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全文朗读者（苦难辉煌节选）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的激动，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的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糅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吗？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

　　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

　　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

　　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命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

　　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被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将其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预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吗？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吗？

　　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吗？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吗？

　　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

　　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

　　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

　　被革命之力推到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未来走向的判断却截然不同。

　　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的关系，实行以南压北的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10天之内，几乎每天都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

　　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越飞完全同感，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认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无使此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

　　越飞的不信，则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则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重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乎中国国情。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3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党(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孙中山看到的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他后来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致函，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孙中山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1920年11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1920年4月来华，首要任务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其中既包含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包括帮助中国国民党进一步发展——“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甚至隐现着后来国共合作的身影。

　　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经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4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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