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教育从我做起演讲稿（渭南乡村教育记忆）

旧游无处不堪寻。

无寻处，惟有少年心。

——宋人词录

一、记忆总在那里

对农村学校，我是很有些记忆的。这不单因为我是农民子弟，在农村的学校上过学，还因为我在农村小学当过教师，在农村的学校教过学。

一九六六年冬月，我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到贤公社庄镇大队槐园生产队（即现今的到贤镇庄镇村槐园堡子），父母都是农民。庄镇这地方，自我童年记事时起直至今日一直都是农村。不过，正如其名称所昭示的那样，在历史上，它的确曾经是个集镇，不但贸易兴盛，而且文化发达，明朝洪武年间即跻身于“富平八镇”之列。其时的庄镇，门铺林立，商贾云集，车马驼队来往出入，川流不息。后来，由于战争、匪乱、天灾等缘故，这地方遂日渐衰落。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庄镇已经非常萧条，并于这萧条中最终成为了中国大地上最普通的农村。到我五六岁的时候，那热闹的集镇是早已成了遥远的历史，而旧时陈迹，所剩亦寥寥无几，除了一个药铺之外，就是戏楼和庄镇学校了。

一九七四年春季，我满七周岁时，正式开始上学，在我们庄镇学校读小学一年级。在这之前，我读过三四个月的学前班，这学前班就设在我们庄镇学校西边那个戏楼的戏台子上。我们庄镇学校当时是个七年制学校，读完七年级即初二后，一九八一年八月底，我转学到了我县重点高中美原中学当时所附设的重点初中班。在这个重点初中班读了一年初三后，一九八二年六月参加中考，九月上了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至此，我在农村学校的学生生涯即告结束。

一九八五年七月蒲师毕业后，我曾在我们到贤乡纪贤村的纪贤小学教过一年。纪贤村在我家南边六七里处，位于我们到贤乡东南端，当时属于荒僻之地，不但是两乡交界处，南邻我们富平县的施家乡，而且是两县交界处，出了我所任教的纪贤小学的大门往东再走七八百米，就进入蒲城县境了。

今夜，身处这中南大都市武汉，室外是难耐的酷热，室内是舒适的空调。端了水杯，站在阳台上，望着窗外绚丽璀璨的万家灯火，听见不远处雄楚大道高架桥上车辆穿梭驶过时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轰鸣声，这就想起了陕西富平老家，想起了三四十年前在农村学校的那些岁月，而一幕幕昔日的情景则如电影般在眼前在脑际缓缓流过。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

记忆，不会消失；记忆，它总在那里。

二、红小班

在正式上小学之前的一九七三年上半年里，我读过三四个月的学前班。这学前班，当时人们称为“红小班”。

“红小班”这名称现在听起来很是特别，但在当时却属平常，老师、同学和村民都这样叫，我本人当时亦从未对这名称发生过兴趣和思考。只是到了后来，到了二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末期时，幼儿园开始在各乡镇逐渐出现，我的女儿亦已经在我们富平县美原镇街道东街任冬玲女士刚创办不久的“萌芽幼儿园”里上了小班，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原来，我当年读过的那三四个月的“红小班”，就是一种学前班，就是一种幼儿园。至于这“红小”二字，想来应该就是“红小兵”的意思吧？一九七三年那个时候，中学生里依然有红卫兵。他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卫兵，而我们年龄小，应该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小兵了！

红小班是我们庄镇大队举办的，设在我们庄镇学校西边那个戏楼的戏台子上。戏楼北边二三百米处是大队部，它们中间是一片空地。这空地，就是我们红小班下课后同学们玩耍的地方，亦是我们的操场。记忆中，我们在这空地上做过游戏，坐着唱过歌，还曾转着圈地走路和跑步。

戏楼是旧时的建筑。它的戏台子高出地面很多，台子上的四个圆柱亦很是粗壮。戏楼顶部的四角各自向上翘起，若飞鸟展翅，建筑学上称之为“飞檐”。

我们的红小班没有教室，戏楼就是我们的教室；没有椅子，每次上学时我们就各自从家里带个小板凳来坐在戏台子上听老师讲课。桌子是一直都不曾有过的。老师讲课时亦是没有固定的黑板，而是自己提了一块木制小黑板，在那上面写字。这块小黑板，我们上学时老师提来，我们放学时老师就提走了。

每次上学，除了背着书包和拿着小板凳外，每个人还会提着一瓶子水，为的是在课间休息时喝。这些瓶子形状各异，有葡萄糖瓶子，有长颈瓶子，有罐头瓶子，还有的同学竟然把家里装醋的老瓶子亦提了来。那老瓶子足有一尺半高，很粗，直径现在想起来足有十五公分。这些瓶子的颈部，都有个绳子或布条套着，便于提携。瓶子里的水中，放了甜甘草、薄荷片、糖精、白砂糖等等，为的是给那本来无味的水增添些让孩童感到快乐的味道。当然，亦有瓶子里什么都没放，只是装了寡淡无味的白开水的。

在这众多装着水的瓶子中，有两个瓶子很特别。一个瓶子的水里，泡着竹叶。浅绿色的水中，竹叶飘着动着，那样子如画般煞是好看，让我一直记到今日。另一个瓶子很小，其主人来自新疆，他外婆家在我们庄镇大队的集西小队，他也就在我们这红小班上学了。有一回，这位同学把他瓶子里的水给我喝。一口下去，只觉得鼻子里有些呛，又感到有一股强气流沿着鼻梁向上直冲脑门，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在张嘴闭眼仰头右手乱挥而准备迎接喷嚏的难受中，我急忙问他瓶子里装的那是啥东西。只听得这位来自新疆的同学哈哈大笑，告诉我说这是汽水。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汽水”，并亲身感受到了它的厉害。

我们上课的内容主要是识字和识数，亦有简单的加法。另外，在这红小班里，我们还学过两首歌，一首是《东方红》，另一首是《我是公社小社员》。

我们红小班的老师有过两位，都是我们庄镇大队仁义小队的姑娘，一位叫张来民，另一位叫张丽霞。张来民老师只教过我们很短的时间，记得见过两三次面后就再没有见过。张丽霞老师是个高个子，背有点驼，性格开朗，爱跟学生开玩笑。有一回，放学了，我们下了戏台子后面出口处的台阶，准备四散各回各家时，她拍了拍我的后脑勺，说：“孙军立，你这后靠咋这大的些？我都想把这给削哈一豁子！咋样？”说完这话，也不管我的反应，她就将右手掌伸开至笔直而作刀状，并缓缓抬起胳膊使手掌高过我的头，然后只听得她嘴里很夸张地喊了声“咔嚓！”，那右手掌几乎同时就在我头上的空中忽地砍了下来，而手掌的侧棱则刚好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后脑勺上！

“孙军立”是我在读初三之前一直使用的名字。在那个六七岁的年纪，又适逢那样特殊的年代，我当时根本无法意会到张老师她这是在和我开玩笑，更无法意会到这玩笑当中其实还含有一种成人对孩童喜爱的意味。当时，听了张老师的话，我只是感到非常害怕，以致于在此后直至红小班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我总担心真的有那么一天，高个子的张丽霞老师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拿一把刀把我的后脑勺给削了去。

三、庄镇七年制学校

红小班所在的戏楼的东边就是我们庄镇学校，它们中间隔了一道长长的土墙，土墙那边自南向北依次是戏楼、空地和大队部，土墙这边就是庄镇学校了。一九七四年春季，我开始在庄镇学校读小学一年级。

庄镇学校的前身是庄镇完小。庄镇完小是我们到贤地区最早的完全小学，于一九四二年由我们庄镇士绅杨汝振先生创办。杨汝振先生就是我们槐园堡子人。上世纪初叶，我们这个当时户不足卅、人仅百余的槐园堡子，出了两位名震三秦的人物，一位是陕西靖国军杰出将领、陆军中将张义安将军，另一位是被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称颂为“当世人才”、“伏处奇士”的杨健斋先生。庄镇学校的创办人杨汝振先生，即为杨健斋先生的后人。

一九四九年后，王林民、吕国栋两位先生曾先后在我们庄镇学校任过校长。一九六九年，在当时“上初中不出大队”的形势下，庄镇完小附设了初中班，校名亦相应地改为“庄镇七年制学校”。自一九七四年春季起，直至一九八一年七月，我的小学五年半和初中前两年的时光，即在这里度过。那时的小学，学制本是五年，但在我们于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读完五年级时，国家为了将春季生转为秋季生，就将我们的小学学习时间延长了半年。这样调整之后，本来的一九七九年春季开始上初中，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始上初中了。

学校的门朝南开，两扇红色大门上方写着“庄镇七年制学校”七个大字。进了校门，左右两边各有几间房子，那是教师们的办公室。如果不打算去左右两边，而沿着面前南北走向的拱形砖砌小道一直前行百米左右，就到学校的会议室了。会议室是民国时的建筑，其顶部式样，在建筑学上叫做“重檐庑殿顶”。这会议室，不但是教师们开会的地方，而且是校长的办公室兼寝室。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祁文俊和盖志学两位校长当年在会议室前的拱形砖砌小道上走路的样子。高个子大背头直鼻梁的祁文俊校长走路时，左腕上的手表会随着手臂的摆动而在阳光下闪耀。有一回吃过早饭到了学校时，我看见他站在那条拱形砖砌小道上，左手拿着手表，右手给手表上了几下发条后，又把手表戴回了左腕。

盖校长是我们到贤公社盖村大队人，而祁校长，好几回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都看见他骑了自行车向北驶去。听大人说，他的家在北边薛镇公社一个叫“詹李”的地方。

因为是七年制学校，而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又多，每家每户有三四个孩子的情况相当普遍，所以，我们学校的规模算是比较大的。记忆中，每个年级的学生人数都在五十名左右。放学时，三四百名学生首先在学校会议室前那拱形砖砌小道两边的场地上集合并排好队，然后唱着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整齐而有序地走出校门。

学校的教室记得大概共有八九个。二年级时，我们在位于学校东北角的那个教室上课。教室窗上没有玻璃，而是糊着白纸。刚糊上去时，自然是好看，感觉教室里亦亮堂了许多，但深秋的风一吹，白纸就裂开，甚至被吹落。冬天的北风，很是强劲。坐在教室里写字时，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窗上被吹裂的白纸在寒风中瑟瑟颤抖，而发出单调的音乐。

那些年西北农村的冬天，远比现在冷。当时，我的右手小拇指关节处每到冬天就长冻疮，先是肿痒，继而裂开，最后溃烂。写字时，小拇指因为要弯曲，冻疮里的肉就翻了出来。我们的教室里最初并无木制桌椅，而是用青石板当课桌，凳子则用砖砌成。冬天里，坐在这种凳子上，屁股感觉很是冰冷；趴在这种课桌上写字，只觉得冰冷直刺到胳膊的骨头里。这种桌凳我们使用了一年后，就被升级改造成了纸浆桌凳。所谓“纸浆桌凳”，就是在这种桌凳的表面，加了一层大约两公分厚的纸浆。按设计者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冬天在教室里上课时，就不会感觉太冷了。

大概是在六年级即初一时，教室里有了电灯，前后各一个大灯泡。第一次看到教室里亮起电灯时，我们真是兴奋激动得不得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当时同学们那一张张好奇而欢乐的笑脸。在电灯之前，我们早自习时用的是煤油灯。煤油灯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制作很简单，一个用过的墨水瓶里装些煤油，一块铁片上钻个小孔，再找点棉花或布条做成灯芯穿过铁片上的小孔就行了。冬天清晨五点二十分，我准时起床，匆匆抹把脸，就背了书包上学去。邻居家的草房房檐上，垂着一尺长的冰溜子。那个时分的农村万籁俱寂，月亮尚挂在西边的天空，而向大地洒下清冷的光。缩头缩脑地在寒冷中走上十来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教室。取了自己的煤油灯点亮，即开始早读。教室里，煤油灯一盏盏地亮着，农村孩子的读书声琅琅入耳，而那弥漫于周遭的浓烈的煤油味，则阵阵扑鼻。几十分钟的早读结束后，出了教室准备列队出操时，在熹微的晨光中，我发现有的同学的鼻孔被煤油灯熏成了黑色。

我们那时的课程都按国家规定开设。小学阶段，除了语文和数学（算术）外，还有体音美课程，后来考入初中，到了六年级，就没了体音美，而多了政治、英语、生物、史地和生理卫生，七年级时又多了物理。我们的体育课相当简单，就是走走队形、做做体操和打乒乓球。印象中，篮球和足球从来没有碰过。教我们音乐课的是王恒文老师，他是我们庄镇大队渭北小队人。音乐课的内容就是学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红星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王老师教我们的。我们唱歌时，他就拉手风琴给我们伴奏。

我们小学时的美术课是陈万录老师教的。陈老师给我们上美术课时，先是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个茶缸，然后就让我们照着画。黑板上的茶缸甚是逼真，我亦用心画了，但始终画得不像。陈老师是我们庄镇大队集东小队人，六十年代中后期高中毕业，属于共和国历史上那著名的“老三届”群体。他多才多艺，爱好书法、绘画和医学，特长中文。我们小学五年级和初中时的语文课就是陈老师教的。那些本来抽象难懂的中文语法问题，尤其是句子成分的划分和各种助词的用法，经过陈老师形象生动的讲解，立刻就变得简单容易了！

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数学教材上出现了表达“输入”和“输出”观念的椭圆图示。当时，张军战老师（我们庄镇大队仁义小队人）教我们数学。指着那两个用箭头连起来的竖立着的椭圆，张老师说这“输入”和“输出”就是计算机的基本思想。在一九七九年那个时候，“计算机”这三个字给人们的感觉是非常遥远、非常神秘！当时，我虽然不知道这计算机到底是什么机器，但从张老师说话时的语气和神态中，我猜测这机器一定很了不起。听了张老师的话，我感到数学竟然如此有用，竟然都能跟计算机联系上，看来非得努力把它学好不可！

我们那时的政治课教材名为《社会发展简史》，书中左手这边一页上，有幅《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插图，黑白的。这插图，当时可真是让我浮想联翩而激动不已，恨不得自己亦加入到那攻占的行列中去。比之政治课的单调和说教，生物课就很是有趣，不过因为它不属中考科目，当时就没用心学，只囫囵吞枣般记得“界门纲目科属种”和“动物植物微生物”这样的说法。现在想起来，生物教材的那封面实在是自然清新而意境悠远：主体部分是青青的草地，草地中间稍微偏右上处印了“生物”两个大字，大字下面，是拼音“SHENGWU”和“全一册”字样；封面左上角有一只老鹰正在空中展翅低头，似乎要抓取地面上的猎物，右上角是鲜红的太阳在熠熠闪光，而左下角最是引人，那里，有只小白兔在静静地吃草。

那个年代，英语教师非常缺乏。我在庄镇学校时的英语老师有过两位。先是我们槐园堡子的闫润老师给我们教了一学期，后来的三个学期就一直是王麦玲老师给我们教。王麦玲老师的家在我们庄镇大队西边的东仁大队。她的英语课教得很好，知识水平让人佩服，对待教学认真负责。记忆中，大清早，她骑着自行车来庄镇学校给我们上完一节英语课后，就匆忙骑车离开了。听说，她这是又要到其他学校去给学生上英语课。

当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中学英语教学节目，每天播放三次，早六点、晚十一点和中午各一次。借助于家里的有线广播，我曾经跟着这节目的晚上那次学过一阵子。单词revolution和句子That’s all for today就是那时跟着这节目学的。

我们学校当时还有图书室，就设在学校的东南角。在这里，我借阅过十几本书，其中至今印象最深的书目有《松花村来的小姑娘》、《战斗的青春》、《连心锁》和《野火春风斗古城》。

四、庄镇七年制学校再忆

我在庄镇学校上学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巨变的那几年。“批林批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主席逝世、、“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一系列历史性大事件，都在不断地冲击着并且虽然逐渐但却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

小学一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王雪萍老师。王老师不是我们庄镇本地人，而是我们邻村东仁大队的姑娘。她当时十八九岁的样子，黑而大的眼，圆圆的脸，总是笑笑的，非常漂亮。记忆中，王老师每天的衣服都不一样，并且都很好看。因为这个缘故，周围人就给她起了个绰号“三换衣”，嘲讽她衣服换得太勤（现在想来，这绰号里面其实有着强烈的羡慕嫉妒成分，其始作俑者应该是女性）。我上了二年级后，就再没见过她。后来听说她结婚了，嫁到我们庄镇西北方向二十几里外一个叫“果坊”的地方去了。

漂亮不是过错，爱美更显情趣，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得了那样的嘲讽，真是不能不令人唏嘘复叹息、叹息复唏嘘！

王雪萍老师的办公室在学校会议室后面那排教室的东端，办公室里的北墙上，贴了一幅关于方志敏烈士的宣传画：方志敏烈士身着大衣站在汽车引擎盖上，严肃威武，气宇轩昂，车下周围的群众都在关切地望着他，而车头附近，有几个国民党士兵端着步枪，缩头缩脑，惊恐万状地看着方志敏烈士。那画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叫做《大义凛然》。

《大义凛然》这画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很有时代特色。那些年，我们学校外墙上的标语口号和教室里墙上的文字宣传，亦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色彩。“开门办学”、“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兴无灭资”之类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我们教室前面的墙上，两句毛主席语录非常醒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校的操场上播放过很多革命电影，记忆中有《决裂》、《突破乌江》、《金沙江畔》、《渡江侦察记》和《火车司机的儿子》。这最后一个，记得是部朝鲜片子，说的好像是朝鲜少年跟美军斗争的故事。

当时的社会氛围，让人的行为变得怪异。我的小学同学中，就有人瞒着家长拿了自家的一只鸡蛋卖给学校西边的那个国营供销社，得到七分钱，然后用其中的六分钱买了十八个水果糖自己吃，而把余下的那一分钱交给老师，说是在来学校的路上捡的。于是，这位同学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说他这行为是“拾金不昧”，说他是活雷锋，号召我们向他学习。

既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那当然就得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调和行为。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发生了一起恋爱事件，很是轰动。事情很简单，七年级有位杨姓男生，因为爱慕本班江姓女生，就给这女生写了情书，而女生看到情书后，不知所措，吓得直哭，就把情书交给了班主任李老师。事情的处理结果是，杨姓男生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查，并在全校被通报批评。因为这事，学生们都嘲笑、讽刺、挖苦杨姓男生。

按当时的评判标准，杨姓男生的这行为属于思想品德有严重问题，即所谓“品德不好”。那个年代，每学年都评选“三好学生”，而所谓“三好”，就是“品德好、学习好、身体好”。三者当中，“德”居首位。要求“品德好”当然没错，但究竟什么才是“品德好”则值得深思。既不了解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又随意地公开学生的隐私，教育方法简单粗暴而不自知，将写情书这种不但意味着青春的觉醒而且多多少少意味着生命的勇敢的行为与“品德不好”混为一谈，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学校里很是普遍。

我当年在整个小学阶段，尽管经常在考试中考得第一名，但除了在小学的前两年当过班长和“三好学生”之外，后来从三年级开始直至小学毕业都再也没有当过班干部和“三好学生”，原因就在于我得罪了某女教师H（以下将其称为“H女”）。有一回，这位H女在课堂上把一道数学题给我们讲错了，我当时发现她的错误后就立即说了出来。经我这么一说，同学们亦发现她的确讲错了，于是都开始笑话她。那时我还是八九岁的孩童，心里只想着知识的对和错，而不懂“面子”和“虚荣”之于国人的极端重要。这样，我就把这位H女得罪了，她为此而大发雷霆，还专门跑到我家里向我父母抱怨。那些年，我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贩卖了一点旱烟叶子，结果被定为“投机倒把”，并因此而上了批斗会，在众人面前被批斗。因为这事，我当时经常遭受同学的嘲笑、讽刺和挖苦。嘲笑、讽刺和挖苦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打架，而打架的结果就是被H女批评。听了我的陈述后，H女说别人骂我父亲固然不对，可是我跟别人打架那就更不对，并说我跟别人打架“这是错上加错！”。听了她这话，我自然是不服，心想这到底是谁的“错”跟谁的“错”在相加？为什么你不看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样想着，我就顶撞了她。这一顶撞，就又把这位H女得罪了…………最终，“不尊敬老师，不团结同学”的帽子扣了下来！在那个年代，“不尊敬老师，不团结同学”的定性非常严重，属于“品德不好”，尤其是其中的“不团结同学”这一点，足以将一个学生全盘而彻底地否定一万次。自这事以后，直至整个小学阶段结束，由于该H女的蓄意操纵和报复压制，班干部和“三好学生”即与我彻底绝缘！我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尽管我学习成绩一贯优异并经常考得第一名，但H女却还是再一次利用她手中的那点权力报复压制我！在H女教我们的那几年里，我异常郁闷，并因此而变得不合群。

因为这段经历，后来在蒲城师范学了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后，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品德和性格的区分，批判了将性格和品德混为一谈的错误恶劣做法。儿童时代的心理创伤对一个人的性格和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应该有学者做专门研究。

至于H女，我不但从未恨过她，反而还同情过她。这H女，在我离开庄镇学校之后的某年，因为与学校里的某男性公办教师通奸，被其身为军人而远道归来的未婚夫狠揍了一顿。狠揍完毕之后，余怒未消的军人用左手採住躺在地上撒泼打滚的H女的衣领，如拖那啥般地拖着H女行进在庄镇学校前面那条土路上，间或亦会抡圆右臂，以右手的掌和背交替连续地狠抽H女一阵耳光并伴随着怒骂，而被拖行在土路上的H女，则于哭天喊地和腿脚乱蹬当中，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求饶辩解语无伦次，鼻涕眼泪交织流淌。当时，教师、学生、村民、路人等围观者甚众。因为在我们庄镇村乃至整个到贤地面甚至包括整个到贤在内的方圆几十里都已经坏了名声而变得让身心正常的年轻小伙子避之唯恐不及，H女后来不得不靠了别人介绍撮合而以大龄远嫁他乡某中年丧妻男。当村民们绘声绘色地给我讲述这事时，我已经师范毕业并参加工作多年了。当时听了H女的这桩旧闻，想着她在众人围观之下被男人连续狠抽耳光的情景，我丝毫都高兴不起来，反倒是对她起了些许同情。

明人归有光在其千古名篇《项脊轩志》中说：“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我在庄镇学校上学期间的情况，即可以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作精准概括。一方面，我一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并且在考试中经常考得第一名（在庄镇学校的七年半共十五个学期中，除二年级时的一个学期和六年级时的一个学期我得过第二名之外，其他学期，我的学习成绩均为第一名），师生们都知道我，亦有多位老师很喜欢我，在庄镇学校那个小范围里，我成了“名人”，是为“多可喜”；另一方面，父亲的被批斗，同学的嘲笑、讽刺和挖苦，H女的报复和压制，让一个八九岁的农村孩童陷入了长期经年的郁闷和不合群当中，是为“多可悲”。“名人”而“郁闷和不合群”，让我成了“另类名人”！这，不能不说够“多可喜，亦多可悲”的了。

现在想来，除了考试经常考得第一名属于“可喜”之外，那些“可悲”之外的“可喜”尚有不少。冬天的早上，课间休息时间里，为了驱寒，我们玩“斗鸡”游戏，就是一只脚独立，另一只脚用手扳成三角状，膝盖朝外，用膝盖去撞击对方。无论输赢，最后我们都很快乐。有时下课后，我们会从书包里拿出馒头，蘸些事先已搅拌了食盐的干辣椒面，然后就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那美妙的口感和它带给人的快乐，时至今日，依然让我怀念。小学五年级时，我的一篇作文《“三毛”变“三好”》，整整写了十一页。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学校，学生们普遍害怕作文，普遍不会作文，普遍苦于作文时无话可说，而我竟然一篇作文写了三千多字，而且文通句顺，情节生动，这在当时可真是让老师吃惊而在全校都轰动了！为此，教我们语文的陈万录老师将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进行了宣读，并给了我热烈的表扬和热情的鼓励！盖志学校长听闻此事后，最初不太相信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一篇作文，而怀疑我是不是抄袭别人的。他专门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询问，并拿我作文中的成语现场考我。这些，都属于“多可喜”。

一九七九年九月份，我刚刚小学毕业而考入六年级即初一。有天傍晚放学之前，新任班主任张军战老师（兼教我们数学，系我们庄镇大队仁义小队人）给我们全班五十四名学生讲话，号召我们努力学习。讲着讲着，张老师突然说：“你们都对孙军立同学意见大得很，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可是，我想问你们，你们谁能做到像他那么刻苦、勤奋？你们谁能像他那样学习好？谁能？”说完这些话后，张老师还左右转头而将全班同学扫视了两遍。

在庄镇学校的七年半时间里，我听过来自所有老师的无数的话，这些话当中自然很不乏让人欣喜快乐并倍受鼓舞的夸奖和赞美。不过，唯有张军战老师的这些话，让我感动至深，并记忆至今。这，应当属于“多可喜”中之“大喜”了！

在课堂学习之外，我开始了自学。当时，上海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共十七册，是专门给广大青年们备考大学用的。这套丛书内容丰富，通俗易懂，非常适合自学，深受广大青年欢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一经上架，即立刻被抢购一空。其时情状，谓之“洛阳纸贵”，亦远远不够。听说了这套书后，尽管当时才正上六年级即初一，离考大学的时间还很早，但我还是忍不住而给远在青海西宁部队工作的我叔父写了封信，表示这套书在富平地面根本买不到，表示我非常想有这样一套书，并恳请他在西宁那边给我买一套。当时，我爷爷在我叔父处已经待了一段时间而准备回陕。我叔父给我把这套书买下后，就让我爷爷从西宁顺带捎了回来。我自学时使用的就是这套书。当时，这套书可真是开阔了我的视野，让我觉得天外有天，觉得这世界真是太大了！

因为学习成绩一直优异并且在考试中经常考得第一名，有时就难免出现得意样。那时只有十来岁，还没学会隐藏骄傲和自豪，而整个社会氛围对任何展示和张扬个性的行为都是坚决否定。为此，老师批评我“骄傲自满”。不过，我在感谢老师的善意和关切的同时，心里却很清楚，老师的批评只对了一半，因为我虽然的确有过“骄傲”的表现，但心中却从未“自满”。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季，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高考已经恢复四年，我们庄镇大队的杨国寿（我们槐园堡子人）和刘秀梅（我班同学刘福喜他姐，频阳小队人）两位青年已经分别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和西北农学院，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众人的无限羡慕，“考试改变命运”已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我亦认定只有努力学习方能改变命运。我的父亲，这位在当地遭受批斗、备尝欺侮的中国农民，亦因为我的专心向学和勤奋刻苦，而早已经开始期待着我能够通过考试而脱离农村了。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为了亲人期待的眼神，我不能自满。

五、转学到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在庄镇七年制学校读完了七年级即初二。同年八月底，我转学到了我们富平县重点高中美原中学当时所附设的重点初中班读初三。

按照“七年制学校”的本义，其中的初中阶段，学制只有两年，即六年级和七年级。自一九七八年开始，初中全面恢复了“文革”前的三年制。我在庄镇七年制学校读完七年级后，根据当时的规定，接下来的八年级即初三应当去我们到贤公社的新合初中上。这新合初中在我家西北方向四五里处，并不远。不过，家里最终还是把我转到了我家北边十五里外的美原中学。在我转学这事上，我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的外婆家在美原镇街道的宝塔巷。母亲的学生时代就是在美原镇街道里的学校度过的，先是西寺初小，继之东完高小，最后于一九六二年在美原中学读完初中并毕业。那时的美原中学尚无高中班，而只有初中班，并且每班三十名左右的学生中，女生只有六七名。母亲的外婆家在美原镇北边的雷古坊（中张堡），一九四九年前是个大地主。她的大舅叫张镜白，一九四九年前是国民党少将。张将军小名“典亚”，与我县薛镇的国民党少将褚静亚被时人合称为“富北二亚”。一个“大地主”，一个“国民党少将”，这两样，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给我外婆家带来了无尽灾难，我母亲遂成为当时所谓“黑五类”。尽管她的中考成绩已经远远超过了高中录取线，尽管她实际上已经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高中（当时还没有“重点高中”这说法），但却因为属于“黑五类”而被认定为当时所谓“控制生”，她最终就没有能够获准读高中（如果她获准读高中，则会去富平的迤山中学或蒲城的尧山中学上学，因为那时美原镇及其附近没有高中）。

学生时代的这个挫折，既让我母亲耿耿于怀，亦使她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我上红小班之前，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她就给我买了本《看图识字》，并给我讲解。这《看图识字》让我认识了二十几个字，其中就有“电影”和“打猎”这四个字。我的知道《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和《青春之歌》这些书名，即源于我读小学时她给我的讲述。当时，我家还有过一本苏联小说《海鸥》，封面边角卷起，最后若干页缺如，相当破旧了。在我母亲的鼓励下，我曾翻阅过这书，因为没看懂，后来就没再看。记得这书封面中间偏下处有“海鸥”两个红字，而这红字的上方则是一位苏联女性站在小树林旁，她穿着冬衣，裹着头巾，双唇紧闭，目光炯炯，让人肃然起敬。

美原中学是我们富平县当时的六所高中之一，亦是当时全县仅有的两所重点高中之一（另一所重点高中是迤山中学）。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直至八十年代末，美原中学一直都处于鼎盛辉煌时期，教学质量声名远播，高考成绩威震全县。同时，作为一所重点高中，它当时所附设的重点初中班在我们富平县亦是颇有美名，广受赞誉，堪称我们富平教育界一颗耀眼夺目的星。于是，为了我能够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我母亲就想把我转到美原中学的这个重点初中班。对我母亲的这想法，我父亲最初是未置可否。在我父亲看来，只要肯努力肯吃苦，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学好。我母亲则认为，一个是重点高中美原中学的重点初中班，一个是刚成立才一年并且当时只设了初中三年级一个年级的新合初中，这两者根本无法被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其间差别简直有如云泥，判若天壤。看到我母亲主意如此坚定且态度如此坚决，我父亲最终同意并开始支持我母亲的想法。当然，我的外婆家在美原镇街道，如果我在美原上学，我就可以吃住在我外婆家，而不用像我的其他在新合初中上学的同学那样既要从家里背馍又要住宿舍，这一点，亦是我父母当时考虑到的因素。

既然决定了要给我转学，则按照我们中华文化的千年传统，就得赶紧找人帮忙才是。我母亲当时找的是美原中学的王忙寿和刘双民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跟我外婆家有点远亲关系。尽管这关系实际上已经很远了，但两位老师却还是不嫌其远而热情接待并大力帮忙。时至今日，三十八年过去了，我母亲跟我提起这事时，对王刘两位老师依然是赞不绝口！

当时，王刘两位老师对我母亲说了这重点班的大概情况，说这重点班共两班娃，非常厉害，说学校给这两个班配的班主任都是前年刚从师范毕业的小伙子，一个叫祁吉寿，一个叫惠西胜，人都很硬扎。最后，王刘两位老师说，既然咱这娃爱学习，那就没问题，叫娃来，只是估计得考个试，这是重点班，想进的人你也知道，多得很很！这话让我母亲非常高兴，因为她对我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知道我从来都不怕考试。

一九八一年八月底的一天下午，记得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天，我外公将我领到美原中学的大门外面。看着我进了西边的那个侧门，他就回去了。进了学校后，我当时的感觉就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惊讶而好奇，好奇而惊讶！沿着校门直通学校会议室的那条南北小道向前走了一段后，因为不知道重点班的教室在哪里，我就喊了前面的一位女生准备问问。女生个子不高，步履匆匆，精干利索。当时，我是这样问的：“诶，前头这一娃，你知道那重点初中班在啊达哩么？”听了我的问话后，她就指着右前方说：“看，那就是！会议室东边那两教室！西边这是（二）班，东边那是（一）班！”

就这样，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惠西胜老师。惠老师是我们（二）班的班主任，教我们两个班的数学。惠老师当时把我安排到（二）班教室里南边那列座位中间靠近过道的一个座位上，我的前面座位上坐的是陈红卫同学。红卫同学的母亲在西寺小学旁边的那个国营药店工作，他就住在这药店里。药店离我外婆家所在的宝塔巷很近，放学回家时我俩就同路。

几天后，我在（二）班教室里参加了一场考试。记得当时参加考试者有三十名左右，都是慕名而来想进重点班的学生。考的内容是语文、数学和英语，题目都在一张试卷上。考完后，因为一直都不知道结果，慢慢地就把这事给忘了。

那几天里，我亦第一次见到了祁吉寿老师。祁老师是（一）班的班主任，教我们两个班的语文。当时，祁老师穿了件黄绿色上衣，瘦脸短髭，样子很是威严。同样是在那几天里，我还偶然间得知，那天下午我进了美原中学后，在那条南北小道上给我指路的那位精干利索的女生是我们（二）班的，名叫王高川。知道她是我班同学后，我瞬间感到羞愧，因为我忽然想起那天我喊她时称她为“前头这一娃”，觉得我如此喊她实在是礼貌不够，而有些来自乡野的粗鲁。

六、在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

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是一种特别的办学模式，既空前，亦绝后。这重点班总共招过两期（七八级和七九级），我所进的属于第二期。这第二期最初只招收美原和雷古坊两地的优秀学生，招了总共六七十名。后来，随着其美名远播，不但美雷两地原先招生意向之外的学生想方设法地进来，不但本县其他地方（如老庙、薛镇、底店、梅家坪、到贤）的学生纷纷慕名而来，而且富平县以外的地方（如蒲城、铜川、咸阳、临潼），亦有学生辗转托人而胳膊接腿、腿接胳膊地来此求学了。初三毕业时，我们那两个重点班的学生已经达到了一百零九名。

虽然我只在这重点班念过一年的初三，但是对当时的情况却记忆深刻并感受良多。那是典型的寓教于乐、寓学于乐，是真正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近些年来，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素质教育这个问题，一直在被谈论着。现在想来，我们当年那两个重点班所实行的，就是标准的素质教育；这素质，首先是学习素质，是应试素质，其次亦绝不忽视其他素质。

重点班的学习很紧张，教室里总洋溢着拼搏的气息。除了吃饭、上厕所和晚上睡觉，其余时间全都在学习。早上起床，尽管我自己觉得都起得够早了，但从宝塔巷我外婆家一路疾走到了教室后，发现还是有多位同学已经先我而到了。记得有一次，我下了狠心专门上了闹钟，清晨五点钟之前起床完毕，五点钟准时从我外婆家出发，一路小跑地到了教室外面。本以为第一个到教室的应该是我，结果进去后发现郭呆马和王天盈两位同学早已经到了，正在那里出声地读英语。

惠西胜老师给我们的数学活页作业堪称当时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通常的情形是，惠老师早上先给我们讲新知识点。他的板书总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开始，一节课下来，黑板就写满了。早上放学后我们匆忙吃过饭再次赶到教室时，惠老师就已经把他刻版油印的活页作业发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座位上，而我们就开始做这活页作业，并在限定的时间里做完后上交给惠老师。然后，惠老师就对我们的作业进行认真细致的批改，次日早上再把批改了的活页作业发还给我们，并根据在批改作业过程中所掌握的情况，而有主有次地、有详有简地讲解这作业上的题目。这种方式一直循环往复地进行。一学期下来，将经过惠老师批改和讲解过的活页作业装订成册，就成了一份实用而珍贵的数学学习资料。

学习离不开竞争，而既为重点班，竞争自然异常激烈。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全级排名第七。班主任惠西胜老师将成绩名次公布后，我感到非常羞愧和难过。早上放学后，我心情沉重地穿过美原镇街道回到宝塔巷我外婆家。我外婆她老人家把饭端到我面前，我难过得吃不下。当时，我心想着自己在原先的庄镇七年制学校里都是经常得第一名的人，现在竟然考得这样差，这以后还怎么见人？这次考试排名，是我进入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后的第一次考试排名，加之名次落差很大，从原先在庄镇七年制学校里的经常考得第一名，突然变成了现在的这第七名，所以这事从那时起就深深地刻在了脑子里，让我一直都不曾忘记。

紧张和拼搏的同时，我们亦有自己的快乐。冬天下雪了，教室外面地上是厚厚的雪，而教室里面，惠西胜老师正在教我们学唱歌曲《脚印》：“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漫步走在这小路上，脚印留下一串串………”。数学教师而教学生唱歌，又是在冬雪之时唱着描述雪花飞舞的歌，现在想来，那场景是何等乐观而浪漫！那是一九八一年的冬季，当时国人尚普遍不知暖气为何物，教室里更是没有任何取暖装置，而西北农村的冬天又非常寒冷，但在这乐观和浪漫中，我们却都忘记了寒冷，而恢复了惯常的斗志昂扬！至今，我还记得惠老师当时左手拿着歌词、右手打拍子的样子。

有一回，正上晚自习时停电了，祁吉寿老师就把我们两个班的学生召集在（一）班教室里，让我们坐在一起，而他则在教室前面的讲桌上点了根蜡烛，捧着一本书，给我们讲起了其中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这故事来。烛光里，祁老师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我们听得专心致志，如痴如醉。当时，听祁老师读了“海鳖曾欺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这两句开篇诗后，我就想象着大鹏在天边展翅翱翔的样子，并觉得这第二句真是太有气势了！讲故事过程中，遇到估计我们不太懂的词语，祁老师就给我们做简要的解释，解释完后有时还会在烛光下朝着坐在昏暗里的我们颔首微笑。自这晚之后，只要想到“三言二拍”，我就会忆起这个烛光之夜，忆起祁老师当时的神采和妙语，忆起他的微笑。祁老师的微笑，是富有感染力的。这微笑，散发着善良和亲切，洋溢着进取和达观。

让学生大量阅读，乃是祁吉寿老师语文教学的一大突出特色。在教材上的文章之外，祁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大量的名篇华章，并将这些美文专门刻版油印出来发给我们。“黄药眠”这名字我就是自祁老师处知道的。祁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介绍美文时，提到了这名字。那时的课堂上，师生双方说的都是本地方言，而我们富平方言则读“药”为yue。当时听了祁老师提说这名字，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人是谁，我就以为“yue mian”对应的两个字是“药棉”，心想这名字还真是叫得奇怪，“药棉”不就是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给小孩屁股上打针时用的那棉球么！及至几天后读祁老师印发给我们的美文时，才知道了黄老先生名字的正确写法，并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祁老师当时还给我们介绍过一本书，名为《文笔精华》，上下两册，汇集了世界各国文学名著里的精美段落。听了祁老师介绍后，我就赶紧跑到美原镇街道十字口东北角那个“新华书店”里把这书买下了。这种让学生大量阅读的教学方法，在当时实在可谓先锋，堪称前卫！这种教学方法，不但增强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名篇华章里所包含的信息几乎覆盖了语文知识的方方面面，所以，这种教学方法，对学生语文水平的全面提高，亦功莫大焉！

紧张的学习中不乏快乐，快乐之外依然是紧张的学习。这种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的背后，是惠祁两位老师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和严加管束。在那一年里，我见过祁吉寿老师厉声斥责学生时的样子，那样子真的让学生害怕。我本人亦曾被惠西胜老师严厉批评过。有一次做平面解析几何题，本应先画个坐标图，然后再用文字表述，但我当时却没画任何图，就直接地写开了：“如图，A点的坐标是……”。为此，惠西胜老师严厉地批评了我！古语有谓：“雷霆手段，菩萨心肠。”每每忆起惠祁两位老师当年对我们的严格和严厉，我都会由衷地佩服而且感动！

说起惠祁两位班主任老师的严格和严厉，我想到了王林民校长的严肃。在进美原中学读书之前，我就听说他五十年代曾在我们庄镇学校当过校长。进美原中学之后，在整个初三那一年里，我都没有听过他给我们讲话。作为一校之长，想必非常忙碌吧。我只是在校园里远远地看见过他几回。记忆中，他老人家是个光头，上衣的风纪扣紧紧地扣着，整个人不苟言笑，很严肃。

在惠祁两位老师之外，其他任课教师亦都敬业勤奋。冯望儒老师的物理课讲得认真细致、一丝不苟。教英语的那位女老师漂亮负责，不过遗憾的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姓名。张立侠老师在指导我们复习政治课时，为了帮助我们记忆，专门编了口诀让我们背诵。那口诀很是押韵，尤其是用我们富平方言背诵的时候，不但押韵，而且读起来琅琅上口。至今，我还记得其中这样的两句：“一八九八，戊戌变法。”

教师的敬业勤奋和学生的刻苦努力终于换来了惊人的硕果。在一九八二年那年的中考中，我们那两个重点班取得了压倒性的辉煌战绩，并因此而誉满全县。那时，绝大多数学校每年只有那么一两名学生的成绩达到中专（此处“中专”一词取其广义，含“中师”）线，甚至有的学校还会抹光头，达到中专线的学生连一名都没有，而我们那两个重点初中班，那年中考成绩达到中专线的人数竟然高达二十九名，其中，中师上线人数占到全富平县中师上线人数的四分之一。这只是中专上线情况，至于重点高中上线人数，那就更多了。在那个年代，中专的录取分数线高于重点高中。那年中考，我们两个重点班的数学成绩竟然有好几个满分，这在当时可真是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人们为此而纷纷谈论着。我亦很荣幸地跻身于这几个数学满分者之列。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九日，我和惠西胜老师在微信上聊起我们两个重点班当年的中考情况。尽管已经过去三十五年了，但当师生俩谈到当年的数学中考成绩时，我敬爱的惠老师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同学们没有忘记对美的追求。中考前夕，兴起了改名潮。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伟大的马克思曾经有言：“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衡诸心理学原理，改名行为正反映了改名者对美的追求，表明改名者正在按美的规律进行自我塑造。经过改名，许多大方、清新、有诗意、有气势的名字出现了，如“乔拴牛”改成了“乔力”，“杨小宁”变成了“杨琼”，“傅亚玲”新名“傅岚”，而“呆马”，则开始“翔宇”了。郭呆马老同学的这新名字给我印象很深，它实在是太有气势了！我当时没赶这个潮流，因为在一年前刚转入我们这重点班时，我就已经改过了，由原先一直使用的“孙军立”，改成了现在这个名字。我的改名，是经过家长同意了的。

七、告别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

中考之后，我们就各回各家等待成绩。一天傍晚，我舅骑着自行车匆匆忙忙来到我家，说我的成绩上了中专线，让我尽快去填志愿。当时，我舅对我父母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姐姐，哥哥，我给你俩说奥！中学说叫我给娃通知一哈，说娃考上了，能走个中技！人家叫娃赶紧去填志愿哩！今黑来我先把娃带上去，明早么，哥哥，你就赶紧上来把娃领哈到中学去填志愿！”

我舅所谓“中学”，指的就是美原中学，美原镇街道里的居民对美原中学都这样叫。我舅所谓“中技”，指的其实是中专。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懂“中专”和“中技”的区别，误将它们统称为“中技”，但事实上，它们两者之间乃有着严格区别。“中专”是“中等专业学校”的简称，而“中技”则是“中等技术学校”的简称。按照当时的规定，“中专”毕业后是国家干部，而“中技”毕业后则是技术工人。就“中专”本身而言，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者系指所有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学校在内，而狭义者则不包括中等师范学校。这个“不包括”，根源于师范专业的特殊性。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特别专门的说明，人们提到“中专”时，指的就是狭义中专，亦即航空、水利、仪表、纺织、气象、石油等中等专业学校，而不包括中等师范学校。当时的官方文件中经常出现的“中专、中师”这种表述，即反映了“中专”的这种广狭差异。我舅所谓“中技”，指的就是狭义中专。与此相应的一个事实则是，我参加中考那年，一九八二年，中专（狭义）的录取分数线高于中师的录取分数线。

我舅当晚就骑车载着我回到了美原镇街道宝塔巷我外婆家。我一夜激动，未能成眠。第二天一大早，我父亲骑着自行车到了我外婆家后，就领着我到了美原中学，见到了惠西胜老师。

惠老师的办公室在美原中学最西南那排教师办公室的大概中间位置，门朝南开。进去后，只见门口左手这边，有张桌子倚靠在南窗下面，而远处的北窗下面，亦是张桌子。惠老师坐在门口这张桌子旁，面朝东。他手里拿着我们两个班的中考成绩表，看了看，对我父亲说了我的成绩情况，说我的成绩能走个中专，并说我的数学还得了满分。当时，我父亲坐在惠老师对面，我站着，就站在门口离惠老师那张桌子很近的位置上。说完我的成绩情况后，惠老师就把那成绩表放到了他右手边的桌面上，而继续跟我父亲谈话。我当时很想知道我在全级的名次，但是既不敢直接问惠老师，更不敢向惠老师把那成绩表要来自己看。于是，在惠老师跟我父亲谈话的过程中，我就踮起脚尖向前倾着身子，脖子伸长地瞄了瞄桌面上平铺着的那张成绩表。只见那表左边有一栏是学生姓名，按照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列。我对自己平时的考试排名情况本来就有大致了解，而人对自己的姓名又分外敏感，所以，将排名最前的那几个姓名扫视了一下之后，我就立刻找到了自己的姓名：我是第五名，前面有四个人，第四名是王天盈同学，前三名则是郭呆马、任再萍和何广举同学。

惠老师跟我父亲谈话的内容就是力劝我父亲让我直接上重点高中而不要让我上中专。在他们谈话中间，惠老师称我父亲为“文桢他爸”。惠老师的这称呼很特别，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一贯称我父亲为“达”而不是“爸”，觉得这“爸”是城里人才有的称呼。惠老师最终没有能够说服我父亲。记得我父亲当时笑笑地对惠老师说：“将来那事，谁能知道么，不好说。”说最后这三个字时，我父亲是边说边笑笑地眯眼摇头。

报考志愿是我亲笔填写上去的。当时，惠老师给了我一张“陕西省1982年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报考登记表”，让我到北窗下的那张桌子处去填写，并说那里有凳子可以坐，让我就趴在那桌子上写。记得当时桌子上还有张报纸，上面有很多中专学校的名称，学校名称后面是招生名额。现在想来，那应该是陕西招生报吧。按照那个“报考登记表”上的规定，每人可以填报五个志愿。我根据那张陕西招生报上的学校信息，填写了五个志愿。这五个志愿按其先后顺序依次是西安航空工业学校、陕西省水利学校、西安仪表工业学校、陕西咸阳纺织工业学校和陕西省气象学校。现在看来，当时填的这都是些啥学校嘛，男孩子填这纺织学校干什么？但当时不懂，就那样填了。五个志愿当中，没有任何师范学校。在当时那种中专（狭义）录取分数线高于中师录取分数线的背景下，以我的那个上中专（狭义）学校绰绰有余的成绩，我是绝对不会自我菲薄而去填报任何师范学校的。

填完志愿后，就跟惠老师告别了。出了美原中学，父子俩先是去了宝塔巷我外婆家。几个大人坐着说了些话，我父亲就载着我回家。一九八二年那年的七月八月，富平北部地区下了几十天的连阴雨。回家途中，多处可见倒塌的房屋和土墙，公路两旁的树亦有歪斜的。骑车到美原镇八联村沐东堡（老同学郭呆马他堡子）西边那条南北土路上时，雨又开始下了起来，路面变得泥泞。父亲猫腰奋力地蹬着，不说一句话。我听见车子链条嘎吱嘎吱作响，就赶紧跳下后座步行。父亲发觉后，稍带愠怒地命令我坐上去。我于是又坐了上去。那天父子俩亦没打伞，就那样地在雨中淋了一路。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尤其是在我为人夫为人父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会经常地想起当年父子俩这雨中归家的一幕，想起当时四十一岁而正年富力强的父亲命令我坐上自行车后座时的愠怒。不过，我肯定他那天在内心里其实是非常高兴的。三个孩子当中，终于有一个可以离开农村而吃上“商品粮”了，而且从此以后，亦不用给这个孩子操心盖房娶媳妇的事了！在一九八二年时的中国，一个无权无势并因所谓“投机倒把”而遭受过众人批斗的最底层农民，突遇这种空前大喜，他怎能不倍感高兴？！这世界上有一群人，只要苦难稍微有所减轻，即立刻感到得了人生至高的快乐，这群人的名字叫“中国农民”。

录取通知书来了，但却不是我所填报的那五个中专（狭义）学校中的任何一个学校，而是陕西省蒲城师范学校。尽管那时中师的录取分数线高于重点高中，但却低于中专（狭义）学校。比之中专（狭义）学校，中师属于次一等的学校。当时，拿着蒲城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我哭了。失望、难受、委屈、悲伤、无奈、愤怒、憎恨、茫然、焦虑、痛苦、暴躁等消极恶劣情绪都集中于那一刻爆发了！一个十五岁的农村少年，在那一刻，切身感受到了意志被无情违背和无情践踏后的无力、无助和无望！！！……我的最后依然不得已而去了蒲城师范，说到底，是因为我家当时的贫穷。现在有一句网络语叫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但事实上，被贫穷所限制的，又岂止人的想象力！况且，那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

在那个年代，初中应届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上中专中师，其荣耀轰动程度远远胜过今日高中应届毕业参加高考而考上“985大学”和“211大学”，绝对属于个人和家庭的特大喜事。在当时的整个中国农村，凡中考考上中专中师者，其家长当中，往往会有人因此而整天喜笑颜开，亦有人从此变得言语嚣张而不可一世，甚至还会有人为此而大宴宾客，隆重庆祝，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孩子考上了吃国家饭的学校。不过，我的家长却没有过此类行为。最初，因为我陷入极端消极恶劣情绪当中而坚决不愿意去上蒲城师范，他们不得不整天地为我担心忧虑，担忧我因此而患上精神病成为疯子或者因此而喝药自杀。后来，看到我经过他们和各位亲戚长辈的轮番劝说而情绪有所好转并勉勉强强地愿意去上蒲城师范了，他们终于开始不再如此前那样担心忧虑了，但依然为我感到难过，同时亦对整个事情感到无可奈何。在这种担忧难过无奈的紧张和苦闷当中，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兴高采烈，更没有心情（当然亦没有钱）设宴庆祝。我的中考成绩上个中专（狭义）学校绰绰有余，但却被录取到了次一等的蒲城师范，这在我父母看来，无疑属于我人生路上的磕绊坎坷。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亦像其他家长那样整天喜笑颜开或言语嚣张或设宴庆祝，那就不但有违他们自身的做人风格，不但有悖常理和常情，而且有些掉价和不值。

命运，就这样在我十五岁时即与我开了一个难以谓之善意的玩笑，就这样在我尚处于少年时即无情地捉弄了我！不过，这玩笑和捉弄，亦使得我从短暂的消极恶劣情绪中走出来后，就立刻下定了决心：今生今世，非考他个博士不可！

赴蒲师报到之前，我需要转团关系。当时，祁吉寿老师兼任着美原中学的团委书记。那天，我跟我父亲到了美原中学会议室最东端那间房子里，那是祁老师的办公室。将我的团关系材料装入牛皮纸信封并封好后，本来坐着的祁老师站了起来。只见他左手捏着信封的一角，右手从桌上握起一支小毛笔，然后就在信封上写了一行字。写完后把那些字看了看，就将信封给了我。

从祁老师办公室出来后，我父亲推着自行车，我跟着，父子俩就朝美原中学的校门处走去。出了校门，到了美原中学前面那条南北路上时，我父亲叮咛我把团关系材料拿好。听到我应诺后，他好像忽然想起什么事情似地对我说：“你看到你祁先生刚才写字的那样子了么？那就叫悬肘，知道不？”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赞赏和钦佩。

我父亲对于写字写得好的人，一贯是赞佩有加。不过，中国农民的朴实和内敛，使得他总把这赞赏和钦佩埋在心里，而不善于当着被赞佩者的面表达。

我是一九八二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早上去蒲城师范报到的。当时，从我们庄镇村到蒲城县城的长途车费是六角钱。为了省钱，我父亲就用自行车载着我，沿着我们庄镇村南边村口的西禹公路，驶向东边的蒲城县城。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举目北望，只见远处的金粟山万斛山沐浴着灿烂的朝阳巍巍静立，美原镇街道法源寺塔的塔顶在初秋蔚蓝的天空下若隐若现。再见了，我的重点初中班！在你那里，没有教师对学生的报复和压制，我亦从未遭受过任何同学的欺侮；自你那里，我收获了优异的中考成绩，并凭着这优异成绩冲出了农村。再见了，敬爱的惠老师祁老师！再见了，亲爱的同学们！

八、纪贤小学

一九八五年七月，我自蒲城师范毕业并开始参加工作，时年十八岁。按当时的规定，凡师范学校毕业者，必须任教满三年方有资格报考大学。在一九八八年考上大学之前，我做过三年教师。这其中有一年，是在农村学校度过的。这个农村学校，就是位于我们到贤乡纪贤村的纪贤小学。

纪贤村在我们到贤乡的东南端，在我家南边六七里处，南邻我县施家乡，东接蒲城县的曹家沟村，当年实属荒远偏僻之地。其北边与我们庄镇村接壤处，有个椭圆形大土堆，那便是秦朝大将美应侯王翦的墓冢。秦灭六国，王功居最。清初富平籍关中鸿儒、康熙年间翰林院检讨李因笃老先生曾为此赋诗而赞曰：“秦皇谈笑取群雄，一代宗臣首战功。”那年八月底，我骑自行车载着铺盖卷赴纪贤小学报到而经过这个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旁边时，还曾专门下车察看参观。当时，看着眼前破损的石碑，想起墓冢主人那曾经的威武辉煌，再望望四周的寥落人烟，我在感叹白衣苍狗、渤澥桑田的同时，更觉得此地荒僻不堪。

这里的村民系山东移民后裔，民风保守淳朴。自北向南，共三个村民小组，纪贤小学就处于这三个小组的中间位置。校门朝南开，前面是块空地，而空地前面是个壕沟。进了校门，左右两边各有个月亮门。月亮门外是花坛，门里有三四间房子，那是校长和教师们的办公室。站在校门口向北看去，远处是操场，而近处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则坐落着几个教室。全校有五个年级，学生人数在一百三十名左右。学校工作人员配备很简单，一个校长，五个教员。这种简单对于纪贤小学这样的完全小学来说，可谓不高不低而恰如其分。

校长缑景华先生是个高个子，四十多岁，爱说爱笑，心底善良，属于性情中人。其他四位同事中，除一位将近四十岁之外，另外三位都在三十岁左右。我当时二十岁，年龄最小，是六个人当中唯一的单身。六人当中，尚玉明、刘秀琴和张清智三位同事均是纪贤村本地人，而我、缑校长和另一位同事张品侠老师都是外地人。缑校长的家在我们到贤乡的西城村，张品侠老师的家则在我们庄镇村。张品侠老师当年曾在庄镇七年制学校教过我物理，与我有师生之谊，现在又成了同事，可谓老熟人了。那一年，她刚从蒲城师范学校的民师班毕业而由此前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和我一起被调到这纪贤小学来。

学校很简陋，没有灶房。三位本地教师在他们自己家里吃饭，而缑校长、张品侠老师和我三位外地教师就吃“派饭”，即由村民轮流着给我们管饭。每天上午放学，我们三人就去村民家里用餐。当时，张老师的儿子还没到入学年龄，得由大人带着，所以吃饭时张老师就携了孩子一起吃。至于该轮到哪家管饭，村上自有安排，不用我们操心。饭菜的质量普遍属于上乘，干净卫生，美味可口。用餐过程中，男主人会陪着我们边吃边聊，谈古论今，而女主人则忙前忙后，或者亲自上菜添饭，或者使唤孩子给我们端茶递水。用餐完毕之后再稍坐片刻，缑校长就会领着我和张老师离开。回学校的路上，巷道里时有热情的村民向我们打招呼，而缑校长则代表我们给予热情的回应。出了村子，到了大路上，缑校长会给我和张老师讲我们到贤教育界的趣闻轶事，讲这纪贤村当地的风土人情。放眼四望，只见蓝天高远，田野辽阔，偶有鸟鸣拂过耳畔，却更显出乡村的静谧。远处的路上，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正慢悠悠地朝学校走去。在这样的说说笑笑中，我们就回到了学校。

晚餐不去村民家里吃，而由学生给我们送来。下午放学后不久，当日轮值管饭的村民就会安排自家孩子把饭菜送到学校。接过学生手里的马头笼子，掀开笼盖，只见笼子里面是用包袱裹着的六七个硕大温软的白面馒头，外加一碟油泼辣子和一碟家常菜。有时，遇到特别厚道热情的村民，还会摘了家中庭院树上的果子让孩子一并带给我们。学校东边那个花坛离缑校长的办公室最近，我们就各人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搬来椅子，聚坐在这个花坛低矮的护栏旁用餐，而护栏的台面就成了餐桌。我们吃着说着，间或亦会与送饭菜来的学生开个玩笑，以免学生总是呆呆地站在旁边感到紧张。用餐完毕，往往就到了傍晚时分。站起身来，远望学校西墙外的天际，只见夕阳余晖，霞光万里，而西墙墙头边上的树叶，则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婆娑多姿。此情此景，让人生出无限的遐思。

那年冬天，学校给每位教师发了一大架子车块煤，让我们用来取暖。我的那堆块煤就堆放在我办公室前的南墙下面，黑亮亮明耀耀的。那个年代，农村学校的教师办公室里普遍都没有床，而是盘了炕。纪贤小学的那炕在当地叫“炉子炕”，可以通过在炕下的炉子中烧煤把炕烧热而取暖。我试着用那炉子烧了一次煤，结果弄得整个屋子里烟雾弥漫，我被呛得咳嗽不停，眼泪直流。发现炉子竟然这么难用，我于是就放弃了，此后再也没用过。这样，整个冬季，我就一直睡着冰炕。当时，因为忙于考大学，教学之余，心思都扑在学习上，所以亦根本没觉得那冰炕有多冷。门外那些黑亮明耀的块煤，就一直静静地堆在那南墙下面。时间一长，我就把这堆块煤的事全然忘记了。

很多年后一个冬日的晚上，在西北政法学院的研究生寝室里，我跟同学饮酒聊天。我们各自谈着自己的经历，天南海北地侃着。就在这侃谈中间，我突然地就想起了纪贤小学，想起了它的大门，想起了我的那间办公室；最后，我终于想起了办公室前面南墙下的那堆块煤！心里一算，这离开纪贤小学已经八年了。整整八年过去了，我竟然都从来未曾想起过我的那堆块煤！

当时，坐在研究生寝室里，嘴里跟同学说着话，心里却在默默地想着我的那堆块煤。那堆黑亮明耀的块煤还在那里吗？估计，早都不在了吧？对，应该不在了，毕竟都八年了嘛！当年在纪贤小学时，教学之余心里总想着考大学，把其他的许多事都忽视了。如果当时能想到那堆黑亮明耀的块煤，我定会在离开纪贤时，将它们赠送给家在当地的那三位善良淳朴的同事。

在纪贤小学的那年，我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语数和体音美这五门课程都是我给学生教。缑校长说我是正儿八经的师范生，是年轻人，就该把这毕业班给接下来。班里共有三十一名学生，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天真可爱。有的学生名字叫得相当不错，让人感到其父母很有文化修养。记得有个学生名字叫“韩振庭”，还有个学生名字叫“许水龙”。这两个名字，一个动宾，一个偏正，都相当不错。算起来，这两个学生现在应该是四十三四岁的中年人了，他们过得都还好吧？

学生们毕业前夕师生合影时，我觉得在全校六位教师中，我年龄最小，就自觉地坐在了教师那排座位的最边上。缑校长看见后，说：“诶小伙子，你都是班主任哩么，咋给躲到边边上去了？躲啥哩？来来来，跟缑老师坐到一搭！”他一边说着这话，一边就拉着我的右胳膊让我跟他坐在了最中间。

缑校长就是这样，提到他本人时，不常说“我”，而说“缑老师”或“你缑老师”。除了这个特点外，他还爱赞美别人。当时，在村民家里吃派饭时，他多次对我和张老师谈起一位叫向杏丽的教师，说这位向老师此前曾在纪贤小学教过，对工作认真负责，待人接物亦很好。后来，我知道了这位向杏丽老师原来是我老同学向美丽她姐。美丽老同学跟我在美原中学重点初中班和蒲城师范同过学。几年前，微信聊天时，我对美丽老同学说：“对你姐，我是从未见过其人，但却久闻其美名啊！”

缑校长还对我赞美过到贤乡教育组的温世秀老师。有一回，我下课后出了教室，看见缑校长正在学校门口对一位推着自行车将要离开的中年男子讲话。中年男子没缑校长个子高，年龄看起来比缑校长大些，厚唇，戴了副深度近视镜，寡言少语的样子。这中年男子离开后，缑校长对我说他是乡教育组的温世秀老师，并说温老师爱好书法，毛笔字写得特别好！

在纪贤小学的那段时光，总让我难以忘怀，每每忆起，即倍感温馨。在那里，村民淳朴敦厚，学生天真可爱，同事和睦亲善；天高地远，风光自然。只是，我当时强烈地想上大学，并因自己还不是大学生而感到万分忧愁苦闷。俄国诗人普希金有一句诗是“在那无望的忧愁的折磨中”，而我当时的心境仅用这一句描述是不够的，还应当再加上类似的一句：“在那荒凉的贫瘠的困扰中。”当时，我心里经常回响着闻一多先生的两句诗：“谁稀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考上大学离开纪贤小学后，我偶尔亦会听到那里的消息。有一年，听说张品侠老师在我离开后不久亦离开了，调到富平县城里一个学校任教了。又有一年，听说缑景华校长亦离开那里了，并且已经转成公办教师，当了大半辈子的民办教师终于熬出头了。当时听了这消息，我由衷地为缑校长感到高兴，并想着其他那三位家在纪贤村当地的同事是否亦跟缑校长一样由民办转成公办了。民办教师曾为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做出过绝对不可磨灭、绝对不可忽视的贡献，而这贡献里又往往饱含了太多的委屈、悲伤和辛酸。他们的贡献应当得到浓墨重彩的宣传，他们那个群体应当得到热情的颂扬和真诚的纪念。

前几天跟老同学向美丽微信聊天时，得知缑景华校长已经驾鹤西归了。美丽老同学的娘家在到贤镇街道里，紧邻着缑校长的西城村。听她说了这消息时，我再次想起了高个子的缑校长总是笑笑的样子，想起了纪贤小学的大门和教室，想起了当年在纪贤的那段时光。

九、天边归雁披残霞

二零一三年暑假期间，我回了一次陕西富平老家。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在我家自留地旁边的大路上走了走，闲着没事，就寻思着去纪贤小学看看。骑了我弟的摩托，跨过我们庄镇村南边村口的西禹公路后南行，很快就到了王翦墓冢那里。没停车，只是减速慢行而远远地望了望墓冢，就继续南行。几分钟后，到了纪贤小学。

呈现于眼前的，是破旧的围墙和斑驳的校门。校门上的金属，已经生锈。推开虚掩的校门，满目凋敝衰败。那几个教室都还在，不过周围却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墙皮亦严重脱落。远处的操场，看样子早已经被废弃不用，只有一群鹅在西墙那里嘎嘎地叫着。整个视野里，看不见一个人影。我故意咳嗽了两声，只听得东边那月亮门里面传来响动，随后就有位看起来八十多岁的老人弯腰蹒跚而出，并问我找谁哩。知道了我的来意后，他就邀我去他房子喝茶。他之所谓“房子”，即为月亮门里面第一间房子，这是当年缑景华校长的办公室。我进去看了看。房内昏暗凌乱，早已没了当年模样，而又有烟草、茶叶和着泥土的霉味阵阵刺鼻。我没喝茶，只与老人简单地聊了几句就出来了。据他讲，纪贤小学早就被撤了，都撤了五六年了。“为啥撤了？还能为啥？没娃了么！”他说。

返回我村途中，跟纪贤村永和堡的一位村民聊了聊。村民说，学校里的那位老人，因为跟家人闹了矛盾，没地方住，就住在了那里，怪可怜的。

那天自纪贤小学回到我弟家后，就跟他说起这农村学校的变迁。我弟是乡医，村卫生所就设在他家，他那里总是有村民来来往往。那天在他处，谈起农村学校时，有村民告诉我说，我们庄镇学校早都变成小学了，并且估计离被撤亦不远了。据村民说，越来越多的学生都去到贤镇街道里的学校上学了，甚至有些富裕家庭，把娃都弄到富平县城里上学去了。听了这话，想起当年七年制时它的盛况，再看看目前它的这个难以为继样，今昔对比，真是让人不胜唏嘘，而感叹这世事变化的巨大和无常。

我弟家的西边就是我们庄镇学校。那天傍晚，站在我弟家后院里的果树旁向西望去，只见庄镇学校沐浴在落日的余晖里。当时，天际是如血的残阳，周围是静谧的村庄。

前几天与我母亲通话时，跟往常一样，我问她的身体状况，问富平的天气咋样，问她最近有没有再写古体诗。母子俩还说了些本村本地的事。说起我们庄镇学校时，她说早都撤了，门都关了，没学生娃了。

自多位老同学的微圈里得知，我的母校美原中学，这些年来学生流失亦非常严重，学校规模每况愈下，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大和辉煌了。

农村学校正在消失，此乃时代潮流，顺之应之，即称明智。不过，我的关于农村学校的记忆却从来都未曾消失。记忆，它总在那里。这记忆中，有冬晨朗读，有儿时学伴，有郁闷经年而笑颜冷却，有刻苦忘我而志气冲天；这记忆中，有老师的严格严厉，有同事的和睦亲善，有村民的淳朴敦厚，有田园的静谧自然；这记忆中，有孩子的倔强和坚韧，有父母的企盼和呼唤；这记忆中，有平民子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有农村少年当风而立、冒雨前行的勇敢！

走笔至此，刚过凌晨两点。室外的酷热已经消退，起身踱至阳台拉开窗户玻璃，顿觉清风习习，凉爽扑面。遥望窗外上方都市的夜空，只见皓月悬天，苍穹高远。深邃广袤的夜空总是引人遐想。在这遐想的亦真亦幻当中，我仿佛听见那记忆中的歌声正自远方隐隐传来而萦绕于耳畔———

“盼望踏上思念路，飞纵千里山。天边归雁披残霞，乡关在何方？………”

记忆，不会消失；记忆，它总在那里。

作者简介：孙文桢，男，1966年12月出生，陕西富平人；法学博士，法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兼职律师；现供职于武汉工程大学，从事民商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法学教研和法律实务之余，爱好文学、英语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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