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接见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中元朝繁华景象下的百姓真实凄惨生活）

序言

《马可·波罗游记》是公元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记述他游历东方的长篇游记，他依据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讲述了一个令西方世界震惊的美丽神话。

在游记中，他将当时的元朝描绘成昌盛强大，富庶繁荣，城市发达的幸福国度，不过在小编看来，马可波罗的目的是让地理遥远的西方人认知中国，打开神秘的东方面纱，游记只是部分且夸大的展示元朝的社会现状，以吸引眼球。

最后马可波罗的目的达到了，14-15世纪，欧洲怀揣对东方财富的向往，开启大航海时代，而真实的元朝要比游记描绘复杂的多。

马可波罗笔下富裕繁华的大元帝国

公元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据说在他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曾到大都，朝觐过蒙古帝国大汗忽必烈。

在父亲的渲染下，马可波罗对东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游历中国，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和他的父亲、叔叔等十几位旅伴出发前往中国。

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霍尔木兹。

由于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能改走陆路。他们越过荒凉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跋山涉水，克服疾病、饥饿的困扰，终于来到中国新疆。

马可波罗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一切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

游记中记载，他们向东出发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壁画，然后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元朝的北部都城上都。

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马可波罗历经四年终于抵达他内心的理想之国，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呈上教皇的信件礼物，并将马可波罗介绍给忽必烈。

后来忽必烈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在学习了蒙古语和汉语后，马可波罗便开始了他游历中国的历程。

他将这一路上的所有见闻都记录到游记中，其中大量篇幅记载元朝无穷无尽的财富。

比如带有花园和人造湖的宫廷，装载银具和宝石的大象，排水系统发达的街道，在大运河上川流不息的商人船只，沿海港口停泊着比欧洲人所知道的还要大的船只，以及生产香料、丝绸、棉和瓷器的城市。

尤其是对杭州不吝溢美之词，说杭州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西湖），周围达30英里，风景优美。

由于游记中大部分以百万为单位来形容，马可波罗被欧洲人戏称为百万先生。

总之，游记中盛赞了元朝的繁盛、工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丝绸的华美、都城的壮丽、驿道的便利以及纸币的流通。

可以说，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者都无限神往，直到1292年，在中国呆了十七年的马可波罗才返回意大利。

而《马可·波罗游记》是在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俘后，在狱中由他口述，作家鲁思梯谦执笔形成的。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游记的真实性和夸张成分，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需要辩证的思维对百姓生活状况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元朝的A面——活跃外向的商贸经济文化

确切地说，元朝在重新统一华夏后，继承了南宋“农商并重”和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相比明清而言，元朝是一个相当活跃开放的时代。

一直以来，蒙古人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较少，所以元朝提倡商业，东南沿海港口仍然是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国际性大都市。

元朝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在经济总量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而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

由于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元朝建立了世界最早的完全纸币流通制度，元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

同时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在农业方面，元朝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虽然在整体生产力方面不如宋朝。

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

元初时期著名棉纺织家黄道婆改进纺织工具和技术，比外国先进好几百年，工效大为提高，当时的松江府以及整个长三角地区一跃而为中国著名的棉花种植基地、棉布纺织中心。

繁荣的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助长了人口的兴旺，户口数从1260年的142万增长到1293年的1400万。

1294年元朝实际的开创者元世祖忽必烈死后，中间虽有波折，但直到1341年元朝户口数量达到1800万。

另外，元朝在思想文化上十分包容，坚持兼收并用的主张，除了儒家思想，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三教九流，莫不崇奉“。

所以乍一看上去，我们会认为元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经济繁荣、百姓幸福感极高的朝代，可是在很多舆论场合，普通百姓会梦回汉唐，文人知识分子缅怀宋明，从未有人追思元朝。

这里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异族人统治的缘故，而是普生活在元朝的普通百姓过得并不如意，到了元朝中后期，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一般。

元朝的B面——民族歧视和阶级剥削为历朝之最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人在数量规模上相较汉人处于绝对劣势。

为了保证蒙古人能够有效控制中原以及维护蒙古贵族的专制统治，他们与来自中亚的民族共同形成统治阶层，同时分化瓦解汉人，这就是著名的“民分四等”政策。

中国人被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他们是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如钦察、唐兀、回回等。

三等是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国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晚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民众，四等是南人，也就是最后被蒙古征服的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不含四川地区的百姓。

此外，蒙古贵族还制定歧视性规定维护其特权，比如禁止汉人打猎、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持有兵器、集会拜神、赶集赶场作买卖、夜间走路等。

在对外征伐征用全国马匹时，色目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

至于政治资源更是把民族歧视体现的淋漓尽致，州府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而且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时，则由中亚人担任。

最过分的还是烧埋银制度，即汉人打死蒙古人需要偿命，而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即可。

如果元朝仅仅在政治上搞民族对立倒不至于撑不过百年，元朝在经济剥削方面也是相当的狠。

早在忽必烈统一初期，就以大量财宝赏赐予蒙古封王，由于开支繁重，导致财政日渐紧张，甚至有色目派大臣提出没收江南汉人的家产来弥补亏损，幸亏在汉人大臣的阻止下才没能执行。

不过忽必烈后期堕落骄奢，除了宫廷廪禄、宗藩岁赐，还派遣大军出征越南、缅甸和印尼等国，连年战争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逐渐信任色目派官员。

他们增加税收、追征钱粮，甚至横征暴敛来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最后导致百姓纷纷起义，比如1283年江南人民起义达两百余起，1289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尤其是广州和福建地区的起义规模非常大。

虽然元成宗铁穆耳继位后一度休养生息，情势有所好转，但滥增赏赐、入不敷出、财政匮乏等顽疾始终存在。

随着时间推移，蒙古统治阶级贵族日益腐化，权力斗争愈演愈烈，政府卖官鬻爵，贿赂敛财的花样无奇不有，史书记载:

“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 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除了贪腐，蒙古贵族还占有大量田土，不仅如此，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田土分赐给他们。

忽必烈赐给大臣的田地一次不过百顷，后来增至千顷、万顷。赐田多从北方转向江南膏腴之地。

蒙古贵族还从农民手中抢夺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导致“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的结果。

而且他们变本加厉地向汉人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过元朝皇帝和蒙古贵族的贪污腐化和无节制的挥霍，政府财政资源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为了弥补亏空，除了加重税收，还不顾市场需求的滥发纸币，造成币值急速下降，通货膨胀严重。

除了人祸，还有天灾，进入14世纪，元朝水旱灾害频繁，1333年的京畿和江浙水灾洪涝，饥民达一百万，1344年黄河连续决口三次，饥民遍野。

百姓忍无可忍只能揭竿而起。所以在阶级民族矛盾如此对立的情况下，元朝历经97年就灭亡了。

小结

元朝除了忽必烈执政初期，从他后期到元朝灭亡的八十年间，农民起义就没断过，这在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都是少见的。

《马可波罗游记》把一个外表光鲜美好的事物呈现在世人面前，却没有深刻的揭示社会的阶级面貌和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

所以如果你问元朝时期百姓生活如何，小编只能引用元代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中的一句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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