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小楷写经大全（从敦煌写本看古代书写的临摹及传习方式）

龙友，书法家、书法史论研究者。长期致力书法普及教育及推广工作。

1984年9月生于江西永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印刷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讲师。

2006年江西师范大学陶瓷艺术专业本科毕业。2012年获江西师范大学油画方向硕士研究生学位，导师张鉴瑞先生。2018年获中央美院博士学位，导师邱振中先生；同年以论文《从杨凝式到欧阳修：五代至宋初的书写》获中央美术学院“优秀论文”奖。2019年3月至2021年3月，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工作，合作导师邱才桢先生。

书法作品获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作品中“优秀奖”（全国奖）、第六届楹联书法展二等奖等。参加第九、十届“兰亭论坛”。

2012年举办“游目骋怀——龙友书法作品展”（江西师范大学美术馆，南昌），2013年举办“三十而立——龙友书法作品展”（荣宝斋美术馆，北京），2018年举办“涵泳——龙友书法作品展”（荣宝斋书法馆，北京）等。

尚艺书院全国大学生书法研修班授课摘要

从敦煌写本看古代书写的临摹

及传习方式

龙友

授课时间：2022年8月9日

授课地点：北京尚艺书院

敦煌遗书的数量总共六万多件，分散于欧、亚、美等九个国家的八十多个博物馆和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另有部分私人收藏。敦煌遗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在当时实际是寺院的藏书，故佛教典籍是主体，约占90%。还有少量道教、景教和摩尼教的典籍。此外，还包括历史、地理、社会史、通俗文学、古籍及科技文献等内容。

另还有大量无意间形成的内容：习书残纸。

习书残纸反映了古代社会不被文献所记录的书写实相。研究习书残纸，有利于还原古代书写的传习模式：古人是如何临贴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古代书写传习过程中的主导观念。

一、庄谐杂粹：敦煌及西域写本中的临摹。

长寿元年（692）十月，唐朝复置安西四镇，并发三万汉军驻守西域。此后必定有不少通文墨的中原官人进入西域地区，中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大量流入安西四镇地区。随军的儿童也要学习书法，《尚想黄绮帖》的习字更可能出自学童手笔。吐鲁番、库车、和田出土抄本、习书《兰亭序》、《尚想黄绮帖》的发现，说明唐内府藏右军书目所著录的这些法帖，不仅仅为皇家所欣赏，同时也流入民间，传播广远，成为敦煌、西域地区学童模仿的对象，也是中原文化西渐的表征。

—— 引自《<兰亭序>与<尚想黄绮帖>在西域的流传》

二、变古为新：西域写本所喻示的书写传统。

敦煌文书大量的习字残纸，为我们提供了古人书写状态及学习方式的另一个面相。通过上图可以看到，这位学书者正在按照老师的范字临摹。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刻画外形，他的字形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如“欠”、“力”等字。或许，他们很想接近理想的形态，但诸多“力”字每一处折笔的变化告诉我们——“生成”的书写与“组建”的书写之间存在霄壤之别。

“生成”式的书写最大的动力在于为生活服务，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调整、添加，以“日新”的状态使书写的基底不断变得坚实有力，人们或许不会因为字的美丑而感到焦虑。经意的书写和不经意的书写共同成长，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有质量的书写整体。当人们的自觉意识逐渐上升，日常书写与“组建”的书写之间逐渐分离，甚至使两者之间产生巨大的鸿沟。

三、生活的动力：敦煌遗书中的“日常性”特征。

P.2912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康秀华疏：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三枚三十五两，麦一百石，粟一十五石，粉四斤，充写经值。纸墨笔自供足。

换算：银一两折麦三石，三十五两共折麦一百五石。胡粉一两折麦四石或五石，四斤为六十四两，共折麦为二百五十六石，或三百二十石。写大般若经一部共合麦粟四百七十六石，或五百四十石。

敦煌习字的日常“偶发性”特征，使追求“美”的功利退居其次。不以“美”为内在驱动力，而更加关切生活（生计）。但他们的“功利性”并非没有，而大多数时候体现在，书写为改善生活而进行。“美”是自觉，这种自觉来自整个环境的熏陶。个体几乎无法抗拒大潮的行进，晚唐的书风的变化，他们只能顺应。

无论是为了适应政府工作，还是满足生计所需，他们的书写都是在“日常”的心态中培养出来的。

四、放其形骸：回归生活叙述的书写实验。

时刻投入在书写基底的改造中，让书写和语言无间，在身体中“生长”。

龙友老师课堂剪影

尚艺书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