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仁慈是建立在太平盛世（宋仁宗的精英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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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美景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讲述的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仁宗的故事，编导把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四大常客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在屏幕上聚一起，那些风起云涌的朝堂事，剪不断、理还乱的儿女情，尤其是宋仁宗为国事殚精竭虑、为爱女挣扎得遍体鳞伤的故事，无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此剧之所以受人追捧，在于它以极高的还原度，让人们见识了宋仁宗和他的书生精英团队。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写道：“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不少国人崇拜雄主，这些文治武功的强人自然是大家心目中最强的皇帝。而这位帝王虽没有上述四位帝王开疆拓土的功业，但在文采和风骚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就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赵祯（1022－1063年在位），庙号“宋仁宗”（1010-1063），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

宋仁宗迥异于其他皇帝，既没有太多“存在感”，也没有世人口中的“丰功伟绩”，似乎“庸庸碌碌”度过一生，甚至他治下的诸多臣子都比他有名，如范仲淹、包拯等。由此，无论是教科书还是民间闲谈，说到他时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比较注重休养生息，一个老好人，很有人情味，好像还有点儿傻.....然而事实上，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出现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张纸币诞生在仁宗一朝；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或出现或开始应用于仁宗在位的四十年期间，使那个看起来缺乏宏大叙事的时代特别令人向往。基于此，正是那独具人格魅力的帝王与极富盛名的文臣风云际会，共同开创了那个繁华的时代，同时揭秘了大宋王朝的政治特色、时代气质与人文气象。

在中国历史中，宋朝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宋代是汉唐之后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段特别的记忆。因研究立场、史料、方法和观察视角不同，人们对宋代纷纭迷离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有学者认为，两宋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和教育科技较为繁荣的时代，当时经济总量占世界一半。也有人说，宋代软弱、无能，多年向辽夏金称臣纳贡。早在南宋后期，有识之士就说“民穷”“财匮”“兵弱”是当时的三大弊政。在元明清时代，不少人认为，宋朝“武备不振”“积弱”。20世纪50年代末，先师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用“积贫积弱”概括宋神宗实施变法的主要社会原因，1962年邓广铭先生将这一概括引入《中国史纲要》宋代历史部分的书写，遂使“积贫积弱”成为20世纪后半叶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史学界大都接受宋代积贫积弱的观点，尤其指责其军事无能，这是我国近代民族危机意识下特定语境的产物，如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情有可原，需作同情式的理解。

宋代的商业革命说、中国近世的开端、中国古代的文艺复兴时期等观点，散见于各类宋史论著。正如王国维所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先生对赵宋文化的高度褒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最新统编高一《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第三单元的导语写道：“宋朝强化专制集权，内部统治比较稳定，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学术文化也取得突出成就，但军事力量不振，与北方民族交战往往处于劣势。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成就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这是比较中肯且更是权威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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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儒雅

宋太祖留下了“不杀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规矩，在宋朝近320年中历代皇帝基本恪守惯例，给予文人参政议政创设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亦保证了政治上的大致开明，不过其弊端也不可小觑。

宋太宗赵光义热衷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大开。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宋真宗）才得以顺利即位，上台后勤政治国，北宋由此进入了咸平之治。

宋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宋真宗偶尔临幸了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产下一子，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赵祯。乾兴元年，宋真宗驾崩后太子赵祯即位。宋仁宗广为人知的并非其盛世大业和仁德，而是一段似是而非的《狸猫换太子》传说，因宋仁宗的养母刘皇后用一只狸猫暗中调换了宋真宗的妃子李宸妃的婴儿，致使李宸妃遭受了悲惨的待遇。幸好最后经包拯审理，这起冤案才真相大白，这个被调换的婴儿就是后来登基的宋仁宗，从中反映了北宋宫廷人性化的一面。

赵祯成年前，由刘太后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正因为刘娥的治理和克制，宋仁宗在她去世后独掌政权时，接手的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机器。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此外他还宠爱尚美人，有一次当着宋仁宗的面，郭皇后和尚美人互怼起来，各不相让。郭皇后气急之下拿手去抓尚美人的脸，宋仁宗赶忙挡在中间，没想到郭皇后的手抓在了宋仁宗的脖子上。身为天子竟遭受如此家暴，宋仁宗一气之下想要废了郭皇后。他将郭皇后的抓痕展示给众大臣看。宰相吕夷简支持废掉郭皇，但也有不少大臣包括大名鼎鼎的范仲淹坚决反对废后，他们的意见是废后是昏君才有的举动，是皇帝自毁名誉的象征。皇帝在家务事面前竟这样狼狈，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皇权温情的一面。

《宋史》称宋仁宗“为人君，止于仁”，但宋仁宗的“仁”是真的仁。宋仁宗统治期间，官员踊跃上疏，针砭时弊，成为开明政治的一大特征。范仲淹是活跃的官员群体中的一个典型，性格直率，不掩情面。有一年，江、淮等地遭遇大旱，范仲淹请朝廷赈济灾民，但没回应，于是他进一步说，让宫廷中每天少吃半天的饭。宋仁宗闻之大惊，于是任命范仲淹去灾区慰问。

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来治国理政，这批政坛新锐得以脱颖而出。范仲淹等进献了《答手诏条陈十事》，详细探讨了各类尖锐的问题及解决之道，为宋仁宗主导“庆历新政”的改革。

范仲淹

范仲淹整顿吏治初见成效，同时宋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平定了南蛮侬智高（广西壮族）的叛乱并回击了西夏的挑衅，国力一度回升。仁德一生的宋仁宗于1063年故去，成了两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民间传说中的包拯以“包青天”的名号闻名后世，大体与史实相符。这位性格刚毅的官员担任开封府尹期间，刚正不阿，连皇亲国戚也忌惮三分。有一次，宋仁宗想把皇帝张尧佐任命为地方大员宣徽使，仁宗在上朝宣告这个任命时，包拯竟然站出来抗命。他在陈述理由时，唾沫星子飞溅到仁宗脸上，仁宗气得干瞪眼，此事只得作罢。说实话，君临天下的皇上被大臣逼得如此尴尬，可谓千古罕见！但反过来说，倘使没有仁宗的大度，又何来包青天的盛名？

电视剧中包青天的经典形象

四川一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摆着企图造反么？于是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于是授其为司户参军。还有饥荒年间难免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却格外大度：“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被免除。

宋朝自太宗朝后奉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不过“崇文抑武”并不等于“重文轻武”，自仁宗以后宋朝国防开支占到国家财政收入十之七八，所以说并没有轻武。而“抑武”确实是宋的国策，即长期抑制武将专权，逐步实行文臣统兵和宦官统兵。两宋通过扬文抑武，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有效防止了内乱，但也造成了效率低下、兵备衰弱的局面。“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然而，崇文抑武是把双刃剑，导致统治者患了“恐武症”，对武将严厉防范。宋太宗时位居枢密使高官的大将曹彬“遇士(大)夫于途，必须引车避”，功臣名将落得谨小慎微。文官集团掣肘武将还直接抹煞了宋朝的锋芒，在当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崛起的情况下，边疆危机不断。尽管军队不断扩编，军费飙升至占国家财政开支的一半以上，仍无济于事。

总之，宋初在防范内部动乱、维护统治稳定方面成效显著，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但制度束缚过死，权力分割过细，也影响了行政效率，助长了保守疲沓的政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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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芳华

两宋以科举出身为主体的文官队伍日益充当了政治中坚力量，这有助于两宋王朝避免严重的宦官外戚专权和地方割据，也防止了大规模兵变或民乱的困扰，成功避免了亡于内乱，文官体制的确不容缺失。在仁宗治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才济济，吕夷简、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狄青、富弼、包拯等名臣辈出，演绎出惊天动地、跌宕起伏的风云际会。宋仁宗在任期间释放了大批官员的才华，使得他统治的时代成为文坛盛世。在诗歌《赐刘辉及第》中，他对俊杰辈出的局面颇为满足：“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艺精。临轩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宋代文治发达是获得公认的，冯天瑜等人在《中国文化史》中说，两宋文化逐步走向并存两个方向即雅文化和俗文化的展开，重心从庙堂转到市井，从精英到大众，从强调教化到追求娱乐，都市生活自由而奢华。加之三教融通，理学强调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浩然正气，正如人民版必修Ⅲ专题一第3课“宋明理学”所描述的：“在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北宋士大夫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运动。研习儒经义理之风大开，士气随之大变，重忠孝、讲廉耻、励气节的社会氛围逐渐形成。理学就在这儒学复兴运动中孕育而生。”在两宋，儒学得到进一步发展，理学兴起。

王水照先生概括道：“宋代士人的人格类型自然是多种多样、异彩纷呈的，从其政治心态而言，则大都富有对政治、社会的关注热情，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于经世济时的功业建树中，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从中凝练出士人大多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精神内涵，即钱穆《国史大纲》提及的：“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宋代）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出。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北宋时期皇帝鼓励官员议政。苏轼称：“自建隆（北宋第一个年号）以来，未尝罪一言（谏诤）者。”士大夫也以天下‘安危治乱’为己任，积极议政，上书言事蔚为风气。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多名朝中大员；后任开封府尹，善于断案，执法刚正不阿，对贪官疾恶如仇。

两宋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文娱勃兴，为词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最充分的社会条件。娱乐场所需要大量歌词来消遣，推动了宋词的兴盛，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说书的盛行也促成了白话小说的出现。宋代的书法艺术更是名家辈出，宋四家苏黄米蔡以行书名世。李清照则另辟蹊径，她生于名宦之家，跨越两宋，文词绝妙，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作为享有崇高声誉的最有才华的女词人，名噪一时。再有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在宋代基本成熟，沈括的科技著作《梦溪笔谈》闻名于世。

詹子庆在《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中说，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时代……市民的富足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的高度繁荣。至此，中国文化已趋成熟，北宋文人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其中阴柔的婉约派和充满阳刚的豪放派相得益彰，各领风骚。苏东坡放言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李清照感叹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辛弃疾呐喊道长夜笛，莫吹裂！

笔者认为，宋代文官制度出现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在经济上，土地租佃关系日益普遍，社会流动性空前加强，为宋代士大夫阶层登台创造了条件；二是在政治上，吸取了中唐以来武将拥兵自重而威胁皇权的教训，以文治国；三是在科举上，科举制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凭借门第血统的特权，拓宽了寒门进仕的阶梯；四是在教育上，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南方，官学、私学大大超过唐代，既提高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也为文官政治确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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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华章

宋代对整个武举制度进行完善，既考武艺又考程文科目，武举名为考武实为考文，哪里文风盛，文武状元就尽占便宜。由此，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朝廷被迫采取南北分卷各自分配名额、分别录取。

北宋中后期，一大批文化名人荟萃文坛，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沈括、黄庭坚、蔡襄、米芾、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兄弟、张择端等耳熟能详的文化大咖，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担任知贡举，这届各科共录取899人，其中进士388人，与苏氏父子同榜中进士的还有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一门四人。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亦于此科及第。

曾氏三兄弟像：曾布、曾巩、曾肇

更有另类的是，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这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他将要效力的皇帝，简直“大逆不道”。而仁宗却发话：“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自宋朝起，地处浙中的金华就有了小邹鲁的称谓，人文荟萃，仅以吕祖谦家族为例，据《重修浙江通志稿·丽泽源流传》记载：“宋兴以来，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4人，而夷简公著乔梓，居其二焉，是以逮祖谦，绵历七八世，祖武孙绳，父作子述……家学渊源最为深远。”不仅是两宋著名的儒学世家，同时也是显耀的官僚世家，在宋代曾有五代为相，一门17人中进士，家学声望名扬全国。据雍正朝《浙江通志》载，宋代金华府有进士约600名，其中东阳131人、金华106人，永康高居榜首，约1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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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宽舒

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载：“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亿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英国经济史学家安•麦迪森作了统计，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至600美元，增长1/3。在宋仁宗治下，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当时宋朝的GDP差不多占当时全世界总量的80%。

据依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研究，北宋人口已达1亿，这比以前以为不足5000万翻了一倍。农业为我国的国本，据《中国大通史･宋卷》估算：汉代每个劳动力年产粮食4320斤，唐代4806斤，宋代6231斤，比唐代提高了30%。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宋太宗时开始在南方水稻产区扩种麦豆类，同时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真宗时又引入了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种，进而在江淮流域推广。北宋国民生产总值占据当时世界的80％，而且宋朝是唯一一个工商税超过农业税的朝代。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城市人口达20.1%。宋代城市打破了坊市分离的旧格局，取消了宵禁而成为不夜城。夜晚，茶坊酒肆、勾栏瓦舍生意红火，北宋婉约派词人柳永《望海潮》有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开始，杭州日益热闹，与东京（开封）南北并列。而且宋朝的节假日多，据宋人《文昌杂录》描述，规定的节假日就有“元日、寒食、中元、冬至”等。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上）中承认：“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

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纵向优于其他时代，横向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由此，宋代经济显著发展并出现了某些革命性变化，生产力显著提高，因而在宋朝这一充满变化又纷繁复杂的朝代，甚至连女性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她们走出闺闱，像男性一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李清照即为明证，还有才女苏小妹等。此外，“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了以商人为代表的茶文化、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发展”，饮茶之风在宋代已盛行，茶坊鳞次栉比，茶馆文化已初见端倪。除了围炉煮茶，吟诗作画也是那个年代流行之雅事。

部编版高中新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提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宋朝有比较明显的松懈。朝廷对土地买卖、典当基本不加干预，仅办理法律手续、缴纳交易税即可。‘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成为普遍现象。对百姓迁移住所、更换职业及日常生活标准，官府的限制也更为松弛。”史学强调互证，美国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第七章中说：“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所述并非无稽之谈。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曾放言：“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确实远超盛唐。从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角度而言，宋仁宗朝形成的“财匮”延续到南宋，地方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财匮”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而从“民穷”的角度来说，宋代社会最底层的民众若与魏晋隋唐相比，不论是法律身份地位、迁徙自由以及谋生手段，都有较大的改善和提高，加之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不仅汉唐难以企及，元明清也没超过，而宋代大中城市里五万贯家财的富户人数众多，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宋朝的“积贫”。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但是，表面繁荣下还是暗流涌动，统治者还是不断加重赋税负担。据《宋史》记载：北宋仁宋明道元年(1032年)，江淮大旱，饿死者众，胡则上疏求免江南各地身丁钱，诏许永免衢、婺两州身丁钱。两州之民感其德，多立祠祀之。而衢、婺两州立祠祀胡则，反映了民众的赋税沉重，收入微薄，生计艰难，因获得减免赋税而感恩戴德，永康方岩胡公从此应运而生。正如《中外历史纲要》（上）所述：“北宋政府机构设置重叠，官僚子弟入仕过滥，致使官僚队伍也不断膨胀。养兵和养官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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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如何评说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可谓见仁见智。在不少人看来，两宋相对窄小的疆域和不足称道的武功，显得有点格局褊狭、气象暗弱的窘迫，而邓广铭晚年却认为：“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复旦大学樊树志的《国史概要》中“北宋——划时代的新阶段”中，罗列了北宋“传统农业的新发展、巅峰状态的科学成就、商业革命面面观”。樊树志的《国史十六讲》修订版第九讲的标题为“宋：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十分简要而贴切表达了对两宋历史的定位，樊先生这样总结：“在传统史学家的笔下，宋朝是屡屡遭受非议、评价不高的时代。比如说，它积贫积弱，在与骑马民族契丹、女真、蒙古的较量中，总是处于下风，屡战屡败。

阅读这段历史，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感。其实宋朝有它辉煌的另一面，它处在中国历史从中世向近世转变的转折点，也就是学者们常说的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时期，无论在经济、科技化各个领域，它都是繁荣与创造的黄金时代。”还有哈佛教授费正清赞叹道：“宋代是伟大的创造时代，使中国人在工技发明、物质生产、政治哲学、政府文化、士人文化等方面领先全世界。”

活字印刷术

从以人为本的层面上，宋仁宗时期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主要因他选择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这个时代虽然没有强汉盛唐的凌云气概和万国来朝的恢宏气度，却有古代远远不及的绝世繁华。宋仁宗的无为而治，开创了前无古人的繁华时代。

此外，笔者建议浏览以下部分宋史名著：邓广铭的《宋史十讲》、余蔚的《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吴钩的《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和《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虞云国的《细说宋朝》、陈振的《宋史》、陈峰的《生逢宋代》、黄文子的《简读宋朝史》等，以进一步拓宽视野并丰富学养。

笔者才学疏浅，难免挂一漏万，在阅读中也有诸多疑惑，在此敬请方家更多指教。说实话，宋仁宗时代，国势虽不是最强大，也少有对外主动征战，但不可讳言，宋代是历史上无法轻描淡写的一个阶段，尤其是宋仁宗与他的帝国精英们所处的时代，不应被人忽略，而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并予以合理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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