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山碑最佳版本（祀三公山碑是篆）

东汉《祀三公山碑》是汉碑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种篆书碑刻。

本文对碑石访得经过，

黄易与早期拓本流传的关系，

各家考释得失，

以及此碑对后世书法影响等情况，

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与探讨。

对于此碑字体，

究竟是属于篆书，还是隶书？

早期学者的说法时显矛盾之处。

传世汉碑以隶书居多，篆书碑刻较为少见。东汉元初四年(117)的《祀三公山碑》，是发现时间较早，对后世影响又较大的一种。

此碑早在元代纳新所著《河朔访古记》中已有记载，但之后便湮没无闻。通常认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由当时河北元氏县令王治岐访得于“城外野坡”。此说最早见于黄易(1744-1802)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乾隆甲午，三通馆方辑《金石略》，长吏搜古碑上之朝，关西王君(治岐)宰元氏，得此刻于城外野坡。石高四尺，广二尺，篆书十行，行十七字至廿四字，剥泐几不可辨。吴兴杨君鹤洲诧其奇，命易辨识，得一百九十字，缺疑六字，知为汉□初四年祀三公山文，书法劲古，与《开母》《少室》诸篆刻相类，是东汉中叶书。《集古》《金石》二录有《汉三公山碑》，乃隶书，立于光和四年，今不存。此刻在隶碑之前，尤可贵也。黄易记于南宫弹琴室。”

黄 易（1744～1802），浙江杭州人，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工诗文，善金石书画，擅长碑版鉴别、考证，又好蓄金石，甲于一时。“西泠八家”之一。

此后，翁方纲（1733-1818）《两汉金石记》、王昶（1725-1806）《金石萃编》等均沿袭黄说。

关于王治岐的生平，今已不可详考，从黄易题跋知，其为关西(今陕西、甘肃一带)人，又据《清史稿》记载，此人后曾做过三河知县，因“挪用旗租”，遭弹劾获罪。查《同治元氏县志》，王治岐任元氏县令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仅一年后便调离元氏，这与黄易题跋中所言乾隆甲午（1774）得碑时间，相差了三年。

有趣的是，黄易本人对于得碑经过，似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的说法。

《秋盫题跋》云：“余客南宫时，寄书杨君鹤洲拓元氏诸刻，旋得古篆碑一通，磨泐已甚，细辨乃汉祀三公山篆文……此碑久在野中，前人所未录，恐致湮没，亟烦元氏令王君移置城内龙化寺，与汉白石碑同置一处，为王君作《寿古图》记其事。”

黄易所绘《得碑十二图》之“三公山移碑图”题跋云：“乾隆乙未（1775），余客南宫，时吴兴杨鹤洲馆元氏，烦其访碑，得□初四年祀三公山文。书杂篆隶，文复简古，与《隶释》所载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盖东汉中叶所刻也。属县令王君治岐移置龙化寺，与白石神君碑共存焉。”

清 黄易 得碑图册之“三公山移碑图” 及跋文

天津博物馆藏

黄易又曾刻过一方著名的鉴藏印章“小松所得金石”，边款中明言系其本人访碑所得：“乾隆甲午秋，得汉祀三公山碑于元氏县，属王明府移置龙化寺，作此印纪之，小松。”

黄易刻小松所得金石石章，上海博物馆藏

综合以上文献材料，似可推断黄易得碑经过：乾隆三十九年（1774），黄易委托友人杨鹤洲，在元氏县访得此碑，杨氏将拓本寄与黄易，由黄易考证内容，并作释文。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治岐出任元氏县令，黄易即嘱咐其将碑石移置城内，与旧有的《白石神君碑》一起集中存放。由于当时黄易本人尚在南宫郑制锦府上做幕僚，而王治岐为元氏地方官吏，且又实际主持了移碑一事，故将碑石的发现权谦让于后者，也颇合乎情理。不过，在相对私人性质的题跋以及印款中，黄易显然便少了这份顾忌，理所当然地将此碑的发现，视为个人访碑过程中的一大收获，并一再绘图、刻印，以示纪念。

黄易得碑后，即将拓本分别寄给赵魏、李东琪、翁方纲等金石同好及前辈，《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收录了黄易的摹本及释文，并附有以上三家题跋。黄易辨识出了碑文一百九十字，缺疑六字，其中不乏灼见。如三行“蝗旱鬲并”之“鬲并”二字，因碑文“并”与“我”字相似，翁方纲、王昶、朱筠等诸家均释作“鬲我”，语意不通。黄易据《后汉书•陈忠传》，安帝时尚书仆射陈忠上书云：“隔并屡臻”，认为当作“鬲(通隔)并”。不过，黄易对于个别字的释读，如首行“□惟”释作“众惟”，八行“阎佑”释作“阎格”等，则不为后世学者所从。

清 黄易摹《祀三公山碑》，载《小蓬莱阁金石文字》

黄易的释文，实际上是在综合了赵魏、李东琪、翁方纲等各家考释的基础上，斟酌己见而成。赵魏（1746-1825）是黄易的同乡，两人都笃嗜金石，相交甚契。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黄易将拓本寄赠赵魏，赵氏得之，十分惊喜：“今年春，吾友黄小松贻余元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读之惊且喜也。”

随即他对碑文作了一番考证，识出了第二行“御语”二字，三行“□奠”，“ 奠”前面一字，释成“敬”，后黄易、孙星衍（1753-1818）、顾广圻（1770-1839）等皆从之，但他将五行“东就衡山”之“就”，释成“龙”，显然是错误的。

李东琪是黄易的挚友，黄易在任济宁运河同知期间，发掘武氏祠堂画像石，李东琪出力颇多。《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所附李东琪题跋，指出了赵魏将“就”释成“龙”的错误，又将五行“卜择吉□治”，“吉”下一字，释作“土”。此字翁方纲、王昶等释作“与”，后俞樾《读书余录•汉碑四十一条》引《礼记•礼器》：“因吉土以飨帝于郊”，为“吉土”连文之证，始成定谳。翁方纲与黄易初未相识，乾隆四十一年（1776），黄易寄赠翁方纲《祀三公山碑》拓本，由此两人始结金石之缘。

据黄易所赠拓本，翁方纲作了详尽的考证，并作《三公山碑歌》，赋诗谢之。十三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1789），翁方纲的名著《两汉金石记》正式刊行，卷十一即收录了对此碑的考释。翁氏指出，此碑与《隶释》所载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和碑云常山相南阳冯巡，此则云陇西冯君，两者相差六十五年，非一人所立。他还辨认出了以“领”为岭，以“礼”为醴，以“熹”为喜等异体俗字十余字。但翁方纲的释文错误也不少，譬如误释三行“鬲并”作“鬲我”；误释四行“乃求道要”之“求”作“来”，“ 本祖其原”之“祖”作“视”；五行“卜择吉土治”，“土”误释作“与”，又五行“东就衡山”脱“就”字。二行“三条别神，迥在领西”，“三条”一语，洪适引《尚书正义》北条、南条、中条之说证之，其义甚确，而翁方纲不信洪说，怀疑三条“当是兹山之实事，而今莫可考矣”，后钱大昕已摘其谬。

不同时代拓本“熹”字的考据，引自李志贤《秦汉碑刻校勘图鉴》

翁方纲对碑文的考释，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他最先指出了首行第一个字为“元”字，从而确定了此碑的具体立石时间是元初四年。此前，赵魏据《资治通鉴》，永初二年，先零羌寇河内，诏常山作坞堠以御寇等相关史事，定为永初，认同“永初说”的还有周春（1729-1815）、陈焯等人。翁方纲首先指出，赵氏引据文献有误，所引乃《后汉书》“西羌传”之文，且在永初五年春，而非二年。又据拓本辨认，以为初字上“隐隐尚露其下半，谛视是元字”。

对于永初、元初二家说法，钱大昕当时尚表示“疑未敢质”，但随着《两汉金石记》的刊行，“元初”说逐渐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其后诸家多从翁说。

翁方纲所依据的拓本系黄易所赠，今已不可见。《两汉金石记》中首字摹作“丆”形，《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摹本则仅露左侧一短披，作，这引起了许瀚（1797-1866）的质疑：“翁所据本即黄易所赠，黄无而翁有，其谁信之？”至于沈涛（1792-1855）《常山贞石志》中，据拓本辨认出其下半从“几”，故定作“元”字，许瀚更认为纯粹“附会翁说，尤无取焉”。他本人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推测“元”字的可能性较大：“初四字形甚扁，其上隙地仅可盈寸，建初、永初皆不能容，本初无四年，定为元初，确然无疑。”

《祀三公山碑》梁启超饮冰室旧藏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祀三公山碑》梁启超饮冰室旧藏本 梁启超跋文

客观的说，由于石泐，今所见最早拓本，首一字均已难辨，诸家考释，大多只能说是臆测。光绪末年，王仁俊据端方藏精拓本，主“永初说”，认为永字用笔尚可见。此拓本后归梁启超饮冰室，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据影印本来看，实与黄易摹本无异。仅凭残留的这一笔，要推断出究竟是永字还是元字，似都显得十分牵强。有意思的是，罗振玉在《俑庐日札》中说，他曾得一拓本，“初”上“元”字完好，“映日光透视之，确非黠工所伪”。因未见拓本原物，在此也仅聊备一说而已。

王昶的名著《金石萃编》，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卷六著录此碑，有释文，并录翁方纲、黄易、赵魏三家题跋于后。王昶的释文多沿袭翁说，故所误处多同，如“鬲并”误作“鬲我”等，更有翁未误而王反倒误释者，如四行“乃求道要”，“要”字误释作“叟”，为后来考释家所讥。

自黄易之后，虽已明确此碑内容系祭祀三公山之文，但具体名称，各家并不统一，或笼统称之为三公山碑，或曰元初三公山碑，或曰三公山立坛刊石，王昶在《金石萃编》中，则正式将之定名为“祀三公山碑”，并一直沿用至今。

《祀三公山碑》梁启超饮冰室旧藏本跋文

翁方纲在题跋中还提及，黄易又曾委托孔继涵（1739-1783）请朱筠（1729-1781）为拓本题跋，拓本“留都月余”，期间李文藻（1730-1778）)曾“借阅旬日”。李文藻虽有诗文集存世，但未见相关文字，朱筠为拓本所作题跋，收录于《笥河文集》。跋文中说，他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收到黄易寄来的拓本及释文，并补正黄易释文凡二十字。但其实讹误颇多，如释“御语”作“衡龙”，“ 卜择吉土治，东就衡山”，“土”作“在”，“就”作“龙”，却自圆其说曰：“前曰衡龙，后曰龙衡，犹三公山碑称封龙君，灵山无极碑称龙灵，离合颠倒，汉碑例有之也。”颇为荒谬。

由于拓本未精，导致释文歧义纷纭的例子，在校碑中可谓屡见不鲜。但另一方面，倘若石质粗劣，笔道难辨，或因出土时碑石即已泐损，即便获得初拓善本，也往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必须借助文献来佐证。早期考释此碑，以文献学功底深厚见长的，当推王念孙（1744-1832）。王念孙《汉隶拾遗》首条题跋即为考释此碑，颇为精彩。如黄易首释“鬲并”二字，仅举《汉书•陈忠传》一例，王念孙则广征博引，列举《后汉书》“顺帝纪”“郎顗传”“陈蕃传”“陈蕃传”“翟酺传”注引“益都耆旧传”、《参同契》等十余种古籍，凡涉“隔并”者，反复证明，指出汉人多有“隔并”一语，而汉碑又多以“鬲”为“隔”，隔并者，即谓水旱不节，至详且备，堪称定论。又如四行“乃求道要”之“求”字，翁、黄皆作“来”，字义不可通。王念孙引汉碑中《张迁碑》“记行求本”，《成阳灵台碑》“尧来祖统”及碑阴“来索忠良”等多例，又引《管子》“任法篇”“ 小称篇”，《孟子•离娄篇》《史记•李斯传》等古籍，以证古人“来”“求”二字，多互讹误，许瀚赞之曰“四通八达，无徵不搜”。

《祀三公山碑》梁启超饮冰室旧藏本跋文

早期考释，除上述诸家外，还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顾广圻《思适斋集》、洪颐煊《平津读碑记》、孙星衍《续古文苑》、严可均《全后汉文》、沈涛《常山贞石志》、张德容《二铭草堂金石聚》、俞樾《读书余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

从乾嘉年间拓本的流传情况来看，最早的拓本受赠者除了如赵魏、李东琪等黄易的旧交好友外，有不少系当时的四库阁臣，如翁方纲、朱筠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设立“四库全书馆”，负责《四库全书》的编纂，此议即直接发端自朱筠的上奏。梁章钜（1775-1849）还曾见过郑际唐旧藏本，有翁方纲、张埙跋。郑际唐与翁方纲、张埙同为四库编修，推测此拓本亦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黄易的馈赠。黄易此前与翁方纲并不相识，从其托人转赠之行为来看，与朱筠也似颇为陌生。这种以新获碑石拓本为介，求见高官，叩识前辈的做法，可视为当时一种较为普遍的学界交往方式。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中包含有某些现实的考虑。考察黄易的生平行迹，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即得碑三年之后，他曾为捐官一事赴京，并在北京留了两个多月，期间频繁拜会达官贵人，已有学者指出，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仕途发展至关重要。由此联想到他此前寄赠拓本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此趟北京之行铺垫探路的意图，便十分明显了。

历来考据家，通常都将六行“熹”字未损本，定为乾隆年间初拓本。此类初拓本，今存世数量尚为数不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马子云发现故宫博物院所邓石如代毕沅所作八言联1793 安徽省博物馆藏陈沣 临《祀三公山碑》广东省博物馆藏藏一“熹”字未损本，钤有“颜光敏”印。查颜氏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比通常认为的乾隆三十九（1774）发现此碑的时间，早了至少八十余年，故马先生推定拓本最晚应在清初。

颜光敏旧藏清初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笔者将此拓本与若干早晚不同时期的拓本仔细进行了一番校勘，发现颜光敏本多数字远不及后世拓本清晰。如首行“四年”之“四”字右侧，九行“史纪受”之“史”字左上角，颜光敏本均已模糊不清；首行“惟”字上所缺一字，后世拓本尚依稀可辨一些笔道的痕迹，而颜光敏本已呈一片空白；又如首行“陇西”“到官”，二行“迥在领西”，三行“鬲并”，四行“道要”，五行“吉土”之“土”字，六行“夹门”之“夹”字，七行“大丰”之“丰”字，八行“疾苦”“鲁国”等等，可谓不胜枚举，显然系石面为苔藓等掩盖所造成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颜光敏本的传拓时间更早，所谓乾隆年间“熹”字未损本，应系经黄易洗碑之后的精拓本。

对比校勘图表

此拓本除颜光敏印外，尚有“曾到沈心醇处”“心醇审定”及“小松所得金石”等三方印章。沈心醇，字匏尊，号讱斋，浙江海宁人。乾隆年间曾出任四库馆誊录，工诗词，长于篆隶，尤精金石考证之学，为翁方纲、朱筠所赏识，又与张埙、桂馥等订文字交，著有《三砚斋集》《讱斋诗钞》等。

沈心醇与当时北京金石圈内人士多相熟稔，对翁方纲则执弟子之礼，一再将个人所藏善拓假观于翁氏。但从翁方纲等乾嘉时期诸学者的题跋来看，似皆未曾知悉，尚有此更早的旧拓本存世，以致众口一词，皆以黄易拓本为始见。

沈心醇在家藏《西狭颂》明拓本题跋中提到：“到京后，从大兴翁覃溪先生游，读其所著《两汉金石记》，始知搜罗石墨”，可知，他始有金石拓本收藏的嗜好，是在《两汉金石记》刊行之后，因此，拓本获得的时间，可能要晚于我们目前所见的几则翁氏题跋，倘若如此，倒也不难理解，为何未见翁方纲有片言只字提及？

令人不解的是，此拓本上钤有“小松所得金石”一印，此印的出现，是否意味着黄易也曾见到过拓本？

李葆恂在《三邕萃墨簃题跋》中曾说，黄易“小蓬莱阁”一印，有被后人钤盖在自家拓本上的情况：

“小蓬莱阁印，黄小松司马自制，屡见于碑版书画者，道光中，眉叔(庄缙度)得之任城常买家，必黄小松官运河同知时所偶遗者。眉叔收藏汉魏碑甚富，遇铭心绝品，即以此印加之。铁塔寺复初上人年八十余矣，尝与眉叔善，向予道之如此。”

　　“小松所得金石”印的名声更大，因此，似也不能排除后世妄人，为抬高拓本身价，任意钤盖上去的可能性。

国家图书馆藏整拓本《祀三公山碑》

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题跋中已明言，此碑系得之“城外野坡”，而非出土之物，故而在黄易得碑之前，已有更早的旧拓本存世，也完全合乎情理。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书画篆刻实用辞典》，其中介绍《祀三公山碑》一条中提及：“北京陈淮生藏有明拓本，乃黄氏访得前所拓。”陈淮生，名承修，福建闽侯人，民国年间金石学者。此条下未注明具体撰写人，笔者怀疑系作为编委成员之一的王壮弘先生所撰。

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中也提到，在“熹”字未损本之前，尚见有一种更早的初拓本，“碑首元字尚见下脚二笔”，今未见此种拓本，不知是否即指《辞典》中所言之陈氏藏明拓本？倘若王壮弘先生的记录可信，则故宫所藏颜光敏本首行“元”字，也仅剩左侧一短披，是本传拓时间显然更早，定为明拓，倒也毋庸置疑，惜不知今归何处？……

对于此碑字体，究竟是属于篆书，还是隶书？早期学者的说法时显矛盾之处。翁方纲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题跋中认为属于古隶：

“此碑则隶也，非篆也，又不得与之同论。是碑之字，盖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迳直，此谓之古隶。”

然而，在影响更大的《两汉金石记》一书中，翁氏却又改言作篆书：

“此刻虽是篆书，乃是由篆入隶之渐，减篆之萦折为隶之迳直，又不必以嵩山石阙为徵者矣。”

江西省博物馆藏黄易临《祀三公山碑》

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文字》题跋中作书，而江西省博物馆所藏黄易临汉碑册页跋文，又将其定为“秦隶”：

“书杂篆隶，是东汉中叶书，即秦隶也。”

在黄易的未刊稿本《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目》中，我们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将“篆”字又涂改成“隶”字的痕迹。此后，沈涛《常山金石志》将其定为篆书，嘉庆六年（1796）毕星海所编篆字字典《六书通摭遗》，已收录碑字，显然也是将之视作篆书，康有为则将之归入“缪篆”。杨守敬《评碑记》中论及此碑字体，云其“非篆非隶，盖兼两体而为之”。不过，就当时多数学者的主流意见而言，似以认同古隶说者居多，如莫友芝《金石笔识》、方朔《枕经堂金石跋》、梁章钜《退庵金石文字跋》、王懿荣《汉石存目》等均作古隶。

所谓古隶、秦隶，专指刚从小篆蜕变而来的秦末汉初的隶书。元吾丘衍《学古编》云：

“秦隶者，程邈以文牍繁多，难于用篆，因减小篆为便用之法，故不为体势，若汉款识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隶也。便于佐隶，故曰隶书。即是秦权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谓之篆，误也。”

乾嘉学者多将秦代权量诏版，汉初一些石刻，如《五凤刻石》等器物上的字体，归入所谓“古隶”范畴。基于以上认识，早期学者都认为此碑书体是从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类型，即翁方纲所谓“由篆入隶之渐”，刘熙载称之为“篆之变也”（《艺概・书概》）。事实上，元初年间已属东汉中叶，隶书作为一种流行的书体，其地位早已确立，因此，已无所谓“过渡”可言。早期学者之所以跳不出“隶书”概念的藩篱，除了因为时代局限，他们尚无后来学者那般清晰的书体演进与分期的历史观念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过分拘泥于正统的“篆书观”。何为篆书？孙过庭《书谱》言：“篆尚婉而通。”意指篆书要笔圆势均，强调中锋圆笔，求其深雄婉通。在乾嘉年间的隶书名家钱泳看来，篆书与隶书之间的界域，可谓是泾渭分明：“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于是乎，像《祀三公山碑》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字体，便难免会陷入理论上的两难境地。

左：赵之谦 临《祀三公山碑》

右：陈沣 临《祀三公山碑》 广东省博物馆藏

汉篆和隶书绝大多数都源于秦篆，本是同根所生，加之字符之间相互影响，所以结构往往相似。该碑书体的结构和用笔，尽管吸收和运用了一些隶书的特点，但更多地保留和运用了篆书的结构和笔法。其文字形体，虽多见异构俗字，如疾、德、礼、斗、册等，但与《说文》所附小篆结体近同，有的在小篆基础上增加部分笔画，如“就”、“山”；有的将笔画延长，如“高”，或变曲为直，如“旱”、“位”；或调换偏旁，如“等”等，故从基本属性看，应视为篆书。诚如华人德先生所言，系“书者对篆书的隔阂”造成的，是“书者在对古文字掌握上的不自觉与书法创作上的自觉结合之产物”。

嘉道以降，随着金石学中兴，书家不懈地搜访吉金古碑，以觅“篆分遗意”，篆刻家则广泛取材，“印外求印”，呈现出一股强大的求新求变的时代潮流。具体到篆隶书法创作上，用方笔作篆，或以圆笔作隶，所谓“篆分合法”，成为当时书家、篆刻家们寻求创新的一大突破口。汉代篆书金石刻，在当时出土不多，且大多以铜器铭刻、砖陶文等小品为主，像《祀三公山碑》这样有近二百字的完整碑刻，十分罕见，故一经出土，便引起了书法篆刻界的注意。

左：邓石如 《祀三公山碑》碑字集联 1793

右：邓石如代毕沅所作八言联 1793 安徽省博物馆藏

最早将《祀三公山碑》引入创作实践的书家当推邓石如（1743－1805）。今所见邓石如书法作品中，有两件《祀三公山碑》碑字集联，一为八言联：“本礼处和四维三界，宁神匡道双阙夹门。”一为安徽省博物馆藏清代毕沅所作八言联：“岭迥山幽流云夹道，祠兴本报景福来廷。”两联均作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后者有毕沅题跋，称此碑“古朴淳厚，有似邓生”。诚如康有为所推许的那样：“完白得力处，在以隶笔为篆。”这显然与邓氏从《祀三公山碑》等汉篆碑刻中汲取艺术养分密不可分。

邓石如的篆刻受此碑影响也许要更为突出。方朔认为：“完白山人于此书不过偶一为之，而其后镌刻私印，无不一摹其体。”杨守敬亦云：“邓完白篆书多从此出，其镌刻私印，则纯效其体。”方朔列举了邓氏自用印中阳文“完白山人”，阴文“邓石如”、“顽伯”等诸印为证。沈兆霖（1801－1862）则进一步推测，此碑或即是邓石如晚年典型的邓派篆刻风格的重要来源：“特顽伯晚年所刻，有异少作，向谓学与年进，自称一家，今为小东明经（方朔）讨出本原，为之豁然。今之大江南北又有传说刻印之家有邓派者，或指此种。”

自邓石如开风气之先，后世临习此碑的书法及篆刻名家，不乏其人。晚清有吴廷康（1799-1888）、陈沣（1810-1882）、赵之谦（1829-1884）、黄士陵（1849-1909）等，现当代有吴昌硕（1844-1927）、张祖翼（1849-1917）、齐白石（1864-1957）、王冰铁（1869-1924）、童大年（1873-1953）、潘天寿（1897-1971）、陆维钊（1899-1980）、来楚生（1902-1975）等，其中又当以齐白石的影响最大。

上海艺苑真赏社出版的秦文锦编《联拓大观》书影

民国七年（1918），上海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刷的秦文锦编《联拓大观》丛书，其中收录有《汉祀三公山碑》一种。是书系据古鉴阁藏拓本剪字排贴而成，吴县曹元忠撰句，分成五言、六言、七言、八言，共计五十联，一百句。这套丛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广泛欢迎，发行量很大。民国年间不少书家创作的临《祀三公山碑》集联书法，如齐白石“治道由衡石，王灵起阙庭”五言联（1930年）“受雨石肤响，流元山气灵”五言联（约1933年），又如童大年创作于一九二一年的“史称大国承茅土，民报丰年祀谷神”七言联，即摘抄自此书。这类碑子集联工具书的出版，方便了书家的创作，书家在创作楹联时，只需按照实际需要，照样摘抄即可，免去了自己撰句及安排字体结构之烦劳，对于一般性的应酬而言，颇为便捷。但另一方面，出版方在摘录碑字过程中，往往会做一番技术处理，相比原拓本，字形有所缩小，笔画也因经过描补而显得格外清晰，总之，与原碑字体差异明显。此外，由于编辑者水平参差不齐，释文方面也时见错误。以艺苑真赏社版《汉祀三公山碑集联拓本》为例，六言联集句中的“行大道在来者”，八言集句中的“尤来寇衰治行元氏”，两句中的“来”均应作“求”，王念孙已辨之甚切。又如八言集句中的“叟来东鲁德位惟高”，叟字应作“要”，显然是沿袭了王昶《金石萃编》之误，后来诸家释文早已作了纠正。总之，民国初年，此类碑帖集联工具书的出版及广泛传播，对于楹联书法创作的影响，是一个颇有趣味，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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