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全怒斥顺治不把皇位交给他（选择康熙而非年长的福全继位）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驾崩。

在其去世之后，年仅八岁的顺治皇帝第三子玄烨成功登上皇位，这便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康熙皇帝。

其实透过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康熙的“上位”是极具偶然性的，因为按照中国古代“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皇位传承制度，非嫡非长的康熙并非最具“传统合法性”的皇位继承人。相比之下，他的兄长，也就是顺治皇帝的次子福全更应该登上皇位。

然而，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没有让福全继承皇位，无疑是顺治皇帝与他的生母孝庄太后所做出的的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因为福全用他一生的表现证明了他只能成为一代“贤王”，终究无法取得康熙这样的有着宏图伟业的一代帝王。

而选择康熙，没有选择福全，也就此成为了大清王朝发展历史上的一次无比正确且极为“幸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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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史料中，一提到福全，便会说到在他幼年时期的一个故事。

顺治皇帝在询问福全毕生志向的时候，他只淡淡的说了一句：

“愿为贤王。”

这句话除了体现出福全对于皇位的无欲无求外，也体现出了其宽和平淡的性格特点。单从这一点来说，福全也确实缺少了能够成为一代帝王的气魄，这比起康熙来说确实是逊色不少。

不过历史上福全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确实是值得商榷的，毕竟顺治皇帝去世时他才只有九岁，以如此小的年龄就有这样的“政治觉悟”，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所以，这样的记载似乎更像是为了反衬福全的性格与康熙继承皇位的“合法性”，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那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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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无论是顺治皇帝，还是孝庄太后，福全与后来继位的康熙皇帝，都不是他们心中真正心仪的接班人。

对于顺治皇帝而言，自然是希望由其非常宠爱的董鄂妃所生的皇子来继承皇位。

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为顺治皇帝生下了皇四子，顺治皇帝是兴奋异常，不仅祭告天地，接受群臣朝贺，更是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当众颁布“皇第一子”诞生的诏书，可以说顺治是将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视作了是自己嫡出的长子。

只不过天命不假，这位皇子不到百天便去世了，顺治皇帝对此是非常伤心，他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还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治丧，并且为其修建了远超规制的陵寝，以示恩宠。

在此之后，顺治皇帝对于董鄂妃的宠爱是只增不减，也足可见董鄂妃在其心中的地位，是其他后妃远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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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孝庄太后，他更希望是的具有科尔沁蒙古血统的顺治皇子来继承皇位。

为此，在孝庄太后的安排下，顺治皇帝先后迎娶了两位出身于科尔沁部落，并且与孝庄太后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皇后。不仅如此，顺治后宫中，被正式册封，享有尊号的后妃，无一例外，也皆出自蒙古部落。

孝庄太后这样做，无疑就是为了让具有蒙古血统的顺治皇子来继承皇位，这样不仅可以继续巩固满蒙关系，同时也能进一步提升蒙古诸部，特别是她所在的科尔沁部的地位。

只不过，由于这一时期顺治与孝庄之间紧张而又不和的母子关系，这些蒙古后妃不约而同的遭到了顺治皇帝的抵触，始终诞育皇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全、康熙以及其他健在的顺治皇帝的皇子，无论谁继位，都不是顺治以及孝庄最想要的结果，如此一来，顺治的皇位传承，也就成为了一种颇为“无奈”而又必须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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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顺治皇帝最终选择康熙来继承皇位，也是经历了一番周折的。

由于他的几个儿子年龄非常的小，他害怕他的儿子们也如同他一样，经历多尔衮一般的宗室王公擅权专政，于是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安亲王岳乐。

这个想法孝庄太后极力反对，深得顺治皇帝信任与仰仗的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也持有同样的意见，他认为：

“幼主临朝固然会影响政局，但帝系转移也会引发新的危机。”

于是在汤若望的建议下，顺治皇帝放弃了让自己的堂兄岳乐继承皇位的想法，转而要立福全为接班人，而这个时候孝庄却坚持要立康熙。

在这样的情况下，顺治皇帝又去征求汤若望的意见。这一次，汤若望再次与孝庄的意见一致，他认为康熙出过天花并且痊愈，进而对于这种疾病有了终身的免疫力。

而顺治皇帝自己本身就是因为身染天花而命不久矣，在此之前，他最爱的董鄂妃也是因为得了天花去世，于是顺治皇帝就此下定了决心，册立康熙为自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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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康熙可以说是“因病得福”，非常“幸运”的登上了皇位，而福全却是因为没有“生病”，而最终被顺治皇帝所放弃。

只不过，如此的结果不仅是康熙皇帝的“幸运”，同时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莫大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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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乌兰布通之战”，将福全性格上的缺陷彻底显露。

康熙皇帝登基之后，对于他的这位兄长可以说是非常信任与器重，早在康熙六年（1667年）的时候，福全就被封为裕亲王，并奉命参与议政。在此后的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他又立下大功，于是福全与其堂兄弟，即礼亲王代善之后、康亲王杰书，共同成为了康熙最为信赖的皇室宗亲而被委以重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决定大清与蒙古准噶尔部落之间命运的“乌兰布通之战”打响，福全也就此迎来了人生的一个“由盛而衰”的转折。

面对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不断逼近，康熙皇帝亲封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统领的三万大军，出古北口，并封恭亲王常宁安北大将军，统领的两万大军，出喜峰口，两路大军齐头并进，企图对噶尔丹形成夹击之势。同时，康熙又调盛京与吉林将军麾下一万主力部队，从东向西，协同两路大军战斗。而康熙皇帝在两路主力出发后，殿后随行，然而行军途中，康熙皇帝得了风寒，遂“从诸臣之请”回朝养病，重新任命福全为主帅，提辖一切军务。

就这样，福全北上三万主力部队与噶尔丹的两万精锐在乌兰布通地区相遇，大战一触即发，福全成为了这场战斗中清军的实际指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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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战斗异常残酷，双方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伤亡，尤其是清军这面，随军出征的领侍卫内大臣，同时也是康熙皇帝亲大舅的佟国纲壮烈牺牲，身死殉国。最终清军的惨胜而收场，也顺势完成了对噶尔丹的合围之势。

而就在此时，噶尔丹派遣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济隆作为使者，前往福全的大营进行求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缓兵之计，可福全却不顾众人的反对，非常“厚道”答应了噶尔丹的请求，下令“暂止不击”。于是乎，噶尔丹趁着夜色，率领着残兵败将逃之夭夭了。

不仅如此，噶尔丹在逃跑的过程中，也遭遇到了清军的堵截，可他们却依旧靠着福全“暂止不击”的命令，堂而皇之的在清军的眼皮底下离开。待清军这面缓过神来的时候，噶尔丹又纵火燎原，截断了清军追击的路线。

就这样，康熙精心设计的全歼噶尔丹的计划，就此彻底破产，随后康熙不得不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两度亲征，最终将噶尔丹彻底打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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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得知福全犯下如此“幼稚”的错误，将噶尔丹放虎归山后，是痛哭不止，可福全毕竟是他的亲哥哥，于是在战后也只得下令对福全处以罚俸三年的处罚。至于常宁，也因为行军不利，没有及时参与到征战以及后来追剿噶尔丹的过程中，被康熙同样处以罚俸三年的惩罚。

可以说，福全是一口气，将他的两位弟弟都给“坑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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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当时的情况的来看，福全的“厚道”，或许有他的理由。

一方面，经过血战之后，清军伤亡惨重，也需要进行休整，同时等待常宁大军的支援。

另一方面，佟国纲的阵亡已经是满朝震惊，而此时福全的军中，宗室亲贵、朝中重臣不在少数，例如福全自己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康熙的皇长子胤褆，康熙的国舅兼老丈人佟国维，还有权臣索额图，都在福全军中效力。所以福全此举更多的还是以“稳”为主，生怕再出什么意外，而无法向康熙皇帝交代。

然而，这无疑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福全性格上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缺乏当仁不让的果敢与坚决，遇事优柔寡断，甚至存有妇人之仁。

也正是因为如此，“乌兰布通之战”清军付出了惨痛代价，并且牺牲掉了大国舅佟国纲，也没有换取康熙皇帝想要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在胜利的果实即将唾手可得的时候，却因为福全的“厚道”而彻底葬送，可谓是得不偿失。

而这样一次战场指挥与决断上的“重大失误”，充分证明了福全终究难堪“领导者”的重任，更不要说成为了一代帝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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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抗击沙俄侵略”、“亲征噶尔丹”，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对于康熙皇帝历史功绩的总结与评述，而达成这样的辉煌成绩，无不需要的是一代帝王的气魄胸襟，以及坚决、果敢、顽强等等诸多优秀的意志品质。

试想下，如果是换做福全，他能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坚强隐忍，出奇制胜而扳倒鳌拜么？他能在半壁江山尽失，各地叛乱不断的情况下，依旧沉着冷静，淡然指挥，最终赢得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么？他又能够本着一战到底，势要“斩草除根”的决心去迎战噶尔丹么？至少从他在“乌兰布通之战”以及其人生中的经历表现来看，福全很难做到这些。

所以，正如史料中记载的那样，那句“愿为贤王”，倘若真的是福全所说，说明他从小便有着极强的自知之明，而即便是后人评述，这也是对福全一生非常恰当的评价，他可以是一位非常好的帝王辅佐者，但终究无法成为一代合格的帝王。

由此可见，顺治去世后，由康熙而不是福全登上皇位，真的是大清王朝的“幸运”，而这无疑是历史的一种“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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