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三苏（三苏风韵耀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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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三苏祠，莲花初开，暗香袭人。楼台亭榭半掩于古典园林，曲径通幽之处，砚墨诗赋仿佛一把神秘的钥匙，开启了时光隧道的入口，沧桑老宅、空寂莲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在解构复原，回到了一千多年前那段铭刻于历史中的旧时光。

那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耕读于眉山县纱縠行的苏洵家里，迎来了一名男婴，父亲苏洵为孩子起名苏轼。“轼”是古代车前用作乘车人扶手的横木，看似没有实际用处，却给人登高望远之便，如苏洵所言，“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

两年后，苏家再添一子。苏洵认为，“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辙”就是马车留下的印迹，虽然车辙无功，但一旦车翻马亡，出了祸事，车辙也不会受到牵连。这个名字，倾注了父亲的人生经验和隐忍的处世哲学。

27岁才发奋读书的苏洵，屡试不第，便立志以学识品行教授苏轼与苏辙。眉山县纱縠行，就此成为日后扬名天下的“三苏”最初的安身立命之所。

文脉千古

苏家三父子，占据唐宋八大家三席，这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耀目的文化传奇。眉山的钟灵毓秀孕育了“三苏”，而“三苏”的文化道德积累，反哺着眉山的文脉民风。

自北宋开国以来，眉山考中进士而出仕的人接二连三。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眉山县有四五十人参加礼部考试，包括苏轼兄弟在内的13人考中。宋仁宗皇帝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两宋期间，共有八九百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士”，眉山因此成为著名的“进士之乡”。

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的制科试录取3人，苏轼兄弟皆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宋仁宗皇帝读完苏轼兄弟的《进策》后，觉得犀利敏锐、切中时弊，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岷江福泽了眉山，千里沃野、良田甘霖，滋养了眉山人的灵与肉。苏洵在诗中写道：“岷山之阳土如腴，江水清滑多鲤鱼。”这里“居之富者众”，世家望族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后，能维持耕读传家、诗礼传家的人文传统。陆游曾有“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的溢美之词。

两宋时期，在眉山当地闻名遐迩的孙氏书楼主人，兴办私学，筑楼藏书，受到皇上的支持和表彰，重诗书礼仪的传统对眉山读书人影响深远。一时，藏书、办学、育人的风气大盛。

苏洵的远游和发愤，为苏轼与苏辙提供知识与灵魂的沃土。苏辙后来在《藏书室记》中，就回忆起父亲整理藏书并亲手编辑校对整理，将其留给子孙的往事，这件事对苏轼与苏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谓“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在浩如烟海的书卷中，苏门子弟找到了修身治国的理想与途径。

除了诗书传家，苏洵的言行同样对两兄弟潜移默化，放在现代的语境，即“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实际上，苏家的诗书传统，在苏轼的爷爷苏序那里就已然滥觞。

苏序不仅慷慨洒脱，幽默风趣，还颇有胆识。长大后，苏轼怀念祖父，写下《苏廷评行状》，说祖父乐善好施，“衣食稍有余，辄费用，或以予人，立尽。”

当时，有叛贼围攻眉山，苏序正在为父亲守灵，众人异常恐惧，只见苏序临危不惧，像孤胆英雄一样，手握兵器，独自镇定地守着葬礼大堂的入口。后来，苏东坡在徐州带领民众抗击洪水，那种处乱不惊的英勇行为，颇有祖父的风范。

当苏轼的伯父苏涣、舅舅程浚双双高中进士。朝廷的封官来了，苏序正好喝得酩酊大醉，他衣冠不整，跌跌撞撞地接过文书，接着把各种官用物品放进布袋骑着毛驴就回家了，众人看到苏序这般豁达潇洒，都忍俊不禁。苏轼对祖父淡泊名利、傲视权贵的风度满怀敬意。这，就是基因与文脉的世代传承。

后来，眉州知州黎希声主持修建远景楼，找到苏轼作楼记。苏轼早闻黎知州的善政，二话不说，挥毫写下《眉州远景楼记》：“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可见，对于家乡眉山的人文与厚德，苏轼终身怀念、惦记着。

时光到了1963年，朱德与陈毅到了眉山三苏祠。朱德激动不已，挥笔题诗：“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而陈毅曾说过：“吾爱长短句，最喜是苏辛。东坡胸次广,稼轩力万钧。”“三苏”个体生命的魅力与眉山之文脉，在历史长河中发酵氤氲，润泽后世。

清风长存

“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三苏祠中最显眼的廉政石刻上，有这样的醒目之言。这句话出自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他开篇宗义，将廉政官德举为为政之首：“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

所谓“六事”，即《周礼》中所载官员须遵循的六条准则：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苏轼认为，“是故分为六事,悉本廉而作程；用启庶官,俾厉节而为政。”考核、评判官员虽然分设六事，但须本着廉洁的标准去衡量，以便官员先砥砺名节，而后去处理政务。

苏轼写此赋，期望主政者能够仿效先贤，改弦更张，恢复廉为官程，简明而治。而他本人，每到一处为官，不管是富庶的杭州还是蛮荒的儋州，始终两袖清风，余财散去，救助贫困，有时还要靠当地百姓接济方能解决温饱。

39岁，苏轼外任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知府，作《卢山五咏·三泉》：“皎皎岩下泉，无人还自洁。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月。”以清泉自况清廉本色，树立起来令后人敬仰的人格文化精神。

在著名的《赤壁赋》中，他强调，“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非义不取”的品格，在他小时候就埋下了种子。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中，曾回忆起母亲程氏夫人的往事。

说是在苏家故宅，两个丫鬟无意间从地里挖出一个瓮。众人猜测，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迫不及待想打开看看。程夫人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命人用土将陷下的坑填好，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的东西，谁也不准去挖取。

家风家规铸就了苏轼兄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他们为官一任，访贫问苦、扶危济困、科学施政，造福一方水土。

苏轼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患难与共。苏辙说哥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兄弟二人诗文词往来，相互勉励，从未间断。

元祐四年（1089年），苏辙出使辽国，苏轼写诗送行。当时苏辙已到知天命之年，苏轼仍然一再叮嘱他不辱使命、不忘家国：“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你不辞劳苦充当信使去冒风雪，为的是要让异族认识朝廷杰出的精英啊。

两兄弟的家国情怀，更体现在民本思想中。苏轼心胸坦荡，处处为民解难。在北宋因变法造成的党争中始终坚持“民本立场”，倒让自己成了两头不讨好的“怪人”。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只要他们的政策对百姓不利，苏轼都会直言反对。

苏辙与哥哥的政治主张高度一致，他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在数十年的仕途中，发表了不少一针见血的政论。特别是他的财政思想，处处透露着为民谋利的崇高理念。

为解决财政危机，苏辙即上《上皇帝书》，提出财政支出应“节流”，着眼点是去除“害财者”，即“冗吏”“冗兵”“冗费”。他还提出了诸多具体方案，来解决官员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现状。

苏辙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和司马光恢复差役法，两者各有利弊，应兼行差雇，从民之便。他的政见总是和当时得势之人相左，所以，同样遭遇了被贬谪被压制的境遇，他的大部分财政思想因此没有引起朝廷重视。

苏轼的后人深得两兄弟的为官风范，恪守做官先做人的卓然风骨。苏轼的长子苏迈去德兴做县尉时，苏轼赠其一方砚台，砚底刻有铭文《治财常思予》：“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学习，应当经常是如饥似渴的；用它追求上进，应当经常有所警醒；用它书写治理财政的规章，应当经常考虑给人民利益；用它书写狱文，经常想到让犯人悔过自新。

苏迈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德兴县志》载其“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朴不得已而加之，民不忍欺，后人仰之”。说他在文学上的修养渊博丰富，对于政事精细敏捷，深得民心。

历代的贪官从政的目的是“索取”，而清官从政的宗旨是“思予”。苏轼躬身实践，为后世官员，立下了清正廉洁的榜样。

文化兴城

追溯古代中国关于“文化”的渊源，可以在《易经》的贲卦彖辞中寻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里的“文”，指现象或形相。而“化”，是指“文”的无常形态，是转化、变化、融化，以达到出神入化、润物无声的恬淡境界。

因此，当人们提到城市的文化时，往往离不开人文建筑与吏治民风这两个点。对城市文化的认知，世界皆通，美国著名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形象地表达了城市与文化的关系。

在越来越注重城市文化差异化的当下，眉山有“三苏”，是莫大的“福气”。正如眉山本土的苏学研究专家熊朝东所说：“苏轼给世人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留下了伟大的人格形象、积极进取的人生风范、高尚的精神品质。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当我们离开三苏祠，“三苏”却“形影不离”。苏洵公园、苏辙公园、东坡大道、苏祠中学、三苏乡……有关“三苏”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都能在眉山的各个角落里寻觅到——餐厅里的装饰，总有“大江东去浪淘尽”的古朴浪漫；大众活动的广场，总能看到一些人在吟诗作对，挥毫泼墨，纵论东坡遗风；在学校里，几岁的小孩便能熟练地背诵《密州出猎》。

眉山市纪委宣传部部长周玲告诉廉政瞭望记者：“眉山百姓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孩子的诗文教育，这使得千载诗书城浓浓的文化气质得到了很好的传承。”眉山市纪委常委邓世虎也是“苏粉”，他欣赏苏东坡有中国人该有优点，却没有中国人普遍有的缺点。他告诉记者，苏门三父子美名传扬，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过人的才艺，更是因为他们穿越绵长岁月后依旧熠熠生辉的人格魅力和优雅情操。

“三苏”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活在眉山，活在四川，活在中国，活在世界。曾多次引用苏轼的语句，如“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强调干部要有担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范增论》），告诫全党：只有党的自身肌体健康才能抵制外部的侵蚀，才能不给外部侵蚀以机会。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毕生探讨建筑与人类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时说：“记忆是城市的灵魂。”今天的眉山，秉持着“三苏”记忆，继往开来，自信稳健地走在“清风扬眉”的路上。

I 编辑：毛东来

I 排版：袁嘉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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