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下岗工人规定（顽强打拼不容易）

“从年轻时的顶职接班到后来的下岗，我奋斗过、喜悦过，也无奈、失落过。临近退休，既为国家发展感到衷心的自豪，也希望能让我们这样奋斗过的人不被遗忘。”

以个人视角，记述时代和体制变迁，《百名下岗职工访谈录》今天刊发第28辑，记述一位浙江省某供销、物资局下岗职工的人生自述，希望更多的读者关心他们的实际状况。

我出生于1964年，是浙江台州人，高中学历。

我家乡在台州的农村，1981年我高中毕业，先在机械厂打过两年的临时工，1983年通过顶职招工（在当时也叫做补员）进入当地的乡镇供销社，是固定工。顶职招工是80年代常见的一种职称安排方式，是指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顶替父母的职位参加工作，我所顶的是我父亲的职位。

80年代的顶职，是当时青年进城、回城的途径之一。父母退休后由子女顶替其名额上班，如此一来企业人数没有增加，但父母大部分需要提前退休。虽然提前退休后工资少了一大截，子女工资也不高，但能够进城发展已经非常不易。

后来我也才慢慢明白过来，当时的供销社和我后来入职的物资公司，是逐步将职工的身份进行转换的，从原来的固定工人转为合同制工人，为以后的下岗分流做准备的。下图是1994年后被置换成合同制工人的劳动手册。

顶职后，我在供销社做了五年的营业员，供销社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产物，我所在的乡镇供销社属于基层的供销社，和市一级、省一级的供销社不同，基层供销社属于集体性质的经济组织。当时的农村还没有超市，但每个乡都有一个供销合作社，为村民提供各种物资，供销社的门头上还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供销社就在镇上，地方小，发展的局限性非常大。而且作为老企业，里面的“好差事”都被老员工占着，年轻员工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加之当时的企业体制十分僵化，即使供销社的工作非常稳定，我还是选择了离开。

已经拍卖转让后的原供销社楼房

1988年6月，我通过类似于“选调”的方式，我凭借笔试和面试总成绩第一，以高中学历打败了其他竞争者，以考试第一的成绩考到了物资局所属的物资公司，从镇供销社的营业员变成了市物资公司的业务员。物资局的待遇确实比镇里的供销社好不少，公司的体制也比较灵活。入职半年后，我在宁波拿下了一单五万利润的生意，年终拿到了五千元的奖金，比我做公务员的同学还要多上许多。1989年的五万元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宁波两套60平方左右的房子，1989年的五千元奖励，也确实算得上一笔丰厚的奖金了。

从这笔奖金的比例来看，物资局的奖励机制和奖金比例还是很不错的。后来我作为公司骨干被外派到宁波工作了一年，由于公司的运营状况一般，没有足够的资金让外派员工继续做生意，1990年又被调回了公司。所幸的是，1991年左右物资局领导班子变动，领导决定外派我去上海拓展业务。因为一二线城市的生意机会更多，当时物资局在许多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由于不同城市之间的物资具有差价，当时不同地区市场间的价格还没那么透明，因此会外派员工去别的城市采购，大家各显神通，但由于交通、食宿、货运等等因素，粗略算下来和在原来的城市采购成本相差不多，因此我们有时候也会在当地进行采购和买卖。

我在物资局获得的荣誉证书

到了1993年左右，物资公司无法适应市场改革的需要，企业面临亏损，但又并未改制，因此从94年起我就没有拿过工资了，后来企业的房产都被银行所抵押。我正式接到下岗通知已到了2001年，公司永久地解除了劳务合同。从1994年到2001年，我没有回到家乡，选择留在上海做个“上漂”，零零散散地做一点小生意。

90年代的上海拥有着迷人又危险的吸引力。当时的上海没有那么高的物价，一根油条才4分钱，一杯豆浆才3分钱，一碗阳春面才8分钱，一天的饭钱也不过五毛钱，它的进入门槛仿佛很低，只要你进来了，有了工作，就能活下去。但是想要发展起来却很不容易。

我在上海做物资生意很不容易，其一是曾被人骗了十几万的货款，对方是用支票支付的，到后面发现账户里是没有钱的，起诉到法院，经过调解，最终也只要回了3万元，其余的不了了之。其二是曾为台州某企业供货（钢材），但要不来货款，最后只能用他们自己生产的不好卖的农用车来冲抵货款，我还得把农用车卖掉，最终算下来反而是亏本。三是家里爱人生病，当时她无医保，花费很大，所以我只好于2002年回台州老家照顾我爱人。

想起在上海打拼的岁月，我满是心酸和孤注一掷的勇气。在上海这样一个转得像陀螺一样快的城市里单打独斗着实不容易，需要资金周转，需要家人支持，不巧，这两样我都没有。后来由于资金实在不够周转，妻子的病情也比较严重，我还是选择了回去。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如果当时能狠狠心，将老家的房子卖了，在上海买一套房，那一切就不一样了。原先留下的同事，有发展得很好的，现在都赚了几个亿，也有破产了最后自杀的，面对如此唏嘘的事实，我也只能感慨世事无常。

我曾工作过的物资公司大楼现已经改成京东电器

回到家乡台州后，我去了当地一家十分有名做冷柜的民营企业工作，被驻外办事处派到北京，做了一年多的业务经理。这时已经是2004年了，四十岁左右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力不从心。在公司我已经算是年纪偏大的员工了，而这时我已经有一大部分的同事是大学生了。时代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可我已经人到中年，竞争力正在逐渐下降，也不被领导看好。我在大企业失去了竞争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也难以适应，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从北京回来台州，我到了朋友的公司又做了两年业务。因为中小私营企业的管理过于混乱，对于薪酬、奖惩机制没有严格的规定，亲戚朋友也能多给点，老板不高兴了就只给一点，盈利千万元也没有标准奖励，这些都让我无所适从，后来还是离职了。总而言之，当时的小企业非常的不规范，虽然他们不太规范，但竞争力普遍都比国企要强。在改革开放初期，私企的活力还是大于国企，我在下岗前所在的国企单位，多少都面临着体制僵化、效益不好等问题，而这时的私企问题还是主要集中在管理混乱、不规范上。

后来我又做回了在物资局的老本行——金属材料。做了四五年的金属材料生意，但来来去去还是因为资金周转不够，赚不到什么利润也就没再做了。后来由于父母亲生病又服侍了四五年，父母去世后，我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但却无事可做。我从2002年下岗以后，自己一直交了20多年的社保，即使将来拿到退休金，也只有公务员的三分之一不到，下岗工人的退休待遇和公务员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们这代人，在年轻时奉献过，拼搏过，因为种种原因下岗，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辗转打工，年纪大了，却没有一份安心的保障。当年来城市打拼的下岗工人，如今回农村分不上农村的宅基地，在城市又没有合适的工作，处境十分尴尬。

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党领导下，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我们的产品更丰富了，交通更方便了，生活水平比80年代改善得太多了。

我临近退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下岗职工的社保问题、养老保险的标准过低问题，希望政府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奉献和付出，在养老和医疗上的标准上，能适当给我们以一定的补偿，这是对我们多年艰辛的一种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