠自己的品牌，彻底颠覆了夏穿灰短袖、冬穿军大衣的国民对于时尚的认知。这个第一次胆敢走近沉睡的雄狮并捋清其鬃毛的品牌，就是皮尔·卡丹。

然而，随着国民购买力不断提高，国际奢侈品牌“逐鹿中原”，皮尔·卡丹在这场混战中走下了神坛。在出售产品授权、引进11家代理商等一系列操作后，皮尔·卡丹在国民心中几乎与二线国产品牌无异，而产品质量被爆不合格、伪造者层出不穷，也为品牌蒙上了一层阴影。2017年起，皮尔·卡丹又使出量体裁衣等新招，但能否救活这一品牌，仍有待观察。

八九十年代的“爱马仕”

“买到皮尔·卡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牌子连包装塑料袋都很时髦漂亮。”现年57岁的林朝晖回忆起了自己第一次购入皮尔·卡丹时的场景，那时的皮尔·卡丹仿佛与回忆一同被蒙上了一层滤镜。

那是1994年的桂林，水泥路边多是青瓦白墙的低矮楼房，两节式加长公交车缓缓开过，自行车铃叮当作响。随着国际奢侈品牌开始抢滩中国，一家名为永得利的中高档品牌商店在略显清贫的桂林市中心开了张。皮尔·卡丹、金利来……踏入两层的永得利商店后，中高档品牌琳琅满目，而林朝晖则选择了当时最为大牌的皮尔·卡丹。在花费近600元购入一件皮尔·卡丹羊绒衫后，统一着装的服务员用品牌专用塑料袋包装好递给他。

大学毕业后的林朝晖留在桂林一家国营旅行社当导游，与皮尔·卡丹的十余年“交情”也由此开始。

1989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林朝晖的领导，一位旅行社副总经理从国外出差回来后穿了一套皮尔·卡丹西装到单位上班，不一会就被大伙团团围住，询问西装的质地与价钱。

“我们以前没想过西装的质地可以这么精良、服帖”，林朝晖回忆，自己在领导和外国游客的闲谈中才知道，皮尔·卡丹是国外奢侈品牌，“那时候一套2000元的皮尔·卡丹西装，在我们的心里，就相当于现在的爱马仕”。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的桂林，非旅游业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工资普遍在300元左右，重点幼儿园学费150元/月，在桂林友谊商店购买一套上海名牌西装130元，桂林米粉一碗1元。

不过，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导游，林朝晖和同事的月薪是国企员工的五到十倍左右。德语专业毕业的林朝晖当时负责带境外旅行团：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港澳台……这些境外游客都会给导游不少小费，算上汇率，90年代初，林朝晖和同事们每个月月薪能达到两三千元。

在先后购入进口日产轿车和“大哥大”之后，自1994年起，林朝晖陆续购入皮尔·卡丹的西装、短袖、皮带甚至内衣内裤，成为了皮尔·卡丹多年的忠实顾客。

如今，林朝晖对于皮尔·卡丹的推崇早已随着品牌光环的消散而趋于理性，不过，这个曾经的奢侈品牌换了一种更为“亲民”的形式静静地躺在衣柜中：每到南方湿冷冬季，林朝晖还是会买一些皮尔·卡丹的保暖内衣和厚袜子，“买了二十多年了，这个牌子就像老朋友，总归有感情”。

借时装秀展销会打开中国市场

皮尔·卡丹，一个由迪奥前任西服部负责人创造的高档西装品牌，为何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林朝晖等中国普通老百姓心中的知名度会远远超过迪奥？

实际上，也与皮尔·卡丹最早进入中国市场有关。

1979年的中国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刚刚苏醒，大街小巷都是军绿色、蓝灰色的衣服，人们对于时尚品牌既向往又陌生。在创始人预见到这个国家蕴含的巨大商机后，皮尔·卡丹决定来中国举办品牌时装展示会。

根据皮尔·卡丹官网介绍，这场对中国来说史无前例的时装秀举办于1979年，地点选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随后数年，皮尔·卡丹仿佛“开窍”一般，接连举办多场活动。

1981年，在北京饭店第一次举办对外时装表演；1983年，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第一次举办皮尔·卡丹国际产品展销会；1985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中国最大的时装表演，一万多人观看了此表演……在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皮尔·卡丹几乎每年都在中国举办展销会、时装表演甚至募捐活动，以此打开品牌在中国的知名度与销路，而国人的时尚观念也在悄然被皮尔·卡丹改变。

皮尔·卡丹正式进军中国的机会出现在改革开放10周年——1988年。

在此前一年，意大利最大的服装销售商和批发商GFT国际公司恰好与天津纺织集团、中信集团共同成立了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在这家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创始人皮尔·卡丹来到天津，根据品牌介绍，“皮尔·卡丹先生惊喜地发现这是他在欧洲以外见到最好的西装生产厂”。

当年，皮尔·卡丹就与意大利GFT国际公司签署了皮尔·卡丹在中国大陆最大的代理合同——男装代理合同。由此，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成为了中国最早生产和销售皮尔·卡丹男正装系列产品的公司，这也是皮尔·卡丹在中国授权的第一家正规专业生产公司。

皮尔·卡丹办时装秀的脚步并没有停下。1990年，皮尔·卡丹在北京、天津两地举办了5场大型时装表演。1993年，皮尔·卡丹参加第一届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并在北京天坛举办时装表演。而这个时候，虽然皮尔·卡丹主办的活动仍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但品牌名声已经传播至广东、广西等西南沿海省份。

见证其市场影响力的“高光时刻”也出现在此时，1995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接见了皮尔·卡丹先生。然而随后不久，“领头羊”皮尔·卡丹就被卷入了各大奢侈品牌“逐鹿中原”的混战时代。

从“唯我独奢”到退居二线

在当下，皮尔·卡丹仍不乏有些年轻的顾客，其中27岁的张雷告诉记者，鞋码全且质量好的皮尔·卡丹是他买鞋的首选，5年内张雷购买了8双皮尔·卡丹的鞋。

尽管鞋的质量多被顾客赞美，但皮尔·卡丹的主营业务正遭受着争议。

2013年12月，有消费者向媒体投诉其购买的皮尔·卡丹女式皮衣存在质量问题，并出具了相关检测报告显示皮革撕裂力不达标。2016年8月，广东省工商局通报，由青岛卡登内着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的，在广东省境内经销的皮尔·卡丹牌内衣在纤维含量、标识等方面均不合格。

有业内人士将皮尔·卡丹成衣质量下滑的原因归咎于营销模式。2009年7月，中国卡丹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小飞以3700万欧元买下了“皮尔·卡丹”的皮具、针织、皮鞋、手套四类品种在中国的商标权，随后通过同业网络进行大面积授权铺货。

而在此之后，出售产品授权就成为了皮尔·卡丹在中国的主要营销模式之一。

目前，皮尔·卡丹的11家代理商遍布全国，其中，顾客们购买的女式正装由北京一家代理商提供，男正装、男女袜由包括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在内的天津2家公司负责，男衬衫的代理商是一家厦门公司，如果在冬季，顾客想要买羽绒服，男式羽绒服由广州忠源公司负责，女式羽绒服则由江苏依豪公司负责，男女式牛仔由广州积家负责。

皮尔·卡丹公司中国首席代表在2013年曾表示，皮尔·卡丹会“将权利授给当地公司进行运作，由该公司进行生产、销售，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主要是设计，设计师会跟代理商们进行辅导沟通，每年提供两次的设计图稿。”

业内人士称，皮尔·卡丹在中国市场基本采取的就是品牌授权模式，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由于客户水平参差不齐，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障，进而使得品牌的高端形象受到严重的破坏。

“在全国的二级和三级城市，造假者尤其猖獗，他们的店面比真品还多，销售量比真品还大”，皮尔·卡丹品牌在官网称，造假者不光非法抢占了大量的市场，特别是他们低劣的质量更对皮尔·卡丹品牌声誉产生了不可弥补的损害。

受营销模式和造假者的双重影响，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这个曾经风靡全国的奢侈品牌如今在年轻人眼中已经变成了“二线国产品牌”。而它当年的“后来者”，如今已经夯实基土，成长为强劲对手。

当年，随着皮尔·卡丹开拓中国市场获利，各大奢侈品牌纷纷进驻中国试图分一杯羹。1990年，卡地亚落户中国；1992年，路易威登在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分店，登喜路也进驻中国；1996年，爱马仕和古驰闻风而来。如今，皮尔·卡丹提前十几年布局中国市场所获得的时机红利已经几乎耗尽。

在改革开放近40年后，皮尔·卡丹又出新招。2017年11月，天津津达制衣有限公司旗下皮尔·卡丹生活体验馆开业。在体验馆中，消费者可以实际感受产品质量，然后使用公司开发的“优裁缝”O2O的线上量体私人订制平台预约量体师，根据消费者的体型和偏好，携带样衣和布样帮助消费者参考款式，实现量体裁衣。但这能否助力皮尔·卡丹重新飞上枝头，目前并不明朗。

新京报记者 林子 编辑 陈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