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韵简介（京城京韵慢慢读）

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一座极普通的四合院里。两扇红漆大门坐北朝南，门槛尺把高，每当黄昏，我常坐在上面边吃铁蚕豆，边看路上的人来人往，看算命瞎子吹着笛子幽幽地走过，看出殡的队伍去十字路口烧化纸人纸马。

进了大门是一个宽敞的门洞，两边摆放着六尺长的大门凳，娘说是柏木的。门洞是孩子们的游戏场。每当我们在屋里闹得太厉害时，大人就说：“去，门洞里玩儿去！”我们就一窝蜂地跑向门洞，那里是我们的自由世界，怎么闹大人也不管。门洞也是全院女人夏日午后纳凉的场所，她们坐在大门凳上聊天，纳鞋底儿，享受着像凉水儿一样的穿堂风。有大人在，我们玩耍的内容就变了，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叫卖声。五月的大樱桃，晶莹得像红玛瑙，碧绿的荷叶托着，那是必得让娘买来吃不可的。香喷喷的煮老玉米，清凉凉的甜瓜酥瓜，推车叫卖的扒糕凉粉……哪一样我们也不肯放过，只是娘有时不给买，说是怕吃了拉肚子。

穿过门洞，迎面是白色的影壁墙，左右两边各是四扇绿色的屏风门。拐进左边的屏风门，是长条形的外院，一溜五间南房，由南屋二姨一人住着。听娘说她是东北一位军阀的二小姐，所以叫她南屋二姨。

南屋二姨住的外院因是长条形的，所以总是阴凉凉的，我们很喜欢在那里跳房子。外院和里院之间有一道花墙隔着，所谓花墙即一道砌成十字镂空花样的灰砖墙。花墙中间是中门，穿过这道门，就是青砖墁地的里院了。

一进中门，满眼都是绿，都是花。南墙根一溜四丛玉簪花，爸爸说玉簪花喜欢阴凉，宜种于南墙下。但我却没见它开过几次，只是叶子总翠翠地绿着。中门两边是两个八角形的花池子，每年春天娘在里边种两架扁豆，吃一夏。有时也会爬出两棵丝瓜，嫩黄的花，正好掐来喂蝈蝈。丝瓜是没人吃的，秋天长得老长老长，瓤子用来刷碗。

爸爸爱养花，院子正中是爸爸的天地，五个巨大的水缸扣在当地，上面是五盆荷花，荷花缸里悠游着金鱼。周围是石榴、美人蕉、昙花、令箭，一片嫩黄浅红，灿烂夺目。爸爸的花，从不许我摘。我只与其中的一种果子有点缘分，就是莲蓬。夏天，下着小雨，爸爸常会折一只大大的莲蓬给我，我就会美美地坐在檐下的台阶上，细细地剥来吃。

院子东北角有个角门，穿过角门是后院，仅有一间小平房。这间小屋早先我家堆放旧家什用，后来房子粉刷一新，我和上中学的姐姐搬进去住，成了我们的卧室兼书房。屋前一棵桃树，据说是生我那年爸爸从白塔寺买的，买时说是水蜜桃，可到秋天结的果子却是小毛桃，根本不能吃。

桃树长到三尺高的地方分成了三岔，我喜欢爬上去坐在那里看书，遐想。每到春天，粉白的桃花落满一地，落满小屋的屋顶，我常常攀着树枝，跳到屋顶上，躺在柔软的桃花上面晒太阳。蜜蜂嗡嗡地飞着，太阳暖暖地照着，我闭上眼睛仍能感觉到周围都是美丽的桃花，那是我最惬意的时候。

有一年，哥哥从学校里带回来两只小黑兔，蓝蓝的眼睛，十分可爱。我把它们养在后院，不久，发现它们自己在地下打了洞，晚上不必再由我捉来放进木箱了。娘说它们的洞里东暖夏凉，比在木箱里睡要舒服多了。冬天时它们已经长得很大了，常常去啃桃树的树皮吃，我喜欢蹲在旁边看它们啃，惊异于它们牙齿的锋利。

第二年春天，是我盼望的桃花盛开的时候了。可是这一年，我家的桃花却没有开。我折下一根枝子来看，发现竟是干的。拿给娘看，娘说桃树死了。它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不久，它就被砍掉了，土也被抹平了，可是我却无法把桃树的死从心中抹去。多年之后，有一天在植物课上，我突然明白，肇事的凶手竟是那对小黑兔。是它们围着树根啃光了半尺宽的一周遭树皮，哪怕上下还有一处连通着，桃树也不至于死掉。许多年，我为桃树的死深深地悲哀着。

后院南墙上有一小门，通临街的跨院，院中有南房三间，住着修车的郑大伯一家。一进大门，拐进右面的绿色屏风门，就是这个跨院。所以我们藏猫猫或是逮着玩儿，常把大门洞当“家”，从左边的绿色屏风门跑进去，转一圈，从右边的屏风门跑出来，就到“家”了。

我家正院里有西房两间，住着西屋奶奶，东房两间，住着东屋大姨。北房五间我家自住着。“西屋奶奶”所以得到这样一个称呼，一是因为她住西屋，二是因为她的年纪足以当我的奶奶，于是全院的街坊，不论男女老少，都随着我尊称她为“西屋奶奶”。

西屋奶奶一张四方脸，天庭饱满，地葛方圆，高身量，腰板挺直。一双小脚，干净利落，走起路来绝无忸怩之态。院里人都说她厉害。娘说：“西屋奶奶厉害是厉害，可厉害的是地方，不瞎厉害。”

西屋奶奶的独生儿子长得很高，很英俊，外号大个儿，是蹬三轮的，我顺理成章地称他西屋叔。据说他媳妇原来是窑子里的。他给一户有钱人家拉包月，恋上了这女人，没钱赎，正犯愁。主人知道了，笑着说：“今晚上的牌桌你好好伺候，包你连娶亲的花销都有了。”于是这女人就稳稳地坐在了他的炕头上，为他洗衣做饭，伺候老太太。

西屋奶奶很不待见这媳妇，听说她当年坚决不准这媳妇进门，跟儿子说：“你幼年丧父，我把你拉扯大不易，你现如今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了，咱们虽穷是清白人家，不能要这种烂货。”可儿子一门心思非娶不可，不让娶就不吃不喝，那么硬棒的汉子，愣是一病不起。老太太终是疼儿子，无奈，让儿子把那女人唤来，约法三章：一是永生不许和窑子里的人来往；二是戒烟戒酒；三是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老老实实操持家务。女人跪在地上流着眼泪发了重誓，才名正言顺地进了门。住到我家院里后，我们叫她西屋婶儿。每逢和娘谈起这媳妇，西屋奶奶依然是满脸的不屑。娘说：“看样子还老实，整日不出屋，只是做活。”西屋奶奶扇着鼻翅：“那是有我压着。没了我，你再看。”

西屋奶奶没有孙儿绕膝，这自然也是她对儿媳厌恶的一个重大原因，但她膝下并不寂寞，因有一花猫绕足。猫是黑白花，很胖，呆头呆脑，对谁都不理不睬，俨然一副衙内派头，唯对主人媚态十足。西屋奶奶盘腿往炕上一坐，拍拍腿，叫一声：“来，花子！”它便爬到腿上去，倒头便睡。西屋奶奶把它当成心肝宝贝，每天必去街口专为它买五百块钱（相当于现在五分钱）肺头，回来切碎，放在小锅里，与米饭一起煮了，晾凉，然后高一声，低一声，抑扬顿挫地喊着：“花子——花子——”于是胖猫或从台阶，或从墙头，懒洋洋地走来，吃它的美餐。那是真正的美餐，每当西屋奶奶在院子里为她的花子做饭，闻到那诱人的香味，我都要流口水，而我的黄猫是绝无此福气吃到如此奢侈的饭食的。

娘说黄猫和弟弟同岁，是只五岁的猫了，精瘦，从来没人专门喂它，我常奇怪它靠什么活着。它和我最要好，只要我一喊：“黄儿黄儿黄儿黄儿——”不管多远，不管在树上还是在房上，必是急颠颠地连声答应着跑来，抬头喵喵叫着，问我叫它来干什么。我常常只是因为半天没看见它了，并没什么好吃的给它，于是把它抱起来亲热一会儿。夜间它必是要和我同睡的，如果来晚了，我已睡着，黑暗中，它先是用头蹭我的脸，如果还不见我打开被，就用力拱进去；有时我想睡了，它还在玩儿，我把它捉来硬塞进被里，它也没意见，而且很快会打起呼噜。

自胖衙内来了以后，我很为我的黄猫感到不平，以至于对花猫多了几分鄙视。一次，胖衙内不知去哪里打架，腿上带伤，一瘸一拐地回来，把西屋奶奶心疼得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天，非说有人和她过不去，成心治她的猫。我却心中暗喜，知那必是吃了败仗的标记。西屋奶奶从娘那里讨来220红药水，给胖衙内染了半条红腿，捧在炕头，那样子委实滑稽。院里人无端被疑，皆迁怒于胖衙内，从此它在院中很没人缘。

西屋分里外两间，原是我家厨房，所以外间有自来水管子。西屋叔和西屋婶住里间，老太太住外间，迎门靠墙是她的床。左边靠着隔断是水龙头，龙头下是个大水缸，上盖半个缸盖。每天全院的人都要来此打水，桶快满时，水珠喷溅，常常会弄湿地面。西屋奶奶爱干净，每天都要用炉灰扫几回。我去打水时，娘常嘱我龙头要开得小些，把桶从缸盖上提下地时，要小心，别洒地上水。可是因为每天打水的人多，依然要把地面弄湿好几遍。修车的郑大伯想了个主意，剪了一段修车剩下的自行车内带，用铁丝捆在水龙头嘴上，车带垂入桶中，再也不溅出水来。喜得西屋奶奶见人就夸郑大伯心灵手巧。

郑大伯一家四口，在街口摆了个车摊，以修车为业。郑大伯修车时爱吹口哨，京剧、评剧、流行歌曲全会。吹得悠扬婉转，荡气回肠。郑大伯的手很大，粗糙得像钢锉，却无比灵巧，能用纸折出各种玩具，能用玻璃丝编出各种花朵。我上小学时，老师让用高粱秆做手工，我做不出，急得哭。郑大伯知道了，笑嘻嘻地说：“这还不好办？拿高粱秆来！”于是不过半点钟，一张漂亮的小方桌就摆在了我面前，桌面还是用编席子的花纹编出来的，拿到学校立刻被老师留下放进了展览窗。

西屋奶奶也爱养花，但她养的和爸爸养的花不同，她只种茉莉花和指甲草。在西屋窗前，围着扁豆架，种了满满一地。茉莉花摘下来，抽去花蕊，可以当小喇叭吹，结的花种，像小地雷，掰开来，里面有香喷喷的白色粉末，西屋奶奶说收了来可以当白粉擦脸。我往脸上抹过，白倒是白，但只能抹出一道白，于是就不再抹。娘说那不是真正的茉莉花，茉莉花是放在茶叶里的那种小白花，清香扑鼻。可西屋奶奶这样叫它，说这就是茉莉。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因为它的花香有点像茉莉的香味，所以人们叫它草茉莉。

说心里话，比起爸爸的花来，我更喜欢西屋奶奶种的花。每当黄昏，红黄粉白，如云如霞，蔚然一片，开满半个院子，让人心里说不出的喜欢。爸爸的花是从不许我摘的，爸爸的花我也不敢摘，因为摘一朵就看得出来。西屋奶奶的花就不同了，每天晚上开几百朵，第二天早上就谢了，虽然西屋奶奶也不许我摘，但我摘多少她也看不出来。于是我常常采了拿到大门口去玩儿。

一天晚上，刚刚下过小雨，空气清新，西屋奶奶说这时采下的茉莉花放在注满清水的盘子里，摆在床头可以香一宿。我乘机说：“让我也试试好不好？”西屋奶奶竟然点点头说：“行。”我大喜过望，于是采了满满一大茶盘，放到床头。清香倒是没有闻见，因为黑甜一觉，醒来已然天亮。但是有花伴着睡觉，心头那份痒痒的喜悦，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

但我对西屋奶奶还是腹诽的时候居多。每天早上，西屋奶奶都把西边的半个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就去后院把厕所也扫得干干净净。娘说自西屋奶奶搬来后，厕所就再没脏过。可是我若扔地下一张糖纸，她就会说：“莲，把糖纸捡起来，别弄脏了院子。”我心里说：“多管闲事！”却不敢不捡，因为娘不许顶撞奶奶。我家人口多，洗衣做饭里里外外全靠娘一人忙，她便时常帮娘干活。她帮娘择韭菜，见我玩儿，就说：“莲，过来，帮你娘择菜。”我心里自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也只好乖乖地去干活。

娘不管做了什么好吃的，像炸馓子，搂瓜子，蒸花糕等等，都会让我先给院里各家街坊送一盘去，然后再自家吃。干这种小跑我是最高兴不过的，总是能听到许多感谢的话，有时还能在口袋里装回糖果之类一人消受。街坊们做了好吃的，也常常给娘送来。别家送来，娘立刻给我吃了。可西屋奶奶送来的东西，就很难到我嘴里。

西屋奶奶做的拉面又长又细，配上腌胡萝卜切成的碎末和煮青豆做的菜码，红白之间杂着碧绿，又好吃，又好看。她每次做了都给娘端来一碗。起先她一出屋，娘就给我吃了。后来她再端来时，就坐着不走，一定要看着娘吃下去，尽管我在一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却只装没看见，坐着，慢悠悠地说：“三奶奶，你吃，别光顾孩子。”

娘看我那馋馋的样子，哪里吃得下？但又不愿负了西屋奶奶的一片心，只好慢慢吃着。西屋奶奶看娘吃到只剩两三口时，才瞥我一眼，像得胜的将军一样，挺着脊梁，走出去。真恨得我牙根疼。

我家的四合院在扁担胡同，这条胡同虽短，但并不窄，且铺着柏油，胡同两端是两个十字路口，像挑着一担东西的扁担，这大概就是扁担胡同的由来吧。胡同里常有汽车穿过，但很少有驻足的，因为胡同里住的全是平民百姓，没有贵人。那年突然有辆吉普车停在5号门前，立时就在胡同里传开了。大家纷纷从院中走出，围拢去看究竟，原来是5号的小七子偷东西犯了案。

我家住胡同里的3号，东边的隔壁2号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原来住过一家日本人，再后来是鲍老太太一家住着，鲍老太太八十多岁，十分慈祥。那年十月，正是小阳春天气，忽然听说鲍老太太院中的一棵西府海棠开花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成了胡同里的奇闻。过了一会儿，又听说树上系了红绸子，大家争相去看。我也随着娘过去看，花开是开了，但并不旺，只是那大红绸子鲜亮无比。鲍老太太坐在廊檐下的太师椅上，高兴地看着大家来看花。看见我，连忙进屋，抓了一大把糖炒栗子出来，塞进了我的口袋里。回来后，我问院里的大人，为什么海棠冬天会开花，为什么树上系红绸子，院里人自然没有贾政的识见，说不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那样潇洒的话来，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还是西屋奶奶积年有识，说：“冬天开花，邪性。系块红绸子，辟邪呗！”不知红绸子是否真的辟了邪，反正那一年鲍老太太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若干年后，才在院中病逝，但那是属于寿终正寝。

鲍老太太院中的这棵西府海棠在我家北房后头，每年春天，数枝海棠出墙来，垂在我家北房的瓦垄上。爬上花墙，从西房绕到北房上，就能采到花枝。我常偷折数枝，插在水罐里，喜滋滋地看几天。西屋奶奶爱花，见我折了就来要，娘总是叫我挑好的给西屋奶奶送过去，我心里自是老大不乐意。娘说我不懂事，对奶奶不能那样。

那年春天，我正在爬花墙，二土哥来了，说：“你怎么这么淘，又上房。”我说：“你没见海棠开了吗？我去折几枝。”二土哥看了看墙头上探出的浅红深绿，说：“等着，我和你一块儿去。”

二土哥是东屋大姨的独生儿子，长得浓眉大眼，那年他二十，我九岁，但他和我很平等。他是货真价实的“老革命”了。他爸爸年轻时懂电，咱们的队伍上缺这种人，地方上一动员，他爸跟上队伍就走了。那年他14岁，听说后，一溜烟地追了去，成了队伍上货真价实的父子兵。一解放，就转业到地方当了话务员。他最爱回忆的“老革命”历史就是吃瓜。他说：

“夜里，去执行任务，渴了，看见西瓜地，爬进去，捡大个儿挑，吃个够。”

“那，有刀吗？”我想，我们家吃瓜，都是放在桌子上拿刀切成一牙一牙地吃的。

“嗨！要刀干什么？拳头，一拳头下去，啪！砸开，抱着吃。”

“给不给人家钱？”我想解放军是讲三大纪律的。

“给。带着钱呢，就拿块石头压在地边。没带钱的时候也有。那，吃了就走。”

“你们白吃人家东西？”我认为二土哥做得很不光彩。

“那有什么！老百姓才不在乎。过路人渴了，吃个瓜算什么？老乡还自动给你拣大个挑呢。只要你不偷走，吃了瓜把瓜子儿给留下，要吃瓜，管够！”

我最爱吃西瓜，可我家难得买一次。偶然买一次，切成十多牙，全家八九个人吃，还没尝出西瓜味儿来，就没了。我真羡慕二土哥的“老革命”经历，恨不得也早生几年，去当这样的吃瓜小兵。

每年春节，爸爸给我们压岁钱，也总有二土哥一份。其实压岁钱只有二角钱新票，但他很高兴。我问爸爸：“二土哥那么大了，还要压岁钱？”爸爸笑着说：“没娶媳妇，就是孩子，就有一份。”

二土哥和我很要好，从不拿大人架子。他说要和我一起去偷海棠，我自然高兴。我们爬上花墙，很快转到北房上，我先探头，看了看院里没人，就和二土哥翻过屋脊，采了满满一大把花，兴奋异常地从北房转到西房上，准备从花墙下去。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脚底下的西屋奶奶，懊丧地问二土哥：“她要怎么办？”二土哥问：“谁？”

“西屋奶奶呀！”

“你想不想给她？”

“不想。”

“那就别给。”

“她要要呢？”

二土哥想了想说：“别叫她看见，咱们一下去，你别把花往北屋放，马上拿到后院你房子里养起来，不就得了？”

我听了大喜，从花墙上下来后，抱着花，一溜烟地跑向后院，头也不敢回，生怕西屋奶奶看见。我和二土哥进了小屋，一边喘气，一边惊喜地看着桌子上的那一大把花。二土哥叫我找个花瓶养起来，我找了半天找不到那么大的，他就回家找了个煮药的药罐，装了清水，把花插进去，倒也别有情趣。我突然担心地问：“西屋奶奶会不会看见咱们了？”二土哥说；“不会。西屋门关着呢，我特意看了。”

“每年我采了，她都要。”

“这老东西，什么好就想要什么……”

二土哥话还没说完，突然听到窗外有响动。他立刻向我摆了摆手，叫我别说话。我俩尖起耳朵听着窗外，可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二土哥小声说：“你出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人？”

我小心地推开门，向外张望。小屋有扇南窗，糊着白色高丽纸，与女厕所之间有条一米宽的夹道，若从厕所出来人，定能听见我们屋里的谈话。可我看了，夹道里没人，厕所里也没人。回来对二土哥说：“没事，人影子也没一个！”我俩立刻放声大笑起来，以为自己吓自己，虚惊一场。

突然娘推门进来，说：“你们怎么为几枝花，把西屋奶奶气成那样！”

我们大吃一惊，说：“没有气她。她怎么了？”

娘说：“她哭呢。见你们采了花，她就跟过来，想要几枝。还没进门，就听你们在屋里骂她老东西。她找过我去，说：没想到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倒变成老东西了。你们怎么能这么骂奶奶呢？”二土哥听了只是搓着手嘿嘿地笑。

娘说：“还不把花给你西屋奶奶送过去！”

我拿起花，不敢去，怕挨西屋奶奶的骂。娘说：“有什么不敢的？认个错不就行了？”

我一步三挪地走进前院，心怦怦直跳，怯怯地推开西屋门，见西屋奶奶正盘腿坐在床上，腿上趴着胖猫。我说：“奶奶，给你花。”我正等着她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没想到她却温和地说：“插到胆瓶里吧。”

西屋奶奶的房间里，靠北墙一张大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擦得亮得照得见人。条案正中摆着一架座钟，二尺多高，罩着玻璃钟罩。两边是两个白瓷胆瓶，上有观音送子图样。西屋奶奶说这些东西都是她年轻时的陪嫁，说时颇有骄矜之色。这些东西她从来不让儿媳动，都是她亲自擦。我往胆瓶里插海棠花时，见里面早已注满了清水，原来她隔着窗子看见我抱着花往后院跑时，是准备好瓶子，诚心来向我讨几枝的。我心里立时惴惴地，觉得很对不起她，想说一句道歉的话，却说不出。

西屋奶奶见我插好了花，就下地从锅里拿出一个热腾腾的糖三角，给我，说：“玩儿去吧！”我如逢大赦，飞跑出屋。此后，对西屋奶奶很存了一段好感。

西屋奶奶的儿媳——西屋婶，个子矮小，皮肤黑黄，见人总是顺着眼，从不高声说话。她确实不好看，我总奇怪那么英俊的西屋叔，当初怎么会喜欢她。可西屋叔确实对她很好。她整天在屋里做活，绣衣服，为厂家绣的，按件得钱。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有送活时才上趟街。

我喜欢看她绣花，她绣得并不好，大多是小猫、小狗、小花、小草之类，但我喜欢看。见我来，她很高兴，我让她给我讲故事，她就给我讲赵五娘寻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苏三起解。

我回家去喝水，娘在缝衣服，西屋奶奶正坐着和娘聊天。见我回来，西屋奶奶撇撇嘴，问：“又跟你瞎叨叨什么呢？”我说：“给我讲故事呢。”西屋奶奶扇着鼻翅：“狗嘴里能吐出象牙？她能讲什么故事！”我理直气壮地说：“杜十娘，苏三，挺好听的！”

西屋奶奶转脸向娘，说：“三奶奶，你听听，给孩子讲这个！”娘说：“这倒也没什么，也难为她，整天在屋里干活，也没个人说话。有个孩子听她说，也解解闷儿。”

西屋奶奶说：“她那个拜把子姐妹从良嫁了个铁匠，前两天来看她，她又翻出那时候照的戏装，挂在墙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也不嫌寒碜。叫我骂了一顿，昨个才收起来。”

怪不得呢，前几天我见西屋婶墙上挂了张大照片，一个身穿古装的女子，手托花篮，十分好看。我连问西屋婶那是谁，西屋婶说是她。我大吃一惊，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墙上那水灵灵的女孩儿和灰黄的西屋婶联系起来。我羡慕得不得了，我问她谁给她梳的头，谁给她的衣服，在哪里照的等等。西屋婶什么也不说，只问我好看不好看？我连说好看，她很高兴。但今天去看，墙上已没有了照片，我问她为什么不挂了？照片哪去了？她说收起来了，过些日子再挂。原来是西屋奶奶不让挂。

我家西边隔壁是4号。4号院子很大，门口有很高的台阶，主人是孟大伯。孟大伯身材高大，脸总是阴沉沉的，我从没见他笑过。他和爸爸时有往来，谈养花。他家养有一只狼狗，常见孟大伯穿着蓝布长衫，倒背着手，直直地站在门口的高台阶上，狗必立其旁，一人一狗，一高一矮，能半天不动，像塑像。那狗看样子厉害，却从不伤人。常见它叼个篮子，里边放着钱，去买菜。菜店的伙计都认识它，见它闻闻什么菜，就收起篮子里的钱，把菜装进篮子里，它就叼着小水萝卜、小白菜之类的菜肴，颠儿颠儿地跑回家去。

孟大伯有三个儿子，他管孩子极严，三个儿子全怕他。最小的儿子连生和我年龄相仿，我们常在一块玩儿。一次，他约我去他家园子，他家园子比我家后院大多了，里面有两棵枣树，一棵大尖枣，一棵大圆枣。那时正是八月中秋枣落杆的时节，连生望着红了圈儿的大尖枣对我说：“这尖枣可甜了，你别看圆枣长得个大，个个是愣头青，木得很，也不甜。”

当时我家的枣树已经锯掉，听了连生的话，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就说：“那你们为什么不打下来吃？”

连生说：“那不行，我爸爸不许随便打，谁要是不等熟了就摘着吃，准挨揍。得等熟了，我爸让打时，再一次打下来。”

我不由得叹了口气。他回头看了看我，说；“你想吃吗？”

我说：“想。”

他说：“我上树给你摘点儿。”

我说：“你不怕你爸爸揍你？”

他想了想说：“我上树，你去园门口望着，一有人来，你就喊我下来。”

我兴奋异常地跑到园门口，正在守职地向外张望，忽听连生喊道：“过来，接着！”只见他像猴子一样站在枝头，不断地摘了大尖枣向下扔着。于是我又兴奋地跑回来，一个一个地拣着地下的大红枣，边拣边吃。连生在树上不停地喊着：

“又一个红的！又一个大的！接着！”

这时忽听一声断喝：“还不给我下来！”

我俩大吃一惊，全吓呆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孟大伯正铁青着脸站在我身后，我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生吓得已听不懂他爸爸的话，像木头人一样，呆呆地蹲在树上。

只听又一声断喝：“还不给我滚下来！”

连生这才苏醒过来，立刻像上足了发条的木偶，手忙脚乱地滚下树来。我胆战心惊地等着看连生挨揍，等了半天毫无声息，我壮起胆子回头一看，见孟大伯早已走了。

连生从地上爬起来，抹了抹脸上的汗，我忙过去帮他拍身上的土，以赎我失职造成的后果。

我问：“你爸爸怎么没打你？”

他说：“不知道。”又说：“也许是因为有你吧。”又壮着胆子大声说：“没事，咱们吃枣。”于是我们又高兴起来。

傍晚，娘在院里摆好小饭桌，正要吃芝麻酱凉面，只见连生兴冲冲地提着个鼓鼓的大书包跑进来，说：“我爸爸叫我送来的，给你们吃。”原来是满满一书包大尖枣，我乐得手舞足蹈。娘叫连生和我一起吃面，开始他还不肯，后来就不客气了，我俩比着吃，每人吃了三大碗。

我家有许多书，都是爸爸上大学时买的，我最喜欢乱翻着看，《昭明文选》、《文心雕龙》之类我是不看的，因为看不懂，但也时时能像发掘矿藏一样翻出我爱看的书来。有一段很迷陈端生的《再生缘》，一函二十册。那是看到第十二册的时候，我正坐在大门洞的长板凳上，边吃刚买来的云豆饼，边看书，忽然同学来找我去学校。我懒得把书送回屋，于是就踩着门背后的横木爬上门顶，把书放在了固定门轴的横板上。我经常这样爬上大门，因此发现了门顶上的这个秘密所在。心想这真是个藏东西的好去处，任谁也不会找到的。

那天傍晚，我从学校回来以后，急急地爬上大门去拿书，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书竟不翼而飞。我正看到孟丽君当了宰相，要约见皇甫少华的有趣之处，书却丢了，懊恼得饭都吃不下。我问遍了常和我一起玩儿的小孩儿，都说没见。三天过去了，我已完全失望，正坐在大门洞里发呆，街口膏药铺的小生子来了。这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儿，五岁，比我小四岁。我觉得他太小，不会拿我的书，所以没问过他。这天他跑进门洞来玩儿，我百无聊赖，无意问了一句，他竟然说：“见了。”

我陡然升起无限希望，忙问：“书呢？”

他说：“撕了。”

我大吃一惊：“你干嘛要撕？”

他说：“撕了纸包煮豌豆。”

我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但还怀着最后一点希望：“全撕完了？”

“还剩几张。”

“把剩下的给我拿来！快去！”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看我，飞跑出大门。不一会儿，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大声说：“给你！”然后吮着手指头得意地望着我，好像为我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我接过那仅剩了十几页的书，兴奋不已，摸遍了所有的口袋，终于摸出两分钱，请小生子吃了牛筋豌豆。

有一阵子我迷唐诗，那天拿了《唐诗三百首》在大门洞里读，西屋叔恰在那里修他的三轮车，问我：“你咕咕哝哝的，念的什么书？”

“《唐诗三百首》。”我说。

他抬头看了看我，笑着说：“这么深的字书，念得下来？念一段我听听。”

我说：“行。”于是就翻到杜甫的那首《赠卫八处士》，说：“我能背给你听。”西屋叔说：“那你就背。”我就一字不差地背了下去：“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梁。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完了。”

西屋叔听了连说：“不错，不错，背得挺顺溜。可这诗说的是什么，我怎么一句也听不出来呢？你会背，会讲么？”

我说：“这有什么难的？这说的是两个朋友……”刚讲了一句，就卡了壳，因为我不明白“动如参与商”的意思。心想，反正他也不知道，不懂我就跳过去，拣明白的给他讲，就接着说：“是说两个老朋友，二十年没见面了，这次一个来看另一个。分别时他还没结婚，现在儿女一大堆了。”

西屋叔停了手中的活：“诗里还说这个？”

“对，还说主人热情招待老朋友，半夜下着小雨，主人到园子里去剪了韭菜，做韭菜炒鸡蛋给他吃。”

西屋叔听得入了迷：“古时候的人也吃韭菜炒鸡蛋？”

我一下子红了脸，诗里只说了“夜雨剪春韭”，并没说怎么吃的，可我每读到这里，总好像闻到了春天韭菜炒鸡蛋的香味儿，恨不得钻进书里去和他们一块儿吃，因此给西屋叔讲时，不由得把自己的杜撰也讲了出来。我刚想解释，只听西屋叔大声说：

“好诗，真是好诗，还有韭菜炒鸡蛋！莲，你真行，不错！不错！”他惊喜地向我挑着大拇指。此后，逢人便夸我：“莲还懂唐诗呢，小小年纪，真不错！”西屋叔褒奖人的最高级词汇就是“不错”。

那阵儿图画课上老师正教我们画人头，方法是把图画本子上的人头用尺子打上方格，分成若干个小方块儿，再在白纸上打上同样多的小方格，用坐标的方法，照式描画。我认为这个方法很好，回到家里看到墙上的毛主席像，不戴帽子的，觉得很简单，于是爬上桌子，站在上面，把毛主席的脸上打了许多小方格，又拿一张白纸，也打上方格，趴在墙上照画。画好后，觉得不大像，只有毛主席嘴巴上的那颗痣，因为恰好落在方格的十字交叉点上，所以画得很得意。又找来墨，把毛主席的头发染得漆黑。脸呢？配不出那浅棕的颜色，我只剩了一点点黄色，全部认真地涂在了脸上，于是黑发黄面的主席像就完成了。正好西屋叔走来看见，拿起来仔细看了半天，大声说：

“不错，不错，还真有那么点意思！你看这颗痣，多是地方！”又笑着对我说：“等哪天我有空儿，你也给我画张像。”

我吓了一跳，连说：“不行！不行！”心想，我又不能在你脸上打格子，怎么画呢？可西屋叔说：“行，怎么不行？”

一天傍晚，我和连生正在花池子里挖蚯蚓，西屋叔过来说：“给我画像吧。”

我原以为画像的事说过去就算了，没想到他还认了真，我哪里会给人画像？立刻急红了脸，连连摇着两只泥手。可西屋叔认定了我能画，说：“你洗洗手，我去换件衣裳。”

过了一会儿，西屋叔来到北屋。呀，简直像换了个人：戴了一顶新的蓝帽子，一身新的中山装，还特意换了一双青布面白千层底儿布鞋。看了西屋叔的郑重其事，我更觉得这灭顶之灾无法逃脱，除了出汗，真是一筹莫展。西屋叔垂手并脚地站好，叫我画。我恨不得拿起尺子去他脸上画格子。而且我只画过脸，没有画过别的，就胆怯地问：“帽子也画？”

“也画。”

“身子呢？”

“也要。”

“脚呢？脚也画？”

西屋叔咧嘴笑了笑：“画，全画！”

天并不热，可我出了满头大汗。终于画完了，西屋叔在画纸上顶天立地，一双大脚紧踩纸边，差点儿就伸到纸外头去。帽子飘在头顶上，用橡皮擦了几次，也无法好好戴在西屋叔的头上。看着我的作品，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西屋叔接过画像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我吓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儿了，忽见他咧开大嘴笑着说：“是我，大个儿！”然后从兜里摸出一包花生米来，算是奖赏。

我十二岁那年，西屋奶奶的花猫前腿摔掉了环儿，它又胖，连床也爬不上去，心疼得西屋奶奶瘦了三圈。不久，花猫死了，西屋奶奶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岁，再也打不起精神。

我对她说：“奶奶，再养一只猫吧。”

她凄惶地说：“不养了，养伤心了。”

第二年，西屋奶奶也死了。她病时，西屋叔和西屋婶极尽孝心，她生活不能自理，西屋婶天天为她擦身、洗涮。临死前，她拉着西屋婶的手说：“孩子，我委屈你了。别记恨我。”西屋婶哭成了个泪人。

西屋奶奶死后，院里再也没人种“茉莉花”，西屋婶只种指甲草。

（画：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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