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赵村已然无赵姓人口（石家庄赵村已然无赵姓）

沿中山路东行至石家庄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在黄河大道与天山大街交叉口，向西北望去，天山大街东侧有一片正在建设中的楼区，33层高的楼顶上，耸立着“赵村新区”四个大字。这就是赵村旧村改造、新建的居民回迁楼了。

　　北邻307国道，东临昆仑大街，西依天山大街，南有黄河大道，在这个区域内，当年一片片低矮的平房，一处处小小的院落，以及那些留下祖辈足迹的一条条小道，都早已变成赵村人遥远的记忆。旧赵村早已不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楼大厦林立，配套设施齐全，生活环境优美的新赵村。　　

　　现有住户1294户，人口4875人的赵村原属正定，后来归入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追溯赵村的起源，不能不提起“山西道”。

　　“山西道”，其实就是一条土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除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外，还实行“车同轨、修驰道”的措施，以加强对全国的掌控，促进各地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时，在现在的赵村村南（今开发区汾河道位置）有一条皇道。这条路东通山东，西达山西，被当地人称为“山西道”。据说，现在井陉留下的“秦皇古道”和这条道就是同一条路。

　“说是道，其实就是一道沟。因为长期的车来车往，再加之雨水冲刷，这条路慢慢的就形成一条深沟，当地人称之为‘山西道沟’，最深的地方有2米多。人赶着马拉的大车从沟里过，外面都看不到。”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年的道沟走成河！”作为当时东西部交通联络的主要道路之一，“山西道”经过几个朝代的发展，逐渐繁忙起来，常常是人来车往，络绎不绝。后来，因为路上行人很多，于是有人开始在道路两旁修建客栈。其中有一位赵姓人在此开设了一个马车店，招待过往的客商与行人。由于这位赵姓人为人厚道、热情，所以过往车辆行人，都愿意到这里打尖食宿，久而久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在此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一个小聚居点，人们称之为赵北店。赵北店便是赵村的前身。

　　赵村是山西洪洞移民所建的村庄之一。在大量移民迁居此地后，赵北店规模扩大，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村庄，人们称作赵村。赵村曾是赵姓人数居多的村庄，据老人回忆，村东曾经有一座真武庙（俗称和尚庙），庙里有一个小钟楼，阁楼内悬挂有一口大钟。钟由生铁铸成，高一米七左右，直径一米三，钟身上铸有捐资信众的姓名，其中多数为赵姓。这足以证明，那时的赵姓是赵村第一大姓。但遗憾的是，在大炼钢铁时期，这口钟被白佛供销社收购回炉炼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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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明朝，其他姓氏家族相继迁居赵村，繁衍生息，形成王、郝、张三个姓氏居多的多姓氏村庄，赵村规模也逐渐扩大。到清朝光绪年间，正定县志记载：“赵村在城东南，距城十八里，共民一百八户，地二十二顷四十一亩余。然而，在赵村发展进程中，赵姓人家却从赵村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可能是“燕王扫北”战乱致使；也可能是迁徙他地；又据说，赵姓人丁不旺，传至赵存礼一辈之后，后继无人。赵村从此名不符实，成了没有赵姓的赵村了。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山西道沟”还存在，不过早已不走马车了，成了一条雨后积水的土沟，随着开发区的建设，“山西道沟”被填平，变成麦地，又建成了高楼。几个世纪的车水马龙、铃儿叮当，已和“山西道”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赵村东边，建有一座“真武庙”，村民俗称“和尚庙”，已有500年历史。正定县志有记载，这座古庙又称作“玄帝庙”，乃是村民祈福之地。“玄帝庙”又称“玄武庙”、“真武庙”。

　　传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燕王扫北）时，玄武帝曾多次显灵帮其打仗，所以，朱棣当上皇帝后，大力提倡和支持建玄武帝庙，此时在北方兴旺起来。庙宇属清净之地，在山区则建在山上或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在平原则建在村外。赵村的“玄帝庙”建造于明朝永乐年之后，当时建在村庄东边，后来村里住房不断增加，与庙宇连在一起，但是庙的东边和北边再没有建房，因为此庙坐北朝南，东边不远处有一个河坑，人们又忌讳在庙后面建房。所以，当年的旧赵村，东边和北面没有房屋。

　　赵村的“真武庙”规模不大，建有4间殿堂和1个钟楼，还有生活用房以及专属田地10余亩，一年中香火不断。每逢年节，庙里还要以饭食接济穷人，如腊月初八庙里煮一大锅腊八粥让一些穷苦人食用。

　　“中华民国大改良，拆了寺庙当学堂。”在民国时期废私塾，兴办新式学校，赵村“和尚庙”的房屋作为赵村初级小学校舍使用，但有泥塑神像的大殿原封未动，学校又在庙内盖了南屋作为教室。现在许多70多岁的老人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解放后，真武庙的出家人都还俗了，这里成了赵村小学的校舍，庙宇的建筑被拆除，盖起新的校舍。

　　在1947年解放石家庄时，作为解放军的后方，赵村“和尚庙”也被改为解放军的临时救护所，接收救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在战斗时，村民吴洛梅守在瓦房院大门的二楼，见到有抬担架的人进村西口，便擂鼓报信，支前村民和医生听到鼓声后，便赶紧把伤员送到庙里救治。

　　旧村改造时赵村村民集资重修了寺庙，命名为“普照寺”。

　　赵村村西原有三座古墓，按其大小由东往西排列，村民又称大疙瘩、二疙瘩、三疙瘩，并有“大疙瘩大、二疙瘩高、三疙瘩达到半截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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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疙瘩占地二亩多，上面长满酸枣等带刺的树种。传说里边住着狐仙，狐仙能倒腾东西，帮一些善良的人过上好日子。据说，有一户人家曾经把收获的黄豆堆在了房上的圆囤里，主人看见囤里的豆子每天都往上长一截，以为受到了狐仙的庇护，就赶紧给狐仙上供烧纸，后来，豆子越来越多，都溢到了囤外。这家主人乐坏了，但直到把圆囤的苇席撑破了，豆子全撒了，他才知道是囤底的豆子发了芽，闹出了个大笑话。

　　人民公社时期，赵村各生产队都从三个疙瘩处大量取土，据村民说，人们取土时，曾挖出陶盆、陶罐等陶器和陶片、铜盆等物品。用拖拉机拉土时，还曾在三个疙瘩南边地里还发现一个明堂，用大块麻砖砌成拱形墓，留有一个送饭口。

　　听说发现了六十还甲子人的明堂，许多村民去看。墓里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个送饭口也没堵。据说明堂就是活人墓，人活到60岁，就进入盖好的明堂里，每天子孙给送饭，有人答应，把饭放到送饭口就走，没人答应，说明人已去世，用砖把送饭口封堵。什么朝代取消六十还甲子习俗，已无从查证。传说，有一个孙子去给明堂里的奶奶送饭，手里拿着一个大葫芦，谁也不知道葫芦里有多少粒籽，便问奶奶，奶奶说，葫芦有俩籽。这事传到皇帝耳朵里，皇帝很感动，觉得老人还有用，下令废除六十还甲子习俗。

　　在赵村，一提起瓦房院，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这是赵村王姓家族的居住区，在当时的三里五乡，瓦房院是最好的建筑群了。

　　解放前，赵村前街东头路北一条胡同内，有六处大宅院均是二进或三进院落，是当时村里最好的建筑了。胡同口有两扇又高又大的木门，门筒上方是更楼，里面有打更用的钟鼓。胡同门口东西两侧各有一个抱厦，即东西长型高台，青色条石围边，青砖铺面，此台东西长度与北邻的宅院5间南屋长度相等，宽约3米，高约1.2米，有石阶供上下。两个高台的北面是宅院的南屋，屋墙与高台紧紧相连，并在东头建有装修精致的门庭，作为从高台进入宅院的通道。

　　与东高台相连的宅院，人们称之为“瓦房院”，南北三进院落，北院中有北屋5间，东西厢房各3间，中院是主院，有北屋5间，其中间为过厅，东西厢房各3间，建有走廊相连接，南院有南屋5间，东西两侧是“看墙”，在青色方墙砖上雕刻有花卉和戏剧故事图画，画面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房屋均为青砖砌墙，灰瓦盖顶，房檐上一排虎形瓦当威严而有气势，高高耸起的屋脊两端，装饰着吉祥物和瑞兽，与走廊中的红色梁柱、雕花门窗上下呼应，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图。这种别具风格的瓦房，在多是平房的平原乡村中格外醒目。

　　瓦房院是山西五台山地区工匠所建，建造年代大约在清朝中期。准备建房那年，山西、河北一带闹饥荒，从山西逃荒路过赵村的几个工匠，见这里正在填平长着芦苇的河坑，旁边堆着木料，听说要建房，就想找点活干，经与当家人见面，因主人是山西移民后裔，与这几个工匠一见如故，有亲切感。这些工匠极力推存他们家乡的瓦房，列举了瓦房冬暖夏凉等诸多优点，决定由他们负责建造这处瓦房院。这种高大的瓦房，需边建边折实，只有这样才能把房子盖得结实，所以，房子建造时间长达近两年。建房过程中，工地支起大炉灶做饭，施舍饥民，有些人就在此吃饭和帮义工。等房子建成后，人们送“义聚堂”金字匾一块，悬挂于南院与中院之间的二门门额处。

　　据说在民国时期，瓦房院南院与中院之间的二门坏了，需落架重修，一般的木匠维修不了，请在本地有些名气的西兆通木匠王元来主持翻修，他提前把每根梁柱都标上记号，画了图纸，在拆卸时，一根梁上有一行字赫然入目：强我者多一垅，弱我者少一垅。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何意。对腐朽损坏构件按原尺寸重新制作，并对号进行组装，待铺上房顶瓦后，比原来少了一垅瓦，梁上的字所指意思得到证实，为何少一垅瓦，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建造瓦房院的工匠没留下姓名，却留给后人一个未解之迷。

　　建国后，“瓦房院”先后做过村里的保健站、大队部、供销社，慢慢的就被拆除盖了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