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影视形象（红色丽人不爱当明星）

1934年《电通》半月画报第1期封面，陈波儿

在进入延安之前，陈波儿( 1907-1951)最重要的电影作品有五部：《青春线》(1934)、《桃李劫》(1934)、《回首当年》(1935)、《生死同心》(1936)和《八百壮士》(1938)。

1935年7月19日出版的《电声》杂志第4卷第29期上是这样介绍陈波儿：“陈波儿对于中英文均有根底，长口才，滔滔善辩，在学术方面为电影女明星最有教养之艺人。”

1934年11月21日出版的口袋杂志《玲珑》第161期内页，当时的影坛新人陈波儿与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的外景地

陈波儿曾在格致学院及中国公学读书，受过很好的教育。

她1934年涉足影坛，加入了明星影片公司，曾主演《青春线》。随后，陈波儿加入“电通”，主演《桃李劫》。

与其他影星不同，陈波儿从一开始就是主角，成为电影明星。

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而《桃李劫》又博得各方佳评，遂为全球所聘，远走香港，主演粤语电影《回首当年》，摄毕回沪，“电通”即以优渥待遇与之签订。影坛上这样顺利地短时间内达于成功之境的，环顾影界可谓别无他人。”

在“电通”陈波儿是台柱明星。“电通”停业后，她再次加入“明星”。

电通影片公司女演员合影于1934年7月，左起蓝苹、吴湄、王莹、陈波儿

左起：陈波儿、蓝苹、陆露明、王莹拍摄于1934年10月

要知道“电通”后来之所以闻名于世，让世人睁大眼睛重新审视，皆因为该公司签下了三位“赤色之花”——陈波儿、王莹(1913-1974)和蓝苹(1914-1991)。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个蓝苹后来在掌权时，对了解她底细的上海电影人士，进行无情的“清缴”，而和她以姐妹相称的王莹更是下场惨烈。

陈波儿和儿子任克

陈波儿在香港从事近3年的革命活动，1934年带儿子任克重返上海，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与赵丹(1915-1980)主演了《青春线》。

陈波儿(右)在电影《青春线》(1934)的片场

《明星·战士·人民艺术家：陈波儿传略》这本书的传记作者王永芳这样写道：“1934年12月12日，《青春线》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映。这部影片因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表现了青年人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且演员大多是由舞台转向银幕的新人，特别是陈波儿，她的表演才能早已为人们所称道，所以，放映后引起了轰动，影迷们争先恐后地去看这部电影，到处传说着“陈波儿枪杀姜尼克’的故事。众多新闻媒体也做了报道，一时电影《青春线》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大大提高了演员名声。”

作者:王永芳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年:1994

因此陈波儿参加该片的拍摄，与明星公司签订演出都有左翼影人的参与，在民国23年5月17日签订的这份合同上，该片的演出薪金为300元。

电影《青春线》(1934)剧照，赵丹和陈波儿

陈波儿的第二部影片即是电通公司的《桃李劫》。这部影片的拍摄，是司徒慧敏(1910-1987)邀约陈波儿参演的。

出演《桃李劫》时，陈波儿与电通签订的是演出合同，该合同的服务时限为三个月一一自民国23年5月16日起至民国23年8月15日止，陈波儿拿到的演出薪金为300元，其中150元是签合同时付的，另150元影片完成后付。

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桃李劫》是“电通”的开山之作，此片的编剧是袁牧之(1909-1978)，影片写的是：建筑工艺学校毕业生黎丽琳与表兄、同学陶建平相爱、结婚。他们抱着“为社会谋福利”的理想，从学校走向社会，结果却遭到了黑暗社会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以致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

陈波儿和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袁牧之是叱咤舞台的戏剧界风云人物，在该片中任男一号。女一号则是从“明星”公司借调过来的陈波儿。

但《桃李劫》拍摄时的最根本问题还在于执导该片的应云卫(1904-1967)原是热爱话剧的“孟尝君”，缺乏拍片经验。

有一次，司徒慧敏与当时在场的夏衍同男一号发生激烈争论。

陈波儿和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袁牧之正演男主角与卧病的女主角生死诀别的镜头，坚持要把一大段话讲完，为的是展现舞台演员的本事，结果这镜头拍下来就费了700多尺胶片。

司徒慧敏既心疼又好气：本来拍100多尺就行了，电影有剪接等各种手段。

陈波儿和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如此运作，该片耗时近半年之久，大大超出一般制片的周期，拿出的样片故事线索不够清晰，舞台表演痕迹太过明显，语言、动作不够真实自然，无法面世。

加之当时电通公司资金单薄，《桃李劫》果真成一劫。还是夏衍挺身而出，领着大家共同协助导演应云卫、摄影师吴蔚云(1907-2003)、剪辑陈祥兴(1910-1993)，进行两个月的补戏，重新剪辑、配音。秋末，《桃李劫》才起死回生。

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12月16日，《桃李劫》在金城大戏院上映，大获成功。

有报道说：“《桃李劫》的大饭店一场……所用电力，竟有五万瓦之多，实在非同小可。灯光的高热，没有影响演员的表演。为了塑造好角色，陈波儿显得心事重重，进餐时也若有所思，简直不能下饭。”

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在影片中，陈波儿的表演优美细腻，感情真挚，贴切入微地展现了黎丽琳由新婚时的愉快到失业后的焦虑以至贫病中的痛苦的感情变化，思想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塑造了一个性格温柔沉静、富于理智的知识女性的艺术形象，并触及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青年失业、民不聊生的社会问题，鼓舞青年们起来斗争。

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在电影的最后，这个从楼梯滚下去的镜头，当时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北利在《表演技术随感》一文中写道：“陈波儿初上银幕，在《桃李劫》里她是最努力的了。在《西线无战事》里，她扮演妹妹，在《梁上君子》里，她扮演律师太太，在《桃李劫》里，她却扮演一个从活泼的表妹到妇人的角色。在处女时代，她那羞嗔的态度，结婚后的妇人气，产后的疲困，却很毕肖，至于从楼梯上滚下一景，更是富于感情的压力……”

《良友》第51期封面，陈波儿

陈波儿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质朴真切的表演技艺，立即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和欢迎，从而使她成为当时著名的电影演员。

比及《青春线》，《桃李劫》让陈波儿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声誉，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毕业歌》更是传唱一时。

《影舞新闻》第1卷第12期封面，陈波儿

《桃李劫》的拍摄成功，受到了进步舆论界的一致赞扬，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的极端仇恨。他们称“电通”为“赤色的大本营”，并派遣特务，对“电通”的工作人员进行盯梢。

在电通公司编辑发行的《电通》半月画报上，在全部13期中，陈波儿是第一期和第十一期的封面人员，其在“电通”当中核心演员的地位毋庸置疑。

1934年12月5日出版的口袋杂志《玲珑》第163期内页，报道陈波儿去香港拍戏的图片新闻

在“电通”，陈波儿也遇到一件不开心的事，因为香港全球影片公司与“电通”有技术合作关系，即“电通”为“全球”提供“三友式”录音机和录音技术，陈波儿作为特派演员被派到香港主演了《回首当年》一片。

1936年《明星》半月刊第6卷第3期封面，陈波儿

该片的导演为关右章，主演为陈波儿、游观仁、陆小仙、许曼丽，这部改编自粤剧《斗气姑爷》的影片，是部低成本、一两周就可拍竣的粤语电影，讲述了一个丈夫在外寻花问柳，而妇人在家恪守妇道和孝道，丈夫死后还为之守节的故事。

1935年《电声》杂志封面，陈波儿

陈波儿觉得这部戏思想和情趣都与她相差甚远，很不想演。

但此片是司徒慧敏与全球影片公司导演苏怡(1900-1985)牵的线，而且陈波儿与“电通”有演员合约也推脱不掉。

为了入戏拍一场掉泪的戏，陈波儿只好请好朋友王为一(1912-2013)到片场给她放悲怆的音乐听。

明星影片公司群星合影

1936年第5期《戏剧周报》上，刊登了介绍陈波儿的文图

陈波儿1934年11月赴港，1935年春节过后返回上海，而这一年的年底，“电通”公司停业了。

“电通”剪辑师陈祥兴回忆，公司结束前，正在拍摄孙师毅导演的《街头巷尾》，该片的主演正是陈波儿。

陈波儿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1936年6月1日至1938年5月31日，陈波儿和部分“电通”的创作人员于1936年转入改组后的明星影片公司二厂，她也与明星公司签定了为期三年的演员合同，薪酬为每月200元。

陈波儿在回“明星”后的首部电影是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片《生死同心》，她在该片中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妇女的鲜明形象。而在这部电影里和她搭档依然是袁牧之。

陈波儿和袁牧之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即使放到现在，这也是中国最情意绵绵的镜头，而之后，袁牧之让赵丹和周璇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亲吻镜头

而这时的袁牧之同时也在筹备《马路天使》(1937)，并同时周旋于赵慧深(1914-1967)和陈波儿之间，好在陈波儿志向并不在男欢女爱，一心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而努力。

陈波儿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在明星公司1936年7卷4期《明星半月刊》上，陈波儿撰写了《关于赵玉华》一文，文中称：“很诚意的向观片的朋友们、我们的导演应云卫和剧作者阳翰笙(1902-1993)很抱歉，因为我在这张片子里没有很忠实的演出，原因固然是我们开拍的时间太匆忙，没有工夫把全剧统一去理解它，以致不能将赵玉华这个意志模糊的女性，很细腻的从心理上如何受客观环境所影响而转变到她参加革命的阶段来演出，只是依靠故事的自然开展而转移而已。”

陈波儿和袁牧之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这部影片相比《桃李劫》而言，显然也没有给陈波儿以精神上的满足，尽管在《明星半月刊》7卷3期奥尼撰文赞美道“陈波儿在这里是个很典型的女性，她曾为失去爱人而伤感，但最后却获得了她的新生命，为更有意义的事业去努力，是值得许多沉湎于爱的酒杯里之女孩儿们自勉的一个人物。”

左起：袁牧之、陈波儿、英茵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陈波儿却说：“在国难十分艰难的今日，《生死同心》所能指示给我们的，当然是太不够兴奋了。”

陈波儿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比及《生死同心》，陈波儿在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的《八百壮士》，更有一点身份的切合性，因为无论此前的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绥远前线的经历，还是在上海为八·一三抗战服务的经历，都使得陈波儿在这部影片当中扮演女童子军杨惠敏这个角色，有非常高的接近性。

电影《八百壮士》(1938)片场，右为陈波儿

影片在抗战大后方和港澳、东南亚华侨区域的广泛发行，对正面、全面抗战的宣传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意义，而且这部影片无意中促成了陈波儿两种公众形象的粘连，使其明星角色和社会角色真正合而为一。

身着童子军装的陈波儿不必再在意发型、口红、脂粉与高跟鞋，而这些带有明星特征的元素，在从前的陈波儿眼中，一直是抗拒的。

生活中的杨惠敏(左)与电影《八百壮士》(1938)中陈波儿（陈在片中饰演杨惠敏)在片场合影

电影《八百壮士》(1938)剧照，左一袁牧之、左二陈波儿

早在1934年期间，陈波儿加入“电通”后，“电通”并没有像其他的公司给其安排各种活动来增加她的曝光率，而是尊重她的生活方式。

陈波儿(右)在电影《八百壮士》(1938)中的影像——目前还没有高清修复版

当时有媒体报道称，陈波儿“深居简出，埋头写作，一张写字台上，简直不像女明星的雅座，堆满了凌乱的参考书，原稿纸，一本叠一本，一张接一张，杂着许多剪贴的报纸。人坐在里面好像被埋在里面的一样。据说将根据她银幕上舞台上的经验，写一个电影剧本和一个话剧。在电影界有她这样努力的女性，她个人的成就，倒是另一件事，对目前风气的纠正，却是有益的开端”。

陈波儿和前夫任泊生

而且陈波儿在那个时候就对外宣称自己和任泊生结了婚，年龄已经25岁，每月的生活费不到一百块，以至于引起媒介的感叹“波儿还不够女明星资格。”

之后的陈波儿决然离开上海电影界，投奔她向往的“红色之旅”。

1937年，陈波儿在海关俱乐部演讲《百灵庙劳军之经过与感想》，讲述了率领上海妇女前线慰劳团赴百灵庙慰问抗日前线战士时的所见所闻

陈波儿的入党介绍人正是李克农与叶剑英，王永芳说李克农已经收到了潘汉年的“介绍”。

李克农1928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就在上海艺术剧社与陈波儿相识，穿着裙子摇着小扇子的陈波儿还在街头营救过地下党员，所以陈波儿很顺利在南京入了党。

陈波儿与聂荣臻

陈波儿与周恩来的接触是1937年9月陈波儿与袁牧之、钱筱璋(1918-1991)等一行抵达武汉后的交往。

但在1938年11月，陈波儿即步袁牧之后尘抵达了延安，陈、袁前后抵达延安的时间只有三个月，而这一段时间陈波儿的“绯闻男友”，正是和她共同主演过《桃李劫》、《生死同心》、《八百壮士》的袁牧之。

陈波儿与朱德

1940年6月陈波儿率领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在重庆举行报告、座谈活动。

这段时间，也正是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的休养期，也是陈波儿与周为时不多的接触期，从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由苏联回抵重庆，到1940年8月底周恩来安排战区妇女儿童考察团返回延安，周与陈的接触时间并不长，但陈波儿对周恩来非常崇拜。

由陈波儿的新女性路途，反观她的明星经历，心有不甘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但无可回避的是，如果没有明星这个路径，要成为社会活动的新女性代表的陈波儿，其影响和光耀度必然大打折扣。

反观回到延安后的陈波儿，如鱼得水，入马列学院三部学习，后加入延安业余剧团，排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剧，1944年11月获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

陈波儿(右二)在延安

1944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党校编辑出版的《群英报》曾为此发表专题报道，“经过大家讨论，公认她，在参加《同志，你走错了路》的导演上，采取了群众路线，与工农干部打成一片，尊重他们的意见，在群众中改造自己，因而在手法上打破了洋教导，在舞台上冲破了旧形式，使工农干部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很自然地在舞台上表演，演得像八路军像共产党人！大家认为她在这个剧上有创造，有成绩，且博得群众的喜闻乐见；并认为她具有刻苦耐劳，切实朴素的作风，没有旧文化人的那种古怪高傲的习气。她带着病编导《同志，你走错了路》，曾经昏倒两次，但始终不请假不休息，这种对工作的认真的精神，值得学习。大家一致通过她为文化事业上的劳动英雄，并希望她今后针对着党的需要，多创作，多排戏，坚持并发扬群众路线，更加和工农兵结合起来。”

左起：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袁牧之拍摄于1947年东北电影制片厂

显而易见，陈波儿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延安评语”，尤其是她“没有旧文化人的那种古怪高傲的习气”，为她日后被描述为“人民艺术家”奠定了基础。

经过延安淬炼的陈波儿于1946年7月乘机飞抵东北，并转往兴山，协助袁牧之管理东北电影制片厂。

不难理解，始终与进步同步又经过延安历练后的陈波儿，在1946年8月抵达兴山对袁牧之的重要意义，据说“按波儿的意思办”是袁牧之在领导岗位上，很经常使用的一句言语。

1947年，吕班(右)与陈波儿(左二)、袁牧之(左一)等参加“东影”筹备时留影

袁牧之给东北局宣传部和中央宣传部撰写两份《关于电影事业的报告》也凝聚了陈波儿的心血。

对于陈波儿，人们多把她看做钢铁女战士，对于她的情感经历谈得都比较少。在她身上自然有绯闻，而且她还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女性。

1947年的夏天，陈波儿与袁牧之结婚了。可惜的是，两人结婚仅仅4年。

电影《桃李劫》(1934)剧照，陈波儿和袁牧之

其实，陈波儿在袁牧之身上给予了一些希望，毕竟在她内心也是希望得到一些改变的认可，但作为一个女性革命者，在那个时候始终还是要往后站的。

陈波儿对“东影”方略的归纳，也深深影响了袁牧之对新中国电影的定调，他在1951年6月17日写就的《党论电影·写在前面》就是最为贴切的事例。

不仅如此，把“工资都给老袁买咖啡喝了”的时任电影局艺术处处长的陈波儿，在袁牧之就任中央电影局局长后，对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布局，以及在分别疏通来自延安、国统区、旧上海等多方面人脉方面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而袁牧之当时的很多想法，也不难看出受到陈波儿的深刻影响，比如，在北京建设一个类似好莱坞的电影基地，全国所有的电影厂均设在北京一个地方，便于管理和统筹，而这个想法被周恩来总理制止，认为不利于各地电影的发展，同时也会让电影的多样化没有了。

电影《中华女儿》(1949)中国版海报

陈波儿在电影局担任艺术处处长领导工作时，领导电影人拍摄出《赵一曼》(1950)、《钢铁战士》(1950)、《白毛女》(1951)等26部故事片，奠定了人民电影宏伟殿堂的基础。

1950年，我国第一次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讨论参赛影片时，有的权威人士竟反对《中华女儿》(1949)参赛，理由是“这部片子不是艺术片”。

1952年5月，《新电影》杂志社出版《人民艺术家陈波儿同志纪念特辑》

激辨中，陈波儿指出，人民电影是穿开档裤的时候，虽然还不尽如人意，可毕竟是拓荒之果。

她厉声摆着理由：“《中华儿女》讲的是抗联战士‘八女投江’的悲壮故事，再现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抗日决心和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这难道不真实、不感人吗？”最后，她愤而说道：“如果象《中华儿女》这样的影片都不准参赛，我们何以向党和人民交代，那我这个艺术处处长就只好辞职！……”

陈波儿在开国大典时留影

在陈波儿的力主之下，影片得以参赛。在电影节上，《中华女儿》大获好评，荣膺电影节“自由斗争奖”，此乃新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摘得的第一顶桂冠。

同时，她思谋新中国电影事业的长远发展，为培养人材，不仅苦心经营电影剧本创作所，培养编剧；而且，还创建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尔后的北京电影学院。

1951年4月，陈波儿到广东出差，当时她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就是有关关停广东的电影制片厂的事。

1951年11月9日，陈波儿拖着久病之躯，应钟敬之(1910-1998)的邀请从广州乘坐火车抵达上海，参观完上影厂晚上在张家花园出席座谈会，在讲话的过程中心脏病发作，于次日零时三十分病逝于同济医院。享年45岁。

为料理殡葬事宜，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全国妇联、全国文联等单位共同决定，由邓颖超、胡乔木、周扬、丁玲、阳翰笙、沙可夫、陈沂、田汉、李伯钊、江青、袁牧之、蔡楚生、史东山、章泯、田方、石联星等组成治丧委员会。

陈波儿的灵枢上覆盖着党旗，11月13日，在首都电影院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分别送了花圈。邓颖超致《悼念陈波儿同志》悼词。

邓颖超致《悼念陈波儿同志》悼词全文

田汉宣读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军委总政治部、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联合祭文。

陈波儿的离世，也使袁牧之背后的力量彻底消失，也令他在“揣测”和“管理”方面出现了不当，最终在多方的角力下，被组织上安排离职疗养。

陈波儿和蓝苹拍摄于1934年10月

在其治丧委员会中，有一个名字——江青——她就是陈波儿在“电通”的同事蓝苹，那个时候的蓝苹经常看着陈波儿手里的资源羡慕的不得了——不论是电影资源还是革命活动，有一些活动都是陈波儿带着蓝苹出席。

如果陈波儿没有走得那么早的话，不知道江青会如何对待她？

1935年《电通》半月画报第11期的封面，陈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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