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诗集荒原（T.S.艾略特试炼与重生）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

100年前，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一首题为《荒原》（The Waste Land）的晦涩长诗横空出世。

当时，34岁的艾略特还是位美国公民，在伦敦金融城的劳埃德银行谋了份“客户经理”的差事，年薪500英镑的收入虽不算少，但还不够他买房。高强度的工作，外加患有精神隐疾的娇妻，一切的一切，都令他心力交瘁……

“既非活着，也未死去，我一无所知，望向光的中心，寂静之所在。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也许出于对艾略特工作的认可或对“工伤”的补偿，1921年秋，公司给他放了三个月带薪假，神经衰弱的诗人得以游历欧洲，最后前往瑞士洛桑，探访友人给他介绍的心理名医。正是在此期间，艾略特整理了此前撰写的诗稿片段，添加一路见闻与感悟，完成《荒原》初稿，并顺道在巴黎交给了自己的“伯乐”埃兹拉·庞德，请他批评指正。听取庞德的修改意见后，艾略特对诗稿进行了大幅删改，并将之献给了好友庞德——“更卓越的巧匠”。

1922年10月，《荒原》在伦敦首发于艾略特自己主编的文学杂志《标准》创刊号，11月刊登于纽约的《日晷》杂志，同年底在美国出版单行本。

《荒原》被视作“欧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当时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宣示了一战后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反映了一代人理想和精神的幻灭”。但艾略特反对这种解读，他强调，先是幻灭，后是重生。

《荒原》发表后5年，经历“外患内忧”的重重试炼，艾略特坚定了他的基督信仰，于1927年受浸归主，并加入英国国籍。他后来声称，自己是“宗教上的英国天主徒，政治上的保皇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1943年，艾略特又发表了“跫音在记忆里回响”的时间之诗《四个四重奏》。1948年，他“因对当代诗歌杰出、开拓性的贡献”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

在20世纪的英美诗坛，艾略特是开启一代诗风的先驱，他和他的《荒原》，对中国的现代诗也产生了极大影响。《荒原》1922年在英国首版，1923年，茅盾在《文学》周报的“几个消息”中就提到了艾略特；1927年末，朱自清在《小说月报》刊发时任清华教授R·D·詹姆逊一篇《纯粹的诗》，涉及艾略特和保罗·瓦莱里等诗人，“我们若要懂得（他们）的工作，应建设一种新理论。”

1928年6月，署名“仙鹤”的一位作者在《新月》上发表了一首《西窗（In imitation of T.S.Eliot）》，诗的最后三行：“这是谁说的：拿手擦擦你的嘴，这人间世在洪荒中不住的转，像老妇人在空地里捡可以当柴烧的材料。”这里的“谁”，便是艾略特，在早年诗作《序曲》（1917）中，他写下结尾：“用手抹下你的嘴，大笑吧，／诸天旋转，一如老妪／在空地捡煤渣。”

而那只为了“模仿艾略特”隐姓埋名的“仙鹤”，正是大名鼎鼎的徐志摩。他曾向胡适推荐艾略特的诗，又半开玩笑地介绍叶公超，“这是一个T.S.艾略特的信徒。”1934年，叶公超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专论，总结艾略特的诗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有进一步的深刻表现法，有扩大错综的意识，有为整个人类文明前途设想的情绪。”晚年，叶公超不无得意地回忆，早年在英国常和艾略特见面，“大概第一个介绍艾氏的诗与诗论给中国的，就是我。”

九叶派诗人辛笛在爱丁堡求学时也有机会坐进艾略特的讲堂，在他印象中，那个“衣冠楚楚、叼着板烟斗”的现代诗人，让他一下就想到叶公超，“他俩有相似的绅士派头，骨子里还有讥讽意味。”叶公超再论艾略特，是为其弟子赵萝蕤的《荒原》译本作序，后者受现代派旗手戴望舒之邀，翻译了这部“当时震动了整个西方热得灼手的名著”。

1937年，25岁的赵萝蕤首译的《荒原》中译本出版，此后成为几代人阅读的经典译本。“《荒原》究竟是怎么回事，艾略特究竟在混说些什么？这是一片大的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大荒原。其中的男女正在烈火中受种种不堪的磨练，全诗最末一节不妨是诗人热切的盼望‘要把他放在烈火里烧炼他们’，也许我们再能变为燕子，无边的平安再来照顾我们。”赵萝蕤坦言，她翻译《荒原》“曾有一种类似的盼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大时代里，这其中的喜怒哀乐，失望与盼望，悲观与信仰，能有谁将活的语言来一泻数百年来我们这民族的灵魂里至痛至深的创伤与不变不屈的信心。因此我在译这首艰难而冗长的长诗时，时时为这种盼望所鼓舞。”

1946年夏，陈梦家在哈佛见到回美探亲的艾略特，打电报给在芝加哥大学读博的妻子赵萝蕤来与“诗星”相会。7月9日晚，艾略特邀赵萝蕤在哈佛俱乐部共进晚餐，赠她签名照和新诗集，还为她朗读了《四个四重奏》的片段，希望她能继续翻译他的诗作。交谈之际，赵萝蕤观察着眼前这位学问渊博诗艺精湛的文坛奇人，“他高高瘦瘦的个儿，背微驼，声音和举止有点发颤，好像心里并未得到‘无边的平安’，那年他才58岁。”——当时的赵萝蕤不会想到，此后她将历经试炼，度过与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三十多年时光。

1953年，留美归来的穆旦不再创作现代诗，开始以本名查良铮翻译雪莱、拜伦和普希金，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偷偷译起青年时代喜爱的艾略特和奥登。这些译诗被收入穆旦的遗作《英国现代诗选》，迟至他去世八年后（1985年）才出版。夫人周珏良在序中回忆，早年穆旦曾将自己的若干首诗译成英文，“当时一位美国诗人看到了，说其中有几首诗像艾略特。”穆旦自己曾作解释：“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辞句写成诗……这样表达出的思想，比较新鲜而刺人。”他所继承的，正是艾略特反“浪漫”的浪漫和对“智性”的运思。

“我相信从没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他们毫无抵抗力地暴露在现今各种影响中。从没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读点书的人读活人书的数量远超过读死人书的数量；从没一个时代这样极端狭隘、与过去全然隔离。”

上世纪初万物失序的离乱战火中，艾略特以斗士的姿态，确立了某种古典主义的复兴，今天的我们，确乎能从中听到历史的回响，寻见现实的映照。

“我们想着钥匙，人人都在狱中／想着钥匙，每人认定一间牢房……”《荒原》中的诗句，是艾略特对个人和时代困境的拷问：古典教育的式微、历史意识的消亡……诗人在荒原旷野渴求活水的泉源，试图挣脱“此时此地”的捆锁，以谦卑的姿态融入“光的中心”、某种更为深远自由的秩序。100年后，当我们重读其人其作，也许又能听到那把钥匙开门的声音……

葬仪

“虚幻之城，／冬晨的褐雾下，人群泱泱流过伦敦桥，那么多人，／我没想到死竟毁了那么多人。”

《荒原》第一章中，艾略特描绘了一座死寂、恐怖、坟场般的伦敦。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的残酷性给他的精神世界涂上了悲观怀疑的色彩，“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都被这场巨大的悲剧所吞没，人们几乎不再有什么个人经验或情感了。”

在艾略特笔下，陈尸屈辱的日常生活与但丁笔下地狱边缘的景象相似，他援引《神曲·地狱篇》第三章：诗中的死者在世时没有立场，避免表态，死后就跟着一面无名的旗帜奔走，但丁目睹“这一列阴魂逶迤而来”，发出感喟：“我没想到死竟毁了那么多人。”

撇清与前代英美诗人的渊源，艾略特常说，自己上承的是但丁和波德莱尔的传统，后者教给他“现代都市的藏污纳垢之处”拥有诗性的可能，告诉他“卑污的现实与变化无常的幻境可以合二为一，如实道来与异想天开可以并列”。

艾略特188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祖父是牧师，曾任大学校长。父亲经商，母亲出自新英格兰名门，写过不少赞美诗。他在哈佛修习哲学和比较文学时，接触过梵文和东方文化，也曾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

但哈佛本身几乎未给艾略特留下什么印记。1906年冬至1907年春，学校还把他放进了留待观察的试读生名单，尽管他“出勤记录良好”，但“学习进度落后于大多数新生”；1909年秋，艾略特选修了桑塔亚那的历史哲学和白璧德的法国文学批评，这年11月，他写下一批新诗，这些作品源于他私下的阅读和私密的感受，两位教师孤独的教养和读书人的傲骨或曾对他产生影响。很长时间里，艾略特记忆里的白璧德“大多时候都独来独往”。

在哈佛时，艾略特瘦高的身影也偶尔出现在小礼堂的舞会上，他迷人、腼腆，像个巫师一样神神秘秘。他更常光顾的是学生会楼顶《哈佛呼声》的内部办公室，和几个作家俱乐部的成员开组稿会，喝朗姆茶，伴着钢琴上永无休止的德彪西读书。他为自己的体格自卑，于是常去体育馆锻炼胸肌，希望能把胸围扩到46英寸。在大多数同学眼里，这是个深居简出的隐士，总把自己藏在面具之后。

当时，艾略特也被他颇有名望的叔伯引入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在他看来，这个圈子“还没开化”，“但它优雅得让开化和文明都望尘莫及”，他流着这个阶层的血，但在这里却像个局外人一样疏离。后来，艾略特在诗里揶揄他们毫无主见、听凭宣传工具的控制：“读《波士顿晚报》的人们／在风中摇摆，像一田成熟的玉米。”

艾略特在上流社交圈找不到活力，他将搜寻的目光投向贫民区。早年两篇《北剑桥随想》中，他描写酒瓶、碎玻璃、脏兮兮的窗格、草皮上被人踩踏的污泥，还有排水沟里羽毛腻成一团的麻雀。他对这一切既害怕又深深着迷。在这里，学院里堆成小山的整洁的定义与规律显得如此遥远，他的思维停落在城里布满灰尘、罐头、砖瓦残骸的空旷荒地，这是他遭遇的第一个“荒原”，此后他将把这个场景据为己有……

“各种印象——琐碎、怪诞、无常，甚至有种被锋利的钢刀切割的感觉。”1925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写下初读《荒原》的印象。

当庞德拿到《荒原》手稿时，他惊叹于诗中命运的刺痛、伦敦的腐臭和人们在一成不变的日常流程面前无助的妥协，他祝贺艾略特描摹出了这些“畸形的分泌物”的轮廓。

但在《荒原》的初稿中，艾略特还有大量篇幅描摹了他私密的灵魂争战。在庞德的说服下，艾略特去掉了《葬仪》里最具忏悔性的断章：一个诗人忏悔自己滥用天赋以追寻眼前的浮名，愚蠢的追随者追捧那些虚假的成就，用焰火为诗人庆祝；但温暖诗人的却是他内心“不熄的火焰”——他的炼狱之火……

艾略特希望构筑的，不只是《荒原》中的“城市纪实”，他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勾画他的“灵魂自传”，成为“通过强烈的个人经验传达普遍真理的那一类诗人”。

艾略特阅读自己早年的诗作

对弈

“火光下，刷子下，她的头发／披散成了火星点子／燃起词句，而又悍然归于沉寂……然后我们下一局棋，揉着没有眼睑的眼睛，等着敲门声响起。”

读到《荒原》第二章的婚姻场景时，庞德曾在手稿边标注“写照”两个字。对艾略特来说，妻子薇薇恩·海伍德大概是《荒原》里唯一一个并非从他梦魇般的内心走出的角色。她的存在，让现实瞬间变为噩梦，精神饱受折磨的艾略特，“时不时把自己切成小块，看哪块碎片能发出芽来”，然后写下诗行——将令人发狂的心境转化为普遍的戏剧冲突。

1914年2月，哈佛学子艾略特决心像许多美国哲学界领军人物一样去欧洲完成学业。按理说，他应在牛津默顿学院系统学习一年亚里士多德，但他计划暑假去德国马尔堡大学的研习班。可惜他刚安顿下来，战争就爆发了。8月他回到伦敦，10月搬回牛津，在那里一直待到1915年6月。

“我讨厌大学城里的人，他们走哪儿都带着怀孕的妻子、拉拉杂杂一队孩子、好多书，墙上挂着丑陋的照片。”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件中，艾略特抱怨牛津死气沉沉，那里的教授们都以居家为傲，而他的生活里几乎没有女性为伴，他隐隐渴求着某种激情。

1915年春天，艾略特和同学出游划船，遇见了英国女孩薇薇恩，他们相遇三个月后就闪婚了。艾略特那时刚26岁，沉默羞涩的他在薇薇恩面前感到放松：她直率得近乎无礼，但又十分迷人。她喜欢新颖鲜艳的服装——1930年代时身穿披肩和马甲，手里还捏着支烟嘴。男人们喜欢她，但她绝不是绅士们会带回家见母亲的那种女孩。人人都觉得艾略特昏了头，他自己后来回忆，“我以前太害羞、太稚嫩，未曾跟谁有过那种事。我让自己相信我爱上了她，完全是因为我想留在英国。她让自己相信她把我留在英国就将拯救一位诗人。在她，这场婚姻没带来一丝快乐。在我，它带来了写出《荒原》的心境。”

艾略特欣赏薇薇恩的大胆、敏锐和健谈。后来，在他们婚姻破裂时痛斥他无能的，也正是这些他曾为之动心的品质——她先声夺人的雄辩（她形容自己说话带着“强有力的威尔士尖声”）、瞬息万变的情绪，以及无所顾忌的行为。

这场婚姻的角力正面目狰狞地日复一日上演，他渴望夺门而逃，却困“在笼中”，他避着妻子，不理会她连珠炮似的质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什么都／不记得？”面对她暴怒中对交流的乞求，他回以静默的拒绝。薇薇恩在打字机上阅读《荒原》手稿时，倒是对诗里那个神经质女人的咆哮赞赏有加：“好极了，好极了。”

艾略特和薇薇恩结婚后，“恩师”罗素曾担任过他们的“心理治疗师”，他们三人住在罗素的一栋大房子里，艾略特不在时，曾拜托罗素帮忙照顾薇薇恩，但罗素风流成性，他的动机并不像艾略特想的那样无私。当被自己的情人冷落时，43岁的罗素便转向27岁的病弱的薇薇恩……关于这段不光彩的恋情，罗素一直含糊其辞。英国小说家伊夫林·沃的《日记》里曾引录格雷厄姆·格林的一句话，说“罗素始乱终弃，乃薇薇恩发疯之起因也”。

20世纪30年代末，住进精神病院之前，薇薇恩有时会去费伯出版社找丈夫，艾略特会从后门溜走。一位秘书后来回忆：“她很可怜，忧心忡忡，穿得很差，极不开心，她哭的时候会用手拧手绢。”但她也是个心意坚决、不顾一切的女人，她想给艾略特留些他最爱喝的热巧克力，但被告知不可以，于是她就把热巧克力全倒在了信箱里；如果她打听到艾略特在伦敦哪里讲课，就会去课堂外站着，手持一张招贴，上面写着：“我是他的弃妇。”1947年1月，薇薇恩在精神病院去世，当时还不到60岁。

火诫

“于是他把自己隐入炼狱的火中。”

艾略特的笔下，有欲念之火，也有涤罪之火，火是毁灭，也是炼净。

《荒原》第三章开篇，一幅伦敦城狂欢后的衰败景象，原先“甜蜜的泰晤士”，现在周遭已不见仙女的影踪，接着，“我，铁瑞西斯”出现了。（按奥维德《变形记》说法，铁瑞西斯能预卜未来。）他看到了什么？一个女打字员和一个长疙瘩的青年之间有欲无情的关系。他们都已异化成了“人肉发动机”；这件事完了，女打字员仅是用“机械的手”在留声机上放了张唱片……艾略特呈现了被枯竭的人欲燃烧的可怖世界，最后用“烧”字，企图焚毁这一切。

在与薇薇恩地狱般互相折磨的婚姻困局中，39岁的艾略特和他年轻时倾慕的新英格兰女子艾米莉·黑尔再次相遇，随后20年间，艾略特在英国，艾米莉在美国，他们相隔重洋，书信往来，偶尔会面，虽灵魂相契，却守着一段只与诗歌细密交织的残酷距离。

艾米莉是艾略特一生的缪斯、他诗中一系列花园意象的缘起。早在1912年两人初逢时，他就写下《哭泣的少女》等诗作，描摹飞鸟与莲花中走出的女子，轻盈地踏过薄暮的草地。许多年后，那些优美的意象又在《四个四重奏》首部曲《焚毁的诺顿》（1935）中重获新生，在“玫瑰花园”中绽放。

1934年9月，艾略特与艾米莉来到贵族庄园遗址“焚毁的诺顿”。18世纪40年代，这里住着一位威廉·基特男爵，他挥霍成性，以致倾家荡产。精神失常的男爵最后纵火自焚，烧了大宅，庄园名字由此而来。就在这神秘花园的簇拥下，艾略特步入了一个失却了的经验世界。

“秋热”时节是玫瑰一年里的第二次花期，艾略特少年时缱绻而惆怅的爱恋被唤起。“脚步声在记忆里回响，沿了我们没有走过的那条路/朝着我们从未打开的那扇门/进入玫瑰园”，昔日风信子女孩的至福之光在此重现，花园早已干涸的水池里又漾起“阳光充盈的水”，奇迹般地注满、流泻。

但是，艾略特在花园小径前止步了，与艾米莉的相聚让他陷入一连串疑虑与自省：在当下的婚姻情景里，一切能让爱复苏的机会似乎都已化为灰烬，他能被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唤起”，但他无法给出稳定的承诺。此外，他当时强烈的宗教自律也让他无法放下与薇薇恩的婚姻。这多重的困厄像烈火一样炙烤着他，最后锻造成了动人的诗行。

在《焚毁的诺顿》中，艾略特也展现了自我折磨的痛苦，在试炼中吸引神的注意。事实上，早在1914年一组充满宗教情怀的诗作中，青年艾略特就曾在想象里掂量着圣徒艰巨的使命。在早年的一首《燃烧的舞者》里，一个失眠的人整夜听着隔壁的孩子哭泣，忽然看见一只飞蛾绕着火焰的光晕起舞，他凝神望着飞蛾扑火，就像观望一个殉道者，它的痛苦激励着他，就像“火中燃烧的狂欢者”一样“无限迫近极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艾略特完成了《四个四重奏》中的《小吉丁》。战时，他是巡视伦敦街头的民防队队员，他在诗中描绘了一次德国空袭后的情景。走在巡逻路上，一个“熟悉的，复合的鬼魂”引领诗人走过那炼狱般的历程，重新认识他锻造诗行的职责。全诗的最后，火焰和玫瑰合而为一，艾略特确乎越过了荒原，呈现了关于时间和拯救的一种可能性，他的诗歌艺术也更趋炉火纯青。

1947年，艾略特（前排右二）获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视觉中国/图）

薇薇恩离世后，“束缚艾略特的婚姻之网终于消失，但那秘密的爱似乎也被始终缠绕的罪感消耗殆尽，他随后打消了苦等他多年的艾米莉结婚的希望”。在罪与爱的磨折中，他写出了指向永恒的时间之诗。“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是爱。／爱是不熟悉的名字／它在编织火衫的那双手后面，／火焰使人无法忍耐／／那衣衫绝非人力所能解开。／我们只是活着，只是悲叹／不是让这种火就是让那种火把我们的生命耗完。”

水殒

“海下一潜流／窃窃然啮噬他的尸骨。浮沉一瞬间／他已历尽苍老与青春／涌入大漩涡。”

从《荒原》第三章结尾到寥寥数行的第四章，艾略特由罪污的伦敦转向他的祖居之地新英格兰。在这里，北大西洋上，一群渔民远离堕落的城市，冒着葬身大海的危险，航向他们梦中的圣地。

在他笔下，葬身大海仿佛并非一场灾难，更似人的净化与超脱。对于艾略特自己的朝圣航程而言，那也许是他受洗后为活水所涤净的重生。1926年，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面对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圣殇》时，深受触动，双膝跪了下来；1927年6月，他在英格兰的一个小村子里接受了洗礼。1929年，他谈论说，“唯有基督信仰使我与生活和解，否则，生活令我生厌。”

苍老的他，的确又经历了青春。1957年，在他去世的八年前，“当他像一个悔罪修士般度过薇薇恩去世之后的十年禁欲隐居生活之后，在生命最后一个阶段却从烈火中抽身而出，闪电式地和他的崇拜者、秘书瓦莱里·弗莱彻缔结新的婚姻，并享受年轻女子带来的美妙晚年”，她知道“他是多么需要家庭生活”。

对于这位越过《荒原》的传奇诗人，不少人似乎还无法接受他的平凡渴求、甚至有了真正“家庭团圆”的美好结局。《伦敦书评》创办者玛丽-凯·维尔梅斯曾写过一篇幽默小文，回忆她刚毕业后去了费伯出版社，“没其他人在办公室时，我会看他（艾略特）的秘书为他打的信，发现他会感谢别人‘彬彬有礼’或‘和蔼可亲’的来信，真有点倒胃口，他怎么能用这么俗不可耐的字眼呢？还有他的穿衣选择——浅蓝色法兰绒西装：一个诗人、哪怕年纪大的诗人，肯定应该穿正常的粗花呢，或者黑衣，或者整体上更奇异的衣服吧？最糟的是，有天晚上我看到他站在楼梯顶上，握着瓦莱里的手。一个如此年长如此伟大的诗人怎么能让别人看见他在公共场合握着妻子的手呢？”

艾略特的一位好友曾半开玩笑道：《四个四重奏》之后，艾略特变成了“一个好人……不需要再写诗了”。

雷语

“舍予、同情、克制。”

整首《荒原》的结尾，是三声雷鸣般的召唤。

终其一生，艾略特都着迷于圣徒的动机、行为与成就。正如他在1941年写下的，只有圣徒们了解“在爱中死的一生，／热忱、无私与献身”。

回看他的《荒原》，诗人似乎早已领受了某种“异象”，预见到自己的一生。《葬仪》中，那个波士顿青年哼着20世纪初的小调儿，在美酒、女人中寻欢作乐，但不久就兴味索然；草率的婚姻让他和敏感热烈的妻子都陷入了不幸的婚姻，在《对弈》中彼此折磨互相耗损；对罪的痛苦觉察居于《火诫》的核心，显示了惩罚必将到来；《水殒》中，他做出向死而生的抉择，试图让水涤清所有的罪与悔恨；最终，他在轰鸣的《雷语》中达到彻悟，重生盼望。

1948年，艾略特“因对当代诗歌杰出、开拓性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多年之后，在写作奠定他不朽声誉的长诗《四个四重奏》期间，艾略特曾作了简要回顾，“一首诗可能恰好对一个懵懂的青年／发生，但一首诗并不是／诗——诗是人生。”

艾略特两首最伟大的作品《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似乎都直指各自的时代发声，但也都在私密的个人经历中概括了一切时代的现实。众人对艾略特的描述常是矛盾的：他时而风趣，时而虔诚，时而温馨，时而冷漠。由此还生出一种猜想，认为他老谋深算地玩弄着一张张面具，但无视了他诗歌中情感的整全。只有借助诗歌，我们才能看见那个完整的人。对他来说，那些能激发他某种感受的人类联结才是最重要的——恐怖或热情——只要它够强烈、够极端，能让他在“常人感受的边界之外震颤不已”。

还在弥尔顿学院读中学时，艾略特一位室友的祖母收集的一只中国坛罐，曾让他艳羡不已，某种程度上，这只坛子代表了他所向往的古典艺术。一个中国的坛罐创造于时间中的某个点，却能“静止/永久地在其静止中运动”。

艾略特志在复兴的那种人生，他已在《焚毁的诺顿》题记中指出，两条路一样都能通向完美：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前者是仰望那由“光的中心”所指引的路，人的心智得以在其中成长纯熟，后者是俯身谦卑降服的道路，承认自己的罪性与局限，在试炼中不断重生。

理解这位精神求索者所经受的试炼：他的缺陷与疑虑能让一切过着不完美人生的我们找到共鸣。内心经历种种磨难时，艾略特依然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每日仍戴着圆顶高帽乘地铁上下班，头发梳向一边，或许还略抹了些发油。在伍尔夫的记叙中，1940年，她看到“一只硕大的黄铜面具耷拉在一副铁架子上，一张压抑、紧张、线条下垂的脸——好像时刻要被沉重、私密的忧思绞死”。

1940年，德军对伦敦的空袭开始了，艾略特自身对苦难的耐受也帮助着战时的人们，2月8日他写道：“寄希望于任何立竿见影的改变是不现实的；比起让世界瞬间焕然一新，我们更愿意寄希望于微小的、一时一地的开始……我们抱持的希望必须能熬过这全人类的灾祸，在最漫长的黑夜都不会熄灭。”

(参考资料：《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英]林德尔·戈登著，许小凡译，上海文艺出版社；《艾略特文集》，卞之琳、李赋宁、李文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艾略特诗选》，黄国彬译注，九歌出版社；《四个四重奏：艾略特诗选》，裘小龙译，译林出版社；《T.S.艾略特的艺术》，[英]海伦·加德纳著，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T.S.艾略特传》，[英]约翰·沃森著，魏晓旭译，陈玉洪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神的舞者：致T.S.艾略特》，[英]特德·休斯著，叶紫译，广西人民出版社；《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湖南人民出版社；《谁不爱被当成圣人对待》，[英]玛丽-凯·维尔梅斯著，盛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爱欲与哀矜》，张定浩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