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大的耻辱（印度这次又把自己最）

​敢拍，这两个字几乎是对一个国家的电影，或是一位电影人最高的赞扬，

这两个字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钦佩，还有羡慕。

那种把电影当作警铃，当作耳光，当作炮弹的勇敢和责任感，不仅仅来自于个人，还来自于环境。

改变在我，责任在我。

而说起“敢拍”，我们常常会和两个国家联系起来：韩国和印度。

2013年，一部以韩国第16任总统卢武铉为原型拍摄的电影《辩护人》上映，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强烈的反响，观影人次破千万。

至今，本片豆瓣评分依旧高达9.2分，稳居TOP250。

八年后，印度一部电影横空出世，同样在印度内外受到了高度好评，票房和评价都极高，还被称为“印度版《辩护人》”——

《杰伊·比姆》

本片由印度著名演员苏利耶·西瓦库马担任主演，讲述了1990年代一位名叫钱德鲁的律师帮助一位名叫低种姓妇女森加尼打官司的故事，她的丈夫被警察诬陷偷窃，最后被死刑逼供，蒙冤惨死。

看着简介，我们很快就会勾勒出双方势力对比：

低种姓妇女VS高种姓警察。

《杰伊·比姆》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背景是1995年的印度。

此时，距离印度宪法废除种姓制度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歧视依旧根深蒂固。

由印度教发源而来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本土有着三千余年的历史。大体上，这个制度存在四个等级，即我们熟知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除了四大等级，印度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可接触者”。

通常情况下，他们被称为“贱民”，只能从事着最低等，最肮脏的工作，没有土地，没有家园，更没有现代社会以来宪法所赋予的“人权”。

甚至，被“不可接触者”的影子碰到，都被视为是不祥和不洁的。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宪法所保护的“人民”，自然是不包括贱民们的。

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被当作人来对待。

于是，在影片开头，我们看见的第一个场景，是监狱大门外，警察根据种姓来定罪的场景。

有了犯罪，就要有罪犯，而罪犯不用抓，谁种姓低就让谁去顶罪。

不承认，那么就打，打到承认。

啧啧啧，这就是“公权力”吗？

实际上，这种党同伐异，这种歧视和偏见，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断绝过，奥斯维辛是如此，种姓制度也是如此，不过是一些人被“选中”，成为了替罪羊，成为了邪恶、肮脏和混乱的代名词罢了。

谁也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是自己？

拉贾，一个“不可接触者”。

没有土地，没有人权。

饿了，就在地里抓点田鼠吃吃。

平时就和老婆闺女住在一间破茅草屋里。

千年前，杜甫受冻淋雨，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拉贾没有这宏伟抱负，他不过是想和媳妇谈情说爱，亲热一番。

毕竟环境不重要，有爱就能以天为盖以地为庐。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能发现《杰伊·比姆》和一般表现底层的电影不同，它不再仅仅是以俯视的视角去试图“拯救”底层人民，而是真正与底层站在一起，还底层以尊严和人性。

比如底层夫妻不再整天因为钱吵吵，他们也可以相亲相爱，也可以互相尊重。

拉贾爱森加尼，所有人都知道。

结婚时，他用全部家当给她买了一根吊坠，想让她不逊色于任何一位高种姓的富太太。

他许诺给她盖一间砖房，还在一块砖上按上了手印以示承诺。

家里有了好吃的，媳妇先吃；家里有了难活累活，拉贾先做。

拉贾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不仅仅是对媳妇。

就连抓田鼠时，他都要把年幼的田鼠放走，只取所需。

拉贾还是个捕蛇人，平时就帮有钱人家捕蛇，来维持生计。

就像柳宗元写得那篇《捕蛇者说》一样，拉贾是在刀尖上走路，一个不注意就会截肢丧命，但即便这样，也比一些没有技能的贱民要好上一点点。

《杰伊·比姆》是现实版的《捕蛇者说》，苛政猛于虎。

拉贾捕蛇，但绝不伤蛇。

平时，他都会把抓到的蛇放归山林，并让它们远离人类。

如果这些是“贱”，那么究竟何为高贵？

后来，妻子又怀孕了，拉贾只好到砖厂上班。正常情况下，妻子是要跟着去照顾男人的，但拉贾死活不让妻子跟着，就是怕她受苦。

结果，厂子里有一个大婶对着拉贾说：

“怎么，你老婆是贵妇吗？我八个孩子都是在这矿上生的。”

刺耳，却又心酸。

剧情发展到这里，开始急转直下。

镇长夫人珠宝被偷，因为拉贾曾去抓过蛇留下了指纹而被定位为嫌疑人。

实际上，现场有两套指纹，真正的小偷早已用卖珠宝得来的钱贿赂了警方，那么低种姓的拉贾自然成了完美的替罪羊。

就这样，森加尼和拉贾的哥哥妹妹被抓走。

被像狗一样对待。

被打。

被脱裤子。

青辣椒被碾碎，糊在伤口上。

绳子吊着大拇指，悬空抽打。

很快，外出打工的拉贾也被抓了，下场自然是更惨。

只是，他从未屈服，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

“我没有偷。”

因为怀孕而被放出来的森加尼，走投无路之下，找到了律师，钱德鲁。

就这样，在影片正式开场半个多小时之后，男主人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剧情，其实我们很好猜测，无非是钱德鲁帮助森加尼赢得了官司。

就像我说的，其实剧情上《杰伊·比姆》并不算新颖，但值得反思的，是片中对于“不可接触者”们和钱德鲁的表现。

随着钱德鲁的调查，我们得以借助摄像机的眼睛，见证了真实的现代“贱民”。

他们即便是走在路上，都可能被警察抓去顶罪，屈打成招。

当屈打成招不管用的时候，警方便会及时“变通”，那就是强奸那个男人的妻子，直到他受不了，揽下罪行。

当小学生班里有橡皮丢了，不找线索，不问缘由，就去翻贱民孩子的书包。重要的不是有没有，翻没翻到，偷没偷，而是“肯定藏起来了”，“这次没偷不代表以前没有，以后没有”……

这就是所谓“贱民”们的处境，

肚子里到底有几碗凉粉呢？

其实从怀疑的那一刻起，定义就已经产生了，几碗粉，根本就不重要。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处境中，森加尼也从未放弃。

如果，影片的前半个小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丈夫深爱的男性，那么后面，森加尼则真正让我们见识了一位女性的傲骨。

当警方以“越狱”来宣布拉贾和其哥哥和侄子的下落时，拉贾挺着大肚子，光着脚，一遍又一遍从警察局门前走过，试图找出亲人们的影子。

当警方为了威胁她放弃上诉带走她的女儿时，她光着脚一步一步从村里走到了镇上。

当警方迫于领导压力要用汽车把森加尼和小女孩送回家时，她没有坐上那辆车，而是带着女儿坐了公交车。

当得知丈夫因为不认罪名被警方打死还伪装成越狱后，森加尼忍住悲痛，不接受劝她放弃上诉的贿赂。

这位不识字，甚至连数字都不认识的部落妇女，远比那些油头粉面的所谓公务员和领导们懂得，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傲骨，和什么，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所以，当钱德鲁带着这群身着不同颜色的衣服，光着脚的贱民们踏上法庭的地砖，坐在法庭的木椅上时，这场官司，就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男人死亡的官司。

而是一场关于未来和希望的官司。

当现代和理性失去人性，只变成光滑整洁和冷血无情的外衣时，当传统只存留下那些腌臜和糟粕时，两者组合下的畸形产物，究竟是推进了社会，还是败坏了社会？

所以，钱德鲁才如此重要，如此可贵。

他是一位律师，原本可以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优渥的生活。

但他选择为了人民战斗，不收费用，不作妥协。

他问：“哪个阶层里没有小偷？”

钱德鲁才是现代的真正进步和意义，用有温度的法律，带给人平等和自由。

拉贾和森加尼，以及他们背后的“不可触碰者”们，是印度土地的原住民。

这些在地图上没有位置的部落，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扎根了几个世纪了。

所以，当钱德鲁为他们辩护时，他是在为自己的同胞，在为这个民族的根基辩护。

现实中的原型钱德鲁并非是高种姓，而是贱民出身，是这一阶层首个获得大学学位还出国留学的高材生。

他从16岁起就一直从事社会工作，为贱民阶层伸张正义，提供法律援助。

钱德鲁的一生共处理了96000起案件，平均每天要审理75起，工作量非常人所能及。

《杰伊·比姆》就改编自这些案件中的拉贾坎努案。

现实中，钱德鲁用了整整十三年，对抗种姓制度、执法部门和司法系统，最终赢来了胜利，这个案件也成为了当地高等法院历史上最长的人权案件。

那么，片名《杰伊·比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杰伊在印度语中指的是胜利的意思，而比姆才是人名。

片名直译的话，就是“万岁比姆”，或“胜利比姆”，这是一句印度常见的口号。

比姆的全名为比姆拉奥·拉姆吉·安贝德卡尔（1891—1958）。

他是印度的宪法之父，

在世时，比姆多次组织抗疫集会，并在1956年率领百万贱民改信更为平等的佛教。

他用人道阐释佛教，提倡人人生而平等。

正是因为被比姆感染，钱德鲁接过他未竟的事业，燃烧了自己的一生，探寻真相，争取平等。

看到了这里，我们也终于明白，为何每次钱德鲁在电影中出场，镜头总是仰视，仿佛他不是人，而是神。

即便无论是比姆还是钱德鲁，都只承认凡人的存在，但他们也的的确确，用凡人之躯撼动了这个社会上的庞然大物。

最终，拉贾案的胜利，直接推动政府出台人身保护令，有效改变了底层人民的处境。

《杰伊·比姆》不完美，它叙事并不新颖，对于历史的挖掘也不够深刻，先入为主的运镜使得不了解历史背景的观众反而会觉得钱德鲁这个人物有点完美的虚假。

但问题在于，当这样对准种姓制度和司法体系开炮的电影能够被拍出来，能够上映，就代表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有人记得它的根，它的过去，说明这个国家还没有烂到底，还有救。

这就是“敢拍”的意义之所在。

就像一句评论所说的那样：

“嘲笑印度有一千种角度，唯独电影不行。”

不过，这部电影的结局依旧是悲怆的，现实中印度的种姓制度，贫富分化依旧严重，要改变这一切，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文/皮皮电影编辑部：童云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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