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什么不战而退（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竟然是因为不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仅有数万兵力的日军未遭遇像样的抵抗就占领了东北大片国土从当时双方兵力来看，东北军兵力16万，加上警察等非正规武装，共计20万人，是日军兵力的6倍多同时东北军还拥有250-300架飞机及数量众多的坦克、重炮，而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甚至连1架飞机都没有，东北军无论是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是优于日军的，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什么不战而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为什么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仅有数万兵力的日军未遭遇像样的抵抗就占领了东北大片国土。从当时双方兵力来看，东北军兵力16万，加上警察等非正规武装，共计20万人，是日军兵力的6倍多。同时东北军还拥有250-300架飞机及数量众多的坦克、重炮，而当时的日本关东军甚至连1架飞机都没有，东北军无论是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是优于日军的。

如果事件发生初期东北军全力抵抗，是绝对有取胜的把握的。但就是在占据巨大优势的前提下，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却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一、“不抵抗”究竟是谁的命令？

早在1931年7月，蒋介石就曾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的既定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张学良也多次指示部下，“要大家一心一意拥护蒋先生”，遵从“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所以，很多人认为张学良所下达的不抵抗命令必然是得到了蒋的授意。

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谈话时就曾说：“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

不过郭维城所说却有很大的问题。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出师讨蒋，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九一八事变当晚，蒋介石并不在南京，而是正从南京乘坐军舰前往南昌督战。根据现有的史料可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给张的最早的一封电报是9月19日晚上8点发出的，内容是：“限即刻到……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近情盼时刻电告。”

由电报内容可知，蒋介石在19日晚上才接到消息，日军进攻沈阳，同时要求张学良实时报告最新情况。所以18日当晚还在军舰上的蒋对日军发动突袭尚不知情，更谈不上用电话回复张学良要求其不抵抗了。

张学良在晚年接受采访时也多次承认，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命令下完之后才电告南京。而关于不抵抗是否是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也说：“现在好多人替我辩白，说是当时是中央怎么样，我不能把责任推到中央去。我自己是不想把这件事扩大。”

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会在日本人侵略国土、杀戮同胞之时，下令20万东北军不抵抗，导致东北沦陷呢？

二、张学良下令不抵抗的原因是什么？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正在北平的剧院中出席慈善义演，晚10点半左右，日军进攻北大营营团的消息传来，张急忙赶回驻地，并于当晚召开东北军在平高级将领会议，张在紧急会议上表示：“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坏路轨事件，诬称我方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可见，张学良对此次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居然是避免给日军留下口实。1936年，张学良在《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中也说：“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又说到：“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

显然，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仅仅是他不相信日本人会来真的。

三、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该怎么解读？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两个月，日本关东军频繁进行军事演习，气氛已相当紧张。当时张学良就是否对日作战与蒋介石交换过意见，蒋的回答时：“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11日，蒋在江西抚州给张的电报中也说到“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这也符合蒋所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

当时，蒋介石政府虽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其所辖军队仅限于嫡系中央军，各地仍存在反蒋势力。蒋对日尽量避免冲突，以期先解决国内问题。蒋的这一政策也深得张学良心意。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对日军企图简单理解为类似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当时蒋的处理方式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张才敢在未请示中央的前提下下达不抵抗命令，这也是其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解读。

不过，蒋介石就是否与日交战始终强调的是“时机未到”，并非是面对侵略时的完全不抵抗。在对待锦州问题上，蒋明令张学良：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不过当日军逼近锦州时，张学良却下令军队撤出。

另一件事也能说明蒋的对日态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问蒋介石，淞沪遇到威胁时怎么办。蒋电令何应钦“应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同时，为了防止日军从青岛登陆，蒋还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渠，“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随后又命令上海市长张群如遇日军在华界挑衅，应该集中配备进行抵抗。

从这一系列部署来看，蒋是其实是做好了抵抗的决心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依然坚持认为“虽然在蒋介石的幕僚中有很多亲日派，蒋仍然是抗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