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字读懂山西（吹响留住山西的集结号）

近日，传统文化保护者、山西文化产业园总设计师、晋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刘秀龙马不停蹄，围绕山西文化产业园四大板块项目密集调研，奔赴全省各地与政府官员、文化名人、企业家、民间文化收藏家、文艺工作者、大学教授、工人等以“留住山西”为主题进行文化交流。

在大家看来，这是刘秀龙在筹划布局多年之后，吹起了“留住山西”的集结号。很快，刘秀龙的众多拥趸、有识之士、志同道合的名人、企业家、收藏家纷纷汇集到“留住山西”的大旗之下，他们表示愿意到民间去抢救那些处于险境的文化，愿意为民间文化“活”起来付出毕生精力。

冯骥才先生说，文化自觉的要求具有普遍性,而文化先觉的要求更高一层，因为它对文化现状的关注更加主动，具有发现性、进取性、引领性。

刘秀龙显然是属于文化先觉者，他不仅自己自觉去保护山西民间文化，还带动更多人去保护山西民间文化。

这一切基于一种情怀和责任。

山西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张智启陪同调研。

（刘秀龙和冯骥才先生在天津大学合影）

情怀：追寻过去的岁月

在民间文化保护的道路上，刘秀龙已经走了25年。在他看来，人们都生活在古老文化的熏陶之下，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应该保留和继承。

“岁月不可逆转，但通过民俗物件，我们可以追寻过去的岁月,探索背后的文明与文化。”这不仅是刘秀龙的情怀，也是民间文化保护者们的情怀。在调研中，很多人说，最初涉足收藏，就是为了释放灵魂深处的一段记忆，为了留住一段岁月，积累多了，慢慢就明白过来，这就是文化，是每个中国人自带的基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传播开来、传承下去。

（赵士信收藏的带锔钉的大缸）

60岁的锔钉文化收藏家赵士信记忆最深的是，在他小时候，经常在村子里看到有锔锅匠走街串巷揽活儿，一把长长的弓，上面系一根细绳子，匠人把它缠在钻头上，来回拉动，比米粒还小的钻头遇到又滑又脆的瓷器，就像锥子扎在豆腐上，神奇极了。“这个小小的钻头就是金刚钻，没有这个金刚钻，再高明的师傅也奈何不了那坚硬的瓷器，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赵士信后来才明白过来的。

很多年后，赵士信涉足收藏的时候，这一幕还是经常展现在他的脑海中：“当时干这行当的，大多是40岁以上的人，干活时先戴个眼镜，验看碴口，估计要打几个钉，然后谈价钱，由此还引出一句歇后语，锔碗的戴眼镜——没碴儿找碴儿。”

赵士信说，现在40岁以下的人，还有多少知道锔钉？认识锔钉工具？作为民间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年轻人应该了解它，我们也有责任把这种快要消亡的文化告诉后人。

（马永红在收藏、研究古灯的基础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马永红是一名太钢工人，收藏过上万盏油灯，70%是山西灯，他自号青灯庵主人。青灯庵就是他为自己存放油灯的居所起的名字。

马永红小时候在姥姥家看到一盏铁灯台，那是姥姥出嫁时家中长辈送的礼物，十分喜欢，高高的灯台成为他童年最深的记忆。参加工作后的1992年，有一次，马永红在太原半坡东街的古玩市场闲逛，猛然看到一盏铁灯台，跟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童年的梦想瞬间清晰起来。他毫不犹豫买下这盏铁灯台，从此走上收藏灯具之路。

马永红说，我现在每天看到这些古灯，心里就舒坦，在古代灯具退出历史舞台之后，这些能侥幸留存下来的，曾经照耀古人的器物，就是文明的证物。相对它们而言，我们只是过客，能在它们身边做短暂的停留，是我们的幸运。

（张延生收藏的文革期间的部分藏品）

张延生收藏有5万多件跟文革有关的老物件，他最初收藏是为了怀念父亲。张延生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收藏有300多枚毛主席像章，张延生小时候每天都会看到这些像章，还常去像章厂，特别有感情。1991年开始，张延生走上了收藏之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除了必要的生活费，所有的收入都用在收藏上，有时还会借钱；除了工作，所有的业余时间与精力都用在了收藏上，去外地从不游玩。就这样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蚂蚁搬家式的积攒了5万多件文革时期方方面面的老物件，成为山西第一，保守也在全国前三。

说到为什么把收藏定位在“文革”，张延生说，抛开政治因素，文革时期的东西很有特色，而且“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等文字到处都有体现。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我希望用实物复制一个年代。

（安建斌收藏的部分红旗本）

红旗本收藏家安建斌原本是一名印刷工人，印过红旗本，最初他只是想了解一下红旗本有几种，后来发现一个小小的本上，承载的文化包罗万象，一发不可收拾，越收越多，知道他在收藏红旗本，周围认识他的人只要有就都给他；越研究越深，红旗本的品牌形象来源于山西立群木刻版画，山西早期红旗本来源于忻州、太原、灵石；从红旗本又延伸到旗帜本，时间一下子又从解放后延展到民国，种类越来越多，脉络越来越清晰。“每一个本上都有故事，有历史的痕迹。每一个本都是教材，图画、文字、色彩都是当时最顶级的。精美的设计理念是现代人所缺乏的。山西文化太深，根本没有挖掘出多少来。”

安建斌太爱红旗本了，半夜起来都想看一看，“我不睡觉看它们都觉得养心。”

（刘永昌收藏的典型精美山西瓷壶）

67岁的刘永昌搞收藏30年，在兜了一个大圈子之后，他定位在专项收藏山西瓷壶上，目前仅山西瓷壶就收了2000多把。他说：“我就是喜欢山西瓷，跟山西人一样纯朴。”

在收藏的过程中，刘永昌发现，因为不懂得包装和宣传，山西瓷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事实上并不比一般认为的五大窑差。“我想写一本山西的瓷史，为山西瓷正名。”为此，刘永昌跑遍了山西所有的窑口，仅浑源窑就去了8趟，每到一处他都跟当地老百姓深入交流，挖掘山西的瓷文化。“河南人还大量收购山西瓷器进行研究，我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更有义务来做这件事。”

（刘跃武抢救回的鱼化龙条案）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襄汾退伍军人刘跃武在部队上多次荣立二等功、三等功，上世纪80年代复员回到家乡，赶上村里人翻盖家里旧房子，木雕石刻都被丢进附近的山沟里，刘跃武觉得这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丢掉可惜，一件一件背回了家。30年后，他一点点积攒了3000多件木雕石刻，成为了木雕石刻收藏家。

……

情怀在每一个收藏家身上都有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是宝贵的文化财富，不能流失和断代，要留在本土，留给子孙后代。

刘秀龙现在做的就是要把收藏家的情怀释放出来，通过文化产业园集中展示出来。“这是一种文化的担当，与收藏无关，跟传承关联。”

布局：唤醒潜藏的自觉

冯骥才先生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我们整个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我们自己传统的淡漠，因为长时间的淡漠而产生的无知。我们的民间艺术、音乐、歌舞、戏剧，我们各式各样传统的村落在消亡，没有人去保护它，保卫它。只有少数的人，有心的人去做。文化先觉就是应该主动地关切我们的文化现状。

刘秀龙认同这样的观点，面对正在流失、消散的山西传统民间文化，刘秀龙感到时间紧迫。但是，民间文化的发掘、保护和利用是个综合性的大工程，仅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从一开始，刘秀龙就注意团结周围的人，有意识地去传达一种保护的观念，点点滴滴地去影响和改变，激发每位收藏家潜藏着的文化自觉性。

（郭卫东收藏的部分瓷器）

清徐油房堡的郭卫东在古玩行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他把买卖山西的老物件当做是发家致富的途径，经手的东西不计其数。在这一行里，他亲眼看到过外地人整车整车地把山西的老东西拉走，有时候会感到迷茫和心痛，但又不知道是为什么。

5年前，经朋友介绍，郭卫东认识了刘秀龙，从此他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山西的文化，应该留在山西，它们的价值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从此他卖东西越来越少，直到只在山西的圈子内做一些交流。

郭卫东坦言说，在刘秀龙的熏陶下，他现在是真心喜欢上山西的这些老物件，能感觉到它们的灵性，甚至可以交流。现在每次去外地，只要看到山西的老物件，他都会毫不犹豫买回来。“山西流出去的东西很多，有些门类80%不在山西了，比如黑罐子，北京人买了很多，卖到日本韩国，老家具也是，拆了卖给外国人，运出去组装。现在不是有钱就能买回来。”

（刘秀龙、张智启和郭卫东在瓷器墙前合影）

如今，郭卫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收藏家，收藏了上万件瓷器，有了自己独到理解和认识。以前在他眼里东西分值钱和不值钱两种，现在在别人眼里不值钱的东西在他眼里就是宝贝，以前他买东西是为了再卖出去挣钱，现在他买东西就是为了抢救。前一段时间，太原市五一路修路拆出了50多块阎锡山时期的“陆军砖”，有一批外地人要把这些砖买走，刘秀龙得知消息后告诉了郭卫东，郭卫东迅速出手把东西抢救下保护起来。“不认识刘董事长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郭卫东说，事实上刘董事长这么多年个人抢救保护了很多山西文化，真的是在砸锅卖铁，我们看在眼里，都很敬佩他，有时候我们一起出去踅摸山西的老物件，地上乱扔的一块烂木板他都要捡起来仔细看一看。有时候看上了很好的山西老物件，没钱买怎么办？我们会先买下，把东西给他留下。他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示范，我们都信任他。

（赵士信收藏的宋代带锔钉的大缸）

搞收藏的人，总要跟古玩行打交道。自从上世纪70年代太原重启古玩市场以来，赵士信就活跃在其间，见证了不少山西的好东西流到外地，东北、内蒙、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大量人马涌进山西大批收购，一车一车拉走。他暗自叹息，“我也想留下、整合，但实在是无能为力。”

多年前，赵士信认识了刘秀龙，他的人生一下子发生了转变，他不用再纠结山西老物件流到外地，他能专心致志做保护山西民间文化的事情。“民间文化的东西是老百姓使用过的东西，亲切、耐看、接地气，不是空洞洞，上面的文化信息和文化符号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他变得有了高度。

在刘秀龙的影响下，赵士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再不抢救文化就会发生断层，留住山西、留住文化、延续历史，是我们的使命，否则，一辈子在这个圈子内，什么也没给后人留下，会抱憾终身。

（赵士信不遗余力地收藏、整理、研究、传播锔钉文化）

目前，赵士信在保护山西民间文化的同时，有了自己的专项收藏——锔钉文化，从宋到清，小到瓷碗，大到水缸，从生活器具到锔钉工具，应有尽有。锔钉最多的一口大缸上，有700多个锔钉，堪称锔钉应用的极致。从锔钉的起源发展到锔钉的实际应用，说起锔钉文化赵士信滔滔不绝：“锔钉文化的发源地就在山西，反应了中华民族惜物爱物的传统美德，反应了现在大力倡导的工匠精神。”

青灯庵主人马永红收藏时间比较长，2008年因为资金问题进入古玩行交流，他也目睹了山西老物件大量外流的痛心场景：前一刻还能看到的老物件，转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外地人买走了。时间一长，马永红发现，很多古玩店的老板就是北京、天津等地大老板在山西的眼线。马永红心里难过，他开始思索，山西的东西不能卖，聚起来就是功德。有一年，马永红想买房子，手上没钱。正在犯愁的时候，有一个外地商人拎着30万元找上门来，要收他的灯。尽管很需要钱，但马永红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不卖。

（马永红说，把山西的老物件聚起来就是功德）

在刘秀龙的影响下，马永红不但不往外地卖山西灯，还拼命从外地抢购山西灯，一旦看见，会很兴奋，一定要买回来。他以前给自己设置了一个价格上限，先是20元，后来是50元，再后来是100元，现在是多少钱都要买回来。马永红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老物件并不一定值多少钱，但一定要留在山西。

刘跃武的3000多件藏品中，有一个石刻“鱼化龙条案”，是他三番五次去北京抢救回来的，像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经常发生。他说，这是山西的文化，应该回到山西。

（刘跃武向刘秀龙一行人讲述自己留住山西文化的经历）

在刘秀龙有意识的引导下，像郭卫东、赵士信、马永红、刘跃武这样的文化觉醒的人在山西还有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在他们的影响下正在觉醒，他们每一个人都走上了文化自觉的保护之路。

刘秀龙说，我们不知道的永远比我们知道的多，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地方。我们的文化的创造力太重要了，我们有责任让我们后代拥有这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后代失去这些。只有更多人觉醒，参与到保护当中，才可能让知道的变得越来越多，才有可能让后人拥有的更多。

集结：聚合群体的力量

在传统文化保护的道路上，刘秀龙在做，多做，尽量做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中华文化的携带者，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意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

尽管如此，他依然认为他只是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他呼吁更多人加入进来，“个人的力量对于整个文化产业来说，就像是一滴水。但是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水滴融入到文化事业的大海当中，这片大海就不会干涸。”

在经过多年自己自觉的保护和有心引导布局之后，刘秀龙借助山西文化产业园，开始把每一份愿意“留住山西”的力量集结起来，用群体的力量来保护山西民间文化。

现在刘秀龙看到了事情的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来自于内外两种因素，外因是外地人对山西文化的虎视眈眈，山西老物件大量外流，内因则是很多保护者面临的个人困境，“如果不能把他们的情怀及时、充分释放，可能会对文化造成一些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一切都促使他加快了集结的步伐。

（安建斌对红旗本的喜欢已上升为一种信仰）

安建斌的家里到处是藏品，客厅、卧室，甚至餐厅都已经被挤占成了展厅，除了做饭睡觉，家里已经容不下其它。老婆有时生气会让他把这些“破烂”扔掉，不然儿子连个对象都找不到。安建斌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能进安家门的媳妇肯定会认可我。

“只要东西在，就是山西的，我对它们太有感情了，我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红旗本文化。”安建斌称他对红旗本的喜欢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我死了它们也一定还是好好的。”

话虽如此，安建斌也在考虑，这批资料到底将何去何从？

（张延生希望他的藏品能有一个专题博物馆）

张延生的行为也并不能得到家人的完全认同，妻子甚至赌气说要离婚，尽管这样，张延生还是不改初衷，藏品甚至连卫生间都要侵占。“收藏至今我从未卖过一件藏品。”但他的东西还没有系统整理过，5万多件藏品，仅靠一个人在狭小的房间内整理到何时才能理顺？他没有答案。

张延生希望能有一个专题博物馆展示这批特殊的藏品，但仅依靠他个人力量，显然是无望的。

马永红也坦言，有很多藏品并不适合个人放在家里，条件达不到，这让他感到矛盾。

如果没人管他们，没有场地，没有展厅，无法使用，所有的东西就是死宝。这是所有收藏家们心知肚明的死结。

他们在等待一个“会首”的出现，带领他们走出怪圈，借助更大的力量来完成心愿，达成目标，让保护的文化“活”起来。

刘秀龙“留住山西”的号角甫一吹响，他们就迅速聚集过来。在调研中，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兴奋，表达了相同的愿望，愿意为留住山西贡献力量。

（赵士信说再过5年，很多老物件就恐怕再也收不到了）

赵士信说，再过5年，很多老物件恐怕再也收不到了，刘秀龙董事长挂帅，把散落的山西民间文化资源整合起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大好事，我们都愿意加入进来。“刘董事长打造的是文化航母，我们就是航母上的一架架飞机。”

（刘永昌表示愿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做山西文化的传承者）

刘永昌最崇拜冯骥才先生，特别喜欢冯骥才先生写的文章，当他得知张智启是冯骥才先生的学生时，倍感亲切，打开了话匣子：“民间文化来源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是一种最广泛的文化。以前只是单纯收藏，现在想通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现在很多东西有多少钱都闹不回来，一定要加紧保护，最好建一个青少年教育基地，让所有人尤其是青少年，通过山西瓷了解山西，把文脉延续下去。”

“因为热爱所以收藏，收藏是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件事让我看到了山西传承文化的希望。我是山西人，我喜欢乡土文化，我愿意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做山西文化的传承者。”对于“留住山西”的大事业，刘永昌如是表态。

（安建斌说，不到山西根本不知道红旗本的伟大）

“我看到这些本就兴奋，我希望有更多人兴奋。”安建斌见到张智启时，十分激动，冲进洗手间洗了把脸才又出来，“我早就想见到你们，多次打电话联系，但由于不对外开放，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今天你们能来我家，我太高兴了。一定要多看看，帮我梳理梳理。”他介绍了红旗本的历史，说：“不到山西根本不知道红旗本的伟大。”对于民间文化产业园的伟大构想，安建斌说，这是好事，我的藏品就像我的孩子，我没有能力把他养的更好，现在有一个好的平台，能让他更好地成长，我自然是求之不得，死心塌地支持。“这批东西死也要死在山西，决不能让外人拿走。我们要给后人留下记忆。”

马永红说，刘董事长能让古灯留在山西，能让文化留在山西，是了不起的，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让更多人从这些也是文化遗产的千年古灯中，去品味历史的变迁，感知文化的延续，了解文明的进步，我所愿也。

郭卫东说，只要有人领头我们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几十年后，每当人们说起来，在“留住山西”的过程中，那谁谁谁还干了点啥，我就知足了。多年前古玩城陷入低迷，大家都很茫然，是刘董事长挽救了整个古玩城，他说怎么做，大家一定全力支持。

刘跃武在襄汾成立了“跃武石雕艺术品博物馆”，对于“留住山西”的事业，他表示全力支持。

在刘秀龙的影响下，歌王石占明最近一年多来一直在保护古戏台，到目前已经在晋中抢救保护了10多座，有些已经很破了，再不保护很快就会消失。在调研交流中，他说，“戏台是为神而唱的舞台，起着教化人的作用，是山西好风光的一部分，更要留住。我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团结更多圈内人支持留住山西的大事业。”

（刘秀龙与石占明、杨拴明、张智启、马啸等围绕“留住山西”进行文化交流）

传统文化保护者、山西伟业广厦集团董事长杨拴明为“留住山西”，用实际行动从北京抢救回来300多件（组）古建构件。

这些保护山西文化的有识之士们身份不一，有工人，有老师，有企业家，有名人，有艺术家，有退休干部，有学者，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但他们的理念归一：留住山西。此外，还有很多志愿者希望加入进来，帮助梳理文化。

对于愿意团结在一起为留住山西做贡献的人，刘秀龙心怀感恩：“山西需要一大批这样有情怀的人，有了他们就有了山西民间文化的未来。”

到目前，刘秀龙已经集结起了足已支撑组建上百个主题博物馆的展品和保护者，有很多主题甚至可以复制出多个博物馆，在更多的地方进行展示。

留住：激发文化的活性

书记曾经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书记的讲话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精神怎么贯彻落实，怎么能在现实当中起到作用？这需要每个人都细细思量。

在刘秀龙看来，保护传统文化一定不是几个官员做一些政绩工程，几个专家做几个科研项目就能成功的，必须有实干的企业家搭建一个大平台，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参与进来，有了文化自觉，传统文化才真正能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才能真正的“活”起来，这不仅仅是“留住山西”，更是“留住中国”。

山西省的重点项目山西文化产业园占地1178亩，实质上就是要打造成一个巨大的平台，好像是餐桌上的一个转盘，每一个民间文化保护者都可以把自己的“菜”端到桌上，让更多人品尝它，喜欢它，模仿它，延续它。每一个文化都要在这个平台上释放出光芒。

（正在建设中的马具刀剑博物馆。在文化产业园集中展示之外，刘秀龙计划在太原打造至少10个这样的专题博物馆）

在刘秀龙的设计中，山西文化产业园整体是一个露天博物馆，民间文化的老物件还原到每一个场景中，游人徜徉其中的时候，每到一处都会有勾起记忆的惊喜，都会有讲出来跟别人分享的欲望，如果带着孩子，传统文化的东西在潜移默化间烙印在下一代人的灵魂深处。此外，还要按照全省119个县的格局打造119个体验式客栈和专题博物馆群落，用大量实物专题呈现山西厚重而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山西文化产业园就是一本“留住山西”的大百科全书。

（刘秀龙在右玉、岚县等地调研）

刘秀龙说，“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文化保护都需要有人来做。这种保护，公益性的味道更浓一些。现在的传统文化保护，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这些博物馆不同于离普通人很远的同质化的公立博物馆，它们是民间的，接地气的，与老百姓关联的，有故事的，各不相同的。”

（刘秀龙在调研中）

刘秀龙厚积薄发几十年，已经梳理出来了上百个主题博物馆，单纯从做项目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完成了。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需要一个有相同价值观的群体共同完成，希望每个人都是发现者、发掘者、贡献者，形成人人保护的风气。”

（刘秀龙在调研中）

刘秀龙反复强调个体力量的单薄和未知远比已知多：再强大的个体也终究是个体，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而群体的力量是无限的，必须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把那些普遍认为不起眼的、已经丢失的、被人遗忘的各种文化都挖掘出来，成为“活”的博物馆，这里面就会有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好文化，比如锔钉文化，这是一种手艺，是最能代表民族智慧和精神的，不仅能修复破碎器物，带来艺术享受，更能弥补情感遗憾，还蕴含着中华民族聚物惜福的美德。“民间文化的特质，一定是数量大，参与人数广。”

（布满了密密麻麻锔钉的大水缸）

在文化的挖掘保护上，刘秀龙还要撬动当地政府的力量，他计划一个县一个县地为119个县拍摄时长半小时的宣传短片，从文化、旅游、农业、养老四大板块入手，介绍每个县最有特色的东西，这样每个县都会积极配合深挖当地的各种文化资源。拍摄完一轮后，如果还有更好的文化资源被深挖出来，还可以拍续集，再来一轮。“山西不仅有汾酒老陈醋，还有很多特色，不来岚县就不知道土豆宴。这就需要深挖，传承下去。这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行动。最终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山西文化体系。”

（刘秀龙在调研中）

怎么把这些饱含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珍贵老物件保护好，从其中提炼发掘出适合大众的“教材”，发挥它们的功效，是刘秀龙现在想的最多的事情。

比如，刘秀龙计划把山西的传统戏曲和各地的庙会发扬起来，“很多戏曲都只是在戏曲名录里有，实际上很多已经看不到了。”他设想每个县挑选一个最古老的庙会，每次举办三四天，期间可以充分展示各种传统文化，民间的参与性的消费性是巨大的，如果一年四季，天天有庙会，民间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可想而知。在民间赶庙会的同时，文化产业园的古戏台上也是演出不断。

（越是民间的，刘秀龙越关注）

“收藏和展示是手段，不是目的。传统文化的精髓需要很多代人的记录和传承，这种守护要用心去做。”刘秀龙有宏大愿望。

对于刘秀龙的理想和行为，杨拴明说，没有见到实物之前，如果只是听讲，觉得这是很遥远的事情，但事实上已经基本完成了。

国家一级演员、山西著名歌唱家马啸在7月30日文化交流时说，山西文化产业园会让年轻人真正了解到，山西不仅是山西的，更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刘秀龙与世纪优优董事长李德福签署拍摄“留住山西—山西人文地志博物大型系列纪录片”协议）

“我们保护和传承文化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孙后代，这项工作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我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为山西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贡献力量，去鼓励更多的人，保护传统文化的基因，留住山西。”在“留住山西”的道路上，刘秀龙是扛旗的人，他深知，要让每一个物件“活”起来，让历史讲话，让它们自己讲故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在坚定地前行，并不孤独，大旗之下汇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还有很多人在往过聚拢。 （徐俊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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