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心灵的奇幻电影（现实与浪漫并重的电影情节）

吴天明追求电影中的纪实之美，但在竭力展现世间真实、传达现实意识的同时，也在戏剧张力与情节元素上颇下功夫，并勇于探索新的艺术手法。

导演在创作时依托文学的土壤，创作编排巧妙又大胆的故事内容与情节，将强烈的情感色彩融入其中，这样既深化了宏大的社会主题，又传递出深刻的现实人性寓意，使影片兼具现实与艺术之美。

一、冷静节制的戏剧性设置

叙事，即讲故事，而电影作为一种特别的叙事方式，戏剧性自然是其重要特质之一。电影初来中国便以京剧《定军山》与戏剧结下不解之缘。彼时的电影被称为“影戏”，以冲突为叙事基础，以突出冲突的情节与服务于故事情节的人物形象为主要特征，凸显出我国电影发展百余年间“戏剧式情节叙事”的传统。

自新时期以来，电影开始逐渐摆脱戏剧的影响，走向独立。但显然，戏剧性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属性无法被完全摒弃，对于电影中的虚假表演和过度程式化，自然是要加以改正，但必要性戏剧转折反而是一部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必须加以保留。

吴天明虽然毕生追求现实主义电影美学，但戏剧性并不被其摒弃。在他的电影创作中，戏剧性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顺应生活真实，又能在这些戏剧冲突中透视出吴天明对民族、历史、文化、人性的深沉思考。

所以吴天明大多数作品的戏剧性并不强烈，仅以点缀的形式出现，却恰到好处，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电影《人生》对主人公高加林的定位，其实吴天明在一开始便利用故事情节的设置埋下了伏笔：小说中路遥用了一整个动态描写去展现悲愤激动的高加林返家并告知父母自己被顶替的这个过程，而在影片中，镜头中首先出现一只搁着馍的碗，然后转向躺在炕上的高加林。

伴随着父母的叹息和抽噎，高加林突然爆发，挣扎着要去讨个说法，最终被劝止，一家人相顾无言。整个过程由静转动再转静，更具爆发力和吸引力。吴天明并没有遵循原著按部就班地设置这段情节，反而制造了一个小小的冲突。

这样的设置显然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同时也在第一时间透露了深埋在高加林内心深处的懦弱。

小说《老井》本身有着强烈的戏剧性，在电影的拍摄中，吴天明有意淡化了文本的戏剧冲突，在不破坏电影中心事件的基础上，恰到好处的剧情编排与细节设置反而使得《老井》呈现出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

《老井》中，吴天明设置了现实、情感两条线索来引导剧情的发展：现实中打井进程不断推进，随之而来的是旺泉与巧英之间的爱情在残酷现实面前的逐渐消亡。两条线索齐头并进，使得剧情更加饱满。

在两村械斗的场景中，几百人持着家伙儿对峙，由唇枪舌剑到耍赖推搡，两村之间的冲突一步步激化，直至开始混战。镜头在这些为了一口水拼命的人群中穿梭，直到伴随一声尖叫，旺泉跳井，冲突达到高潮。此时的镜头在如同黑洞的井口久久停留。

这是吴天明对高潮的刻意弱化，观众在对井口长久地注视中，已经从百人械斗场面的震撼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井的意义。与之相似的还有影片结尾那场集资的盛会，整段情节的编排也极为符合戏剧性结构，经过了动员、疑虑，直到喜凤发言、巧英捐出嫁妆之后，人群陷入久久的沉默。

吴天明放弃展现接下来踊跃捐资的高潮场景，仅仅用一组无声的长镜头，呈现了村民捐出的器物，紧接着“千古流芳”的石碑出现，虽弱化了高潮，却保留了充分的时间让观众思考，并以具体指向引导观众，激活观众对民族、人性的思考，从而实现了情绪高潮的目的。

吴天明对于戏剧性的运用十分纯熟，同时将真实性、诗意性等元素巧妙融入。在《没有航标的河流》的前半部分，吴天明将大量回忆性镜头穿插其中，形成“设置悬念-解答悬念”模式，使情节如同行云流水，极富诗意，这样的情节编排显然是与戏剧性相悖的。

但在影片后半部分，从盘老五遇见病重的徐区长起，吴天明便开始以典型的戏剧式结构向观众展现了营救徐区长的过程，引导观众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走向而心潮澎湃。整部作品由一开始的静谧舒缓到紧张激烈，再到最后盘老五迎浪而上达到高潮，紧接着风平浪静，只留众人呼唤的怅然若失。

吴天明将剧情的真实性、诗意性以及戏剧性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整部影片节奏多样。在《变脸》中，吴天明更是展现了其对戏剧性情节极强的控制编排能力，设置了“戏中戏”的剧情模式，表达人世间至纯至美的情感。

宏观来看，《变脸》主要讲述变脸王与其买来“传宗接代”的狗娃之间的情感变化历程，但仅以“孝道”与“报恩”来定义其内核似乎太过狭义。影片中，吴天明以“变脸”这一双重意象，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变脸王的“自信、自尊、自私、狭隘、固执、麻木、痛苦、无知、豁达、热诚、冷漠、无奈、善良等等无数种脸相和心态”。

在这千面千象中，女扮男装的狗娃便成为了串联变脸王人性变化的一根“针”。正是这根“针”将吴天明想要传达的民族情感缝缀在故事中，将变脸王原本老旧的封建思维拆解缝合成为新的文化价值。

戏台上的观音救父与戏台下狗娃营救变脸王的剧情遥相呼应，剧情几经反转，最终随着戏台上观音与戏台下狗娃的纵身一跃，一切尘埃落定。人物的命运与一折《观音得道》串联交融，戏剧化的命运得以展现。

而在故事中改写狗娃这根“针”命运的，不是神灵（观音），不是救世主（变脸王）、不是当权者（师长），更不是社会意识（传男不传女），而是一个在那个年代最为卑微的女孩。这个女孩生于苦难，触手可及的温暖却因为性别原罪而将面临失去。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连变脸王这样的“老江湖”都要靠“千人千面”才能生存，而狗娃却凭借自我的至真至善，凭借报恩的赤子之心成功救出恩人。这是一个考验人性、揭示世间真情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即使极富戏剧性，也势必会引发观众对人性、对情感、对民族的呼应、共鸣以及深刻思考。

二、充满诗意的文学性升华

电影与文学固然不同，但其差异大都体现在表达方式上。文字与图画存在极大的相通性。中国文字本身便起源于由“图画”发展而来的甲骨文，甚至在人物形象的鲜明生动、艺术风格的形象现实、艺术作品的传播受众等方面，善以图像表达的电影艺术是绝对优于文学艺术的。

吴天明对于真实的坚守，并不意味着将影片创作为现实生活刻板的“情境画册”。他的影片创作在极力贴近生活真实，创造艺术真实的基础上，反而不乏诗情画意，文学性让影片质量得到升华，让观众感受到或悲壮或浪漫的诗意气息。

文学性让吴天明的电影更具情感张力，使其迸发出如西方英雄史诗般的悲壮气息。伴随苦痛与鲜血出生，又因垂老与病痛死去，人生在世，必然需要感受到生命的悲壮。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人民在“与天地斗，其乐无穷”中砥砺前行，其中蕴含着多少壮美的悲剧，而吴天明镜头下的悲剧便总是透出壮美的气息。

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结局中，众人在跳排后，戏剧般地遇到了已经逃生的盘老五，放排工们又重新开始搭建木排，希望仍在前方。

而影片中吴天明却将情节编排为：众人营救徐区长，在疾风骤雨、惊涛骇浪中，盘老五让所有人跳排逃生，自己却迎向风浪，最终不知所踪。盘老五真正由一个普通的放排工蜕变为一位舍己为人的英雄，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悲壮的英雄气息，壮烈而荣耀。

《人生》中的巧珍显然是一个悲剧人物，吴天明用长达八分钟的时间去展示了那场巧珍强烈要求的“奇异”婚宴。那场满眼鲜红，所有人都在笑，只有新娘在哭泣的婚礼。

在那场婚礼中，吴天明设置了两个对比，一个是布满银幕的各色笑脸和藏在红盖头下巧珍晶莹泪珠的对比；

另一个便是阳光灿烂、热闹无比的婚礼现场和缩在阴暗沉闷的窑洞里沉默的高加林父母的对比，以这种典型的以喜写哀的手法，加深了巧珍命运的悲剧性。同时声势浩大的婚礼如同巧珍向命运的献祭，更增添了整部影片的悲壮感。

《老井》更是展现出了“灿烂的悲壮”的总基调。旺才遇难后，打井依然继续，刚刚送走儿子的旺才妈在井绳上栓满了红布条，保佑生者的平安。吴天明特意突出这一段，让镜头成为观众的眼睛，长久凝视着这个瘦小的身影在送上祝福后默默离去。

在那片灰突突的山上，明艳如火的红色绳结让观众们不仅感受到旺才去世的悲伤，更是体味到一位母亲的悲伤与大义，体味到老井村每一个人命运的悲壮。

小说《百鸟朝凤》中的城市最终将唢呐完全吞噬，甚至连唢呐的守护者焦三爷最终也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唢呐，进入城市谋生活。这种窒息感让每个读者感到无力、哀痛。

但吴天明却不甘心遭受如此命运，他镜头中的焦三爷至死都没有向现实妥协，他最终还是吹响了《百鸟朝凤》，鲜血顺着唢呐管流出，凤凰泣血，由此，影片达到高潮。而天鸣在坟前恍惚间直面师傅一幕，更是为影片增添壮哉之意。

吴天明电影充满诗意的文学性中无疑饱含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无论是悲壮还是浪漫，都建立在最大程度地关注人的命运及生存态度的基础上。

他尤其关注广大民众生存的苦难困境，描绘着普通人在纷繁复杂的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在困境中所迸发出的坚韧与不屈。他的诗意中凸显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繁衍至今所呈现出的强烈生存意识和顽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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