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青铜器有什么造型？贯穿夏商周的标志性器物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某校连续举行了数年研究生汉服毕业典礼，配的照片是这样的，每位毕业生面前都摆了一个小小的爵——

作为一个仪式，这个爵只是古色古香的陈设，并不会说“朝雾初升，落叶飘零，让我们把美酒满斟”，要求全体毕业生举起它来喝杯酒。但这也足以说明，青铜爵是最容易使国民回想起我国悠久历史的代表性器物。我就借这个由头，谈谈“爵”究竟是什么。

我们今天称之为“爵”的这种三足酒杯，是不是商周时期的爵，其实说不定。因为“爵”是宋代人定名的酒器。商周时期的人们如何称呼、分类这些形态各异的青铜器，由于文献的缺乏和铭文的含糊，已经不得而知。到了宋代，才有一些学者参照文献逐个给青铜器命名，所以王国维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宋人吕大临给这种三足、有流、有尾、有双柱的器物命名为“爵”。宋代所能搜集到的青铜器数量和种类当然不如现代，所以我们最好再验证一下宋代命名是否准确。如果现在能发现商周器物中有自名为爵的，就能验证宋人命名的合理性。那么，当前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有没有自名为“爵”的呢？

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里，郭沫若曾经把鲁侯爵的铭文读为：

“鲁侯作爵，用尊茜鬯，临盟。”

鲁侯爵

鲁侯爵铭文

郭老的这个释读，看起来似乎鲁侯爵自名为爵，这就解决了这一类器物命名的大问题。也有研究者不同意，比如文术发在《鲁侯爵铭文考释》中将其释读为：

鲁侯作觞，鬯觞，用尊、祼（音灌，非“裸”）、盟。

这里就不对此铭文作深入探究了。只能说，目前也找不到更妥当的名字，有关爵的定名，基本认为它“名符其实”吧。

（二）象雀之形：爵的造型特征

虽然从古至今一直有争议，但基本还是按照“爵似鸟”来理解它的外观的。争议主要体现在：

正方：

许慎《说文解字》“饮器象爵者，取其雀鸣之意。”

宋人吕大临给它命名时就说“足修而锐，其全体有象于雀”。

《博古图》“爵则又取其雀之象。盖爵之字通于雀。”

清代段玉裁引程氏《瑶田通艺录》：“前有流，喙也，脑与项也，胡也；后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耸翅将飞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尔鼎立者，其足也。”

反方：

朱凤瀚先生在《古代中国青铜器》里说，“爵的形体与爵字的音读仍存在问题……言爵的器形与雀有关，并无充足的根据，后世学者多不信，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即言许说‘殊附会’。容庚亦认为此种解释是儒家附会穿凿之说，‘都不过居于雀爵同音，所以取雀之形，飞而不溺，知足节饮之义。’”

对此，南开大学历史系李少龙分析后认为，许慎等观点可信，爵确为正在飞行(或耸翅将飞)之“雀”， 既“象雀之形”，自然得“雀”之音。

盘龙城青铜爵，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就我个人的观点，从三代时期的文化氛围来看，作为礼器的爵的造型显然并不是无端、随意生成的，而包蕴着当时神圣宗教仪式中所需要的敬神内涵，成为了宗教文化的载体。对爵的造型，需要结合当时的原始信仰，在原初情境中加以解释。

根据正方的观点，爵的造型是如何“象雀之形”的？李少龙以为柱帽御风而翔，帽上涡纹为空气流动之意，爵之三足象“雀”之足（李少龙《青铜爵的功用、造型及其与商文化的关系》）。对此，我曾经在发布于头条号的一篇文章《周：恨鸟时代里青铜爵的退场》中谈及过对爵之造型的看法，我以为立柱并非“御风而翔”的意思：

爵有两根立柱，这两根立柱是什么呢？华冠，其来源很可能是鸟头顶的翎毛，意味着神性。爵有流，流是什么呢？就是酒水顺着淌出来的那个嘴。那爵不是两边都伸出来，还有个尾巴吗，这怎么分呢？——有冠（也就是立柱）的那边，是鸟脑袋，是流。没有冠的那边呢，是尾巴，它也比较尖，这边用来喝酒，也容易戳着嘴。

双柱并非如李少龙所说，是“耸翅将飞”的意思，否则这翅的比例也太小，何况出土的爵颇有一些是只有单柱的，难道还有单翅的鸟么？我将其理解为象征鸟之神性的华冠，比如下图为盘龙城出土的单柱爵。看这个单柱的位置，它充当的无疑也是华冠。吕琪昌《从青铜爵的来源探讨爵柱的功用》也认为爵源于陶鬶，青铜爵的柱是其祖形“原始管流陶鬶”流根处的“鸡冠形装饰”的演化，代表了“鸟冠”的意义。

单柱爵

李少龙说，爵之三足象“雀”之足，这种说法也颇可疑。在先秦各绘画、陶器、青铜制品中，从未出现过三足之雀。先秦时期的人们从未明确表示过载日之鸟居然还有第三足。下面这个在《国宝盛宴——<史记>中的西南边疆》中展出的战国嵌绿松石鸟形尊，这是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的著名青铜器，应该是某种神鸟的形象，它只有两足：

这个鸟形尊展出的时候下面有支架托着。当初它在使用时很可能一直需要有人手持，或者它当时也有个支架。

我们今天听说的那些“日中有三足金乌”的传说，当为汉代开始。汉代之前，只有“日载于乌”的传说，没有“日中有三足金乌”的传说，这在田冬梅、张颖夫的《“三足乌”起源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中已有论述。神鸟三足的造型，却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比如下面的陶鹰鼎，在身体后半部分加了个看起来有点突兀的支撑，这完全是为了起稳定的作用。这些加了支撑的鸟形器物，很可能是后世“三足乌”传说的来由之一。

鹰形陶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1958年陕西华县太平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足鸟尊， 西周中期，1975年出土于陕西宝鸡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夏商周时期，即使存在鸟信仰，其崇拜的鸟也是两足的。

为什么两足的鸟雀在礼器造型中就成了三足？ 夏商时期，巫术气氛浓厚，这些出现于夏商的、神秘气氛浓厚的礼器、祭器，它的任何造型、花纹，都不是任意的，肯定在巫术方面有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解释。

（三）爵之三足：多出的第三足是什么？

考虑到三代时期的鸟形器物造型还有另外一种，形如三足，比如大名鼎鼎的鸮尊和子乍弄鸟尊：

“妇好”青铜鸮尊，商王武丁时期，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此器内口壁铸铭文“妇好”。

子作弄鸟尊，春秋晚期，传山西太原出土，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山西博物院的晋侯鸟尊，长尾下卷，其实也可以视为这种“以尾作第三足”的形态设计：

爵会不会是模仿这种鸟的造型呢？将其尾部竖起，形如第三足？

不，爵的形态很显然与这些鸟形尊截然不同，如果以长流为鸟首、尖部为鸟尾，第三足并没有位于尾部位置。

假设我们想以鸟形来解释青铜爵，而又观察青铜爵比较多的话，会发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张昌平先生在考察盘龙城的商代青铜器时，认为青铜爵的器型设计很不“科学”，重心不稳，偏偏还长期不改！他说：

爵的三角形实足并非象先秦时期其他三足器那样三等分分布于器底中央，而是两足靠近于椭圆形平底长轴的两端，另一足与爵鋬相对，这样，爵的重心易向外侧倾斜。为解决这一问题，与鋬相对的一足总是做成较其他两足更外撇以加强平衡，但爵的稳定性依然较差，这一问题直至殷墟时期在一些铜爵上仍然存在。（见《盘龙城商代青铜容器的初步考察》）

我们看看令张昌平先生感到困惑的盘龙城青铜爵，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看出问题了么？就像张昌平先生所说，三足中，有两足分别在青铜爵长轴两端，另一个足的位置却非要附在鋬（可以理解为爵的把手）的下部，紧紧挨着鋬。从下面这幅示意图中就能看出，这样的三足设计偏离了爵的重心。

张昌平先生的观察极为仔细，对我们理解青铜爵的造型意义有很大启发。实际上，张昌平先生还给我们指出了青铜爵造型的一种具有绝对性的特征：

所有的青铜爵，无论三足如何安排，有一足始终位于鋬（即把手）之下。

下图为出土于老牛坡、小屯、北高庙、灵宝东桥、平谷刘家河等地的青铜爵（本图片来自杜金鹏《商周青铜爵研究》），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征。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二里头时期青铜爵和周成王时期“康侯”青铜爵，都具有这种特征。二里头时期是青铜爵的初步形成期，而周成王时期，青铜爵已经走向衰落。西周中期以后，爵就基本绝迹了。也就是说，这种特征陪伴了爵的“一生”。

二里头时期青铜爵

“康侯”青铜爵

如何理解这种不约而同的三足安排呢？可能一千个研究者有一千个解释。但我想，将位于鋬下的“第三足”视为与另两只足相异的“配套物”，大约总不会有很大的反对声音。也就是说，如果爵的器型来自鸟雀，实际上只有两足充当了“鸟足”的作用，另外一足最初可能是具有实用性的——没有它，就无法保持爵的稳定直立形态，但是当爵充任祭祀用品之后，这个“第三足”就具有了从神话、原始信仰进行解释的新内涵。

胡厚宣、于省吾等老前辈均列出大量证据，指出商代是鸟图腾的时代，虽然图腾的原初“亲属”含义也许已经淡化，但把鸟作为保护神的思想，在商代应当还是普遍流行的——因此，我认为爵确实是三代时期鸟崇拜的一种具现。但它所崇拜的，是两足鸟而不是三足乌。三足乌的形象，是要到汉代的时候才出现的。

东汉三足乌画像石拓片，忠县出土，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四）爵的功用：爵是神的具现

爵是酒器，这个应当大家都能认可。但是酒器分为盛酒器（一般体积较大）、温酒器（加热酒用）、饮酒器（用来喝酒的小型器皿）、滤酒器（过滤酒中的杂质）等数类，爵属于哪一种？

由于爵的实际容量太小(100ml左右者居多)，因此很少有人把它当做盛酒器。其他三种，都曾被怀疑过。比如有人不理解长流、双柱的作用，以为双柱可系滤网，这样爵就是实用的滤酒器了。可爵还有单柱的造型，甚至还有无柱的铜角，张懋镕先生研究，铜角有时会替代爵而与觚进行组合，这种铜角又该如何过滤呢？

有人根据少量爵身有烟炱认为它可以温酒，以其为“煮酒器”。但爵的容量小、形体小，无论是温酒效率还是温酒后取用的困难程度来看——以青铜爵温酒，爵必灼热发烫，倾倒不易，要想就爵接唇饮酒就更难了，烫嘴——它都完全不适合煮酒、温酒。

也有不少学者将其认定为饮酒所用。许慎《说文解字》定爵为“饮酒器”，宋人也多持“饮酒”之说。有的不大讲究的舞台剧、电视剧甚至可以看到以爵饮酒的场景。但是朱凤瀚、傅晔、贾洪波等学者都指出，如此复杂的结构、如此长的流、如此碍事的双柱，甚至有的铜爵流部及器身还饰有凸出的扉棱，根本不方便饮酒。李少龙说：“铜爵重心较高，流、尾较长，如执鋬而饮，则器身易于晃动，不易固定，反不如去鋬握爵而饮为便。”诚哉斯言。在清代乾隆年间曾烧制仿爵形的瓷器，其鋬细小，很可能就是握爵而饮的。

清乾隆 蓝釉爵杯，四川博物院藏

清乾隆，青花云鹤爵，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那么，青铜爵是酒器，却不方便作为盛酒器、温酒器、饮酒器、滤酒器，这种有着特殊造型的青铜酒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李少龙说，它是“浇酒敬神”的专用祭祀礼器，又说它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前半句说得很正确，后半句还需要再分析。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对于青铜爵的认识只能是一种基于合理性的推测。青铜爵自夏代开始兴起，商代进入鼎盛期，西周前期减少，后期逐渐消失。在爵的“生存区间”里，文字还未得到广泛使用，对爵的记载并不多，还基本都在西周以后，这都为我们了解爵的意义、爵的功能增加了难度。

正如我在前面所发布的一些讨论三代文化的文章中所坚持的，三代时期、尤其是西周中期之前，社会上的巫术气氛相当浓厚。现存甲骨文卜辞中可以看出，商王除了战事以外，最核心的工作就是祭祀。到了商代末期形成周祭制度，更是日日有祭。商王总在贞卜，大事、小事都要“问龟”。有商一代，神灵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敬奉神、尊重神，视神灵为整个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饕餮纹或曰兽面纹是青铜爵上的主纹饰，按照张光直的观点，这一纹饰充当巫师的工具以通神，说法可信。哪怕是贵族、王族也不可能任意以通神工具作欢宴饮酒之用。因此如果我们研究作为礼器的青铜爵有哪些“实用性”的话，就是走入了误区。只有将青铜爵还原到那个神灵为尊的社会情况之中，才能触摸到它的真正意义。

铜爵上的兽面纹

商人嗜酒，认为祖先也嗜酒，他们用大量的酒来祭祀祖先，形成了礼器中的酒器组合。在殷墟妇好墓中，觚、爵、斝、尊、壶、卣、斗、觥、方彝等酒器体系已经相当完备，随葬有爵40件、觚53件，这是她作为武丁之正牌王后所享有的“顶配”。觚爵组数的多少与墓葬规模的大小相应，反映了墓主身份和等级的高低，有学者提出“用爵制度”来作为判断墓主等级身份的标尺。比如，能够有10套觚爵随葬的贵族，恐怕就已经是诸侯、族长级别。拥有大、中型墓葬的普通贵族，觚、爵数量在各2-5件之间，绝大多数墓葬都只以爵、觚各1-2件随葬。

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爵，拍摄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所有青铜礼器中，爵是最早出现的，二里头文化第三期中就已经发现有铜爵。由此可见，青铜爵恐怕是最先被赋予神圣含义的青铜器。就原始先民的思维方式而言，最先被赋予神圣含义的，也就是最神圣的。在殷商人民的宗教意识中，最神圣的为何？帝也。

帝是谁？帝是最高的天神。晃福林将殷商诸神划分为“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以帝为代表的天神。”朱凤瀚则划分为上帝、自然神、有明显自然神色彩的祖神（如河、岳）和非本于自然物的祖神等四类。名义上说，帝是殷人的祖先，“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帝即为“命玄鸟”的那个“天”，它是殷人的最高神。

帝居于何处？不在人世，而在天上，所以帝抵达凡间称之为“降”。居于天上哪里？很可能与太阳有关。殷人是一个崇日的民族，甲骨卜辞记载他们几乎每日早、晚都有迎日、送日的祭祀仪式。这种仪式多需杀牲以奉，并由商王亲自主持，如“癸未贞，其卯出入日，岁三牛”（屯南 890）。

我以为，爵像雀之形，爵的内部中空，则像鸟所载之日。鸟与日构成的这个整体，很可能与殷人的上帝观有所联系。爵是上帝形象的具现，爵中之酒以献上帝。

李少龙说爵为“浇酒敬神”之器，这应当是正确的。至于所谓兼有“温煮鬯酒”的功能，我认为“温煮”并非温酒以饮，而应为沸酒以献，与燔祭类似。

长安普渡村出土青铜爵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青铜爵作为饮酒器存在的可能。这种可能大约存在于两种场合：第一种，在商代末期的帝乙、帝辛时期，王权已经凌驾于神权至上，在过去，只有去世的商王才能称“帝”，但帝乙和帝辛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这样称呼了。既然他们为帝，也就有了动用神器以日用的可能性。

第二种，巫师在作法通神时，可能借青铜爵饮酒以进入亢奋迷醉的状态之中，营造出通神的假象。在这种特殊的场合下，巫师以爵为饮器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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