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谈非典（徐晓明2003年亲历SARS的日子）

4月的北京，本应是花红柳绿，春意盎然的美好季节。然而在2003年的4月，人民医院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我也在这场战斗中得到了锻炼，贡献了力量。

2003年春节刚过，我在深圳的外甥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那里流行一种肺炎，传染性极强，只听说是病毒性的，满大街的板蓝根都脱销了。我还告诉他一定要小心，没事少到人多的地方去。谁知道3月我们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位发烧的老太太，就在急诊观察室，这种当时叫做“非典”的肺炎悄悄的在我们医院以至整个北京城蔓延开来。等我们听说急诊科有好几个护士都发烧了的时候已经是4月初了。渐渐地这种肺炎在我们医院已经控制不住了，每天都有许多的病人涌来，每天都有医护人员发烧。医院成立了专门的病房，北京市以及卫生部也开始重视了，可是因为疫情来势凶猛，医院都有点抵挡不住了，抽调临床科室的医护人员已经不是那么顺利了，各科都有点吃紧。

院领导在每周一次的科主任会上说：“希望从事过医务工作的同志都能加入到抗击非典的战斗中去”。

机关里已经开始抽调共产党员去一线做后勤工作了。看到这种情况我不由地想到了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时的情景，地震发生时伤员都往医院跑，可是医务人员也伤亡惨重，根本没有能力去救助伤员。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万一医务人员都倒下了，谁来救助那些病人。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党的教育也这么多年，看到这种情形就像是战士听到了冲锋号,在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不上去那算什么。4月20日我递交了一份申请上一线的“请战书”星期一早上交到了院办，十点钟我就接到通知去原肾内病房改成的SARS病房工作。

在这个病房里，收住了二十多个本院职工，他们都是在工作岗位上感染了SARS。而且病情都很严重，肾内科的护士长照顾我年龄大，不让我进到最里面，而是在二道门为下班的医生护士穿脱隔离服和收捡垃圾，她对我说“徐老师千万要小心，要是被感染上可就麻烦了”下午，我又接到通知让我明天一早去发热门诊工作，因为发热门诊是直接接触病人的一线，工作完后要在医院的隔离区内生活不能回家。在SARS病房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我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去，路过通往住院部的走廊时，一阵风卷起地上的垃圾在半空中打着旋，我才注意到往日熙熙攘攘热闹异常的人民医院已经是冷冷清清，卫生员大都是外地人早已跑光，地上到处都是垃圾没有人清扫，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看到自己的医院变成这样我心里感到很难过。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准备出门，女儿送我出家门，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我本想悄悄地走了没想到她起来送我，看到这样我也忍不住哭了，告诉她说“没事的，我会安全回来的。你自己也要注意，在公交车上一定要戴口罩”和女儿告别后我就上班去了。在发热门诊我穿了好几层隔离衣，脚上穿着高筒胶鞋，带了两层口罩，还戴了一副防溅的眼镜。原来的急诊观察室已经是住满了SARS病人，病房里还躺着一具刚刚去世的病人尸体，二话没说我就和另一个护士一起把那个尸体处理完后裹起来拉到门口等待专门的拉尸车。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我为病人扎针输液，打针配药。没带老花镜扎输液竟还能一针见血。下班后就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累得话都不想说了。第二天病人源源不断地来就诊，一拍胸片差不多有一半都是怀疑对象。到了晚上听说北京市要采取措施将人民医院隔离起来，将所有的病人转移到传染病院。零点以后医院真的被隔离了，院周围被拉上了警戒带，门口也派来了保安和警察，所有工作人员只许进不许出，我也被隔离在了原来的妇科病房内。

人民医院所有在非典一线工作的职工下班后被集中在各个生活区里，我所在的是原来的妇科病房，在那里有20多个医生护士，由妇科护士长厉振萱管理我们的生活。医院被隔离后病人没有再来，开始我们还能在医院里散散步，只是不能出院门，隔离后的几天中，不时地还有医护人员发烧被单独隔离，一看这情况，上级又规定把我们每个地方住的人员再减少分散，而且不许出所在病区的大门。

第四天，在每天早晚两次量体温上报时我的体温是37.5°C，立刻我被通知去查血，拍胸片，还让我转到原来的SARS病房去住以便观察，顿时孤独和绝望占据了我整个心间。好在化验结果和胸片都没有问题，暂时没有强行把我送走。可是住在隔离区的人都不愿和我住在一起了，可以理解那种时候谁不是保命要紧呀，我搬到了一个6人住的大病房里，厉振萱毅然搬来和我一起住，好生令我感动。

第五天，门诊部的小孙被带走了，第六天血管外科的医生焦洋被带走了，第八天，和我一起在发热门诊工作的衣海鸿被带走了.......气氛越来越紧张,大家都怕得不得了,说实在的,我也害怕,我想到了我的女儿,想到了当时还在世的老父亲,想了很多。害怕归害怕工作还是要做的，在自己发低烧的情况下仍然参加了留在医院的几个病人的病房里值夜班的工作。

在隔离区里,每天在示教室的电视上能看到新闻.中国政府下了决心一定要战胜SARS.在小汤山成立了医院,全国各地调来了大批的解放军医务工作者,所有的病人被严格隔离起来,经过精心治疗,每天都有痊愈出院的病人了。当时的院领导王杉院长主持着医院的工作和我们一起在隔离区里并肩战斗，并不时地用各种好消息鼓舞我们。于是我每天和厉振萱一起打扫卫生,带领大伙做广播操，锻炼身体为解除隔离后能更好地工作.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真正的感受到了,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自豪.我们被北京人民称为“白衣天使”在任何的灾难面前伟大的医务工作者总是在第一线为人民工作。我还看到人民医院东门外二环路边的大树上拉起了一条条红绳，上面挂满了中国结和祝福的纸条，让我们感到我们并不孤立，有许多的人民在支持我们，他们都希望人民医院能重新站立起来，希望人民医院能平安度过难关。

在隔离区内有几个可爱的小护士，她们的年龄都和我女儿差不多，“少年不知愁滋味”小姑娘们特别活泼，每天高高兴兴的，5月5日是护士郑溪的生日，大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节目中为她点了一首歌“因为爱”，那天我们聚在护士站听着这首歌，许多人流下了眼泪，因为爱我们从医院的各个角落聚到一起，因为爱这些年轻的姑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人民的健康，因为爱白衣天使们把爱洒向人间。

崔晨，天刚刚徐晓明，高姗下的郑溪流入了钱海，海里住着一条何菁色的陈生龙，好似要奔向王宏宇，海岸上有一片王玉梅，张怡着芳香，路旁有一棵郭杨，曾莉着一只曾超美似的王大鹏，张着申红色的嘴，身上长满了尹素白色的羽毛。路上有一队刘红军，他们英姿晁爽，穿着袁昕的衣服，在队长厉振萱的率领下，郭轶晗着满腔热情，迎着焦洋开赴抗击非典的前线。

这段短文虽然不怎么动听，但在那时我们觉得那是最好的文章，因为那是用我们所有人的名字串联起来的。5月10日，由于半个月来我们中间没有人发烧，终于解除了我们的隔离，10日零点以后我们走出了医院，尽管是半夜，院门口众多的记者和各级领导迎接着我们向我们鼓掌。

解除隔离前我们的合影（第二排左三穿红衣的是作者）

开院典礼上的合影（右一是作者）

我的心情也很激动，终于闯过了难关。6月，人民医院举行了隆重的开院典礼，我们战胜了非典恢复了工作。这时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院有两位同事不幸染病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她们是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和急诊科护士王晶，我们会永远记住她们，人民会永远记住她们。

作者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