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会让你看清一个人（你以爱心的名义）

毕业近一年后的某日，我莫名想起了大一时在寝室里啃着山西月饼的下午。

那是我们寝室四人第一次背井离乡共度中秋。当天，团支书硬塞给我们从家乡带来的特色月饼，于是每人都捧着一块脱离自己常识的月饼吃了起来。这块饼和团支书的脸一样大又圆，泥一样的颜色，泥一样的口感，让人难以下咽，又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心怀感激地吃掉。于是过了好几天，饼才终于啃完。

每当想起那位团支书，我就不禁串联到这块饼，或是因她那大饼一般的脸，又或是因她那让我消受不起的个性。

她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脸大体积大，以至于当年我这个情商无限接近于零的无知少年抱着对这位大饼姐的好奇第一次叫她的名字，然后认真地问了她：“你体重是多少？”当然大饼姐没告诉我体重，只是欣赏着她那错愕的表情，让我感受到了时间静止的力量。而事后她似乎并未在意，我也对身为团支书的大饼姐有着几分敬爱，我们之间相处友善，班级里也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当班长和大饼姐大家不约而同穿着相同色系的衣服在班会亮相时，大家还一度撺掇班长和团支书在一起，起哄调笑，教室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更具体的内容我已不记得，想来已经忘掉的东西应该也不怎么重要。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大饼姐的发言具有可怕的感染力和鼓动性。或许她没为班长拉来多少仇恨，但她让在场的每一位同学都对咱们忍辱负重的团支书心怀善意，博得了大量同情分，连作为班长室友的、包括我在内的三人也听懵了，都保证说：“行，回来以后一定好好教训他。”她用真性情在演讲，声调和音量不断随着情绪高低起伏，让在场的同学都无法对她视而不见，不经意间，她的情绪扩张到大环境之中，整个教室都充斥着大饼姐负面情绪的因子。具体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忍辱负重的团支书”和“不靠谱的班长”这两者的形象，已通过大饼姐声情并茂的控诉不断对其渲染和强化从而根植于同学的心中。

作为班长室友，当时我们三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班长他临走之前已经征得大饼姐同意了。既然当时沟通没问题，那为什么要在本人走之后当着全班的面去批评一个已向她请过假的人？

在很久之后，我把原因归结为她的性格，一个文言文语汇：狷急，意指性情急躁，心胸狭隘。她不懂隐忍为何物，一向急于下个结论、寻个由头，然后任由自己将情绪宣泄出来。更要命的是，她是一位出色的鼓动家，可能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煽动旁人情绪的能力可谓天赋异禀。

当年，继班长之后，我充当了大饼姐的第二个靶子。

起因很简单，有一位学姐身患重病急需医药费，组织班级募集捐款。大家开始都不知道具体情况，而在大饼姐的授意下，她室友对我们像收保护费一样在收捐款，在课间的教室里如收割庄稼一般一排排走过来，只甩给你两个字：捐钱。同学都懵懵懂懂地掏了口袋，只有我摇了摇头，不是我不愿捐，而是我不愿意在半强制的情况下把钱捐到我不知道的地方。

然而大饼姐不会关心我是怎么想的，她只看到了我不愿意捐款，便马上得出了我“没有爱心”的结论，在一天后的英语课上就给我脸色看。其实募集捐款的事项还有后续，我们班要负责校内摆设摊点向路过师生募捐，大饼姐正和人讨论这件事，我在不远处还不清楚什么事，只是听说又多了样任务心里觉得烦闷，问旁边的人可不可以不去。

此时大饼姐很轻盈但明显带有情绪地冒出来一句：“你不去就别想在这班里混了。”这句话的音色就像是蟑螂的触须一般撩拨着我的耳膜，我看向触须的主人，她正摆出的那张圆圆的大饼脸像是一团刚从冰箱里取出的奶油，上面挂了一层寒霜；她那灯泡一样大的眼珠把目光钉在我身上，像是要发射出奥特曼光线般地闪着凶光。我顿感自己受到了视听上的双重污染，不由得向地上空吐一口，从而在感觉上能排除一些体内不干净的东西。

空吐一口后，我没有再去看大饼姐的脸上又起了什么生态变化，总之她暂时没有声音了。但是某位不解风情的副班长又提起了话茬，问班级里的捐款情况怎么样，大饼姐又逮着机会了，说：大家表现都很好，但还是有个别人没捐的。句句暗含讥讽，还越说越起劲，当副班长诧异还有人没捐的时候，大饼姐顿时把嗓音提高八度：“有啊，怎么没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每句都把矛头暗指向我，声音响到恨不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但就是不和我说话。我是个懒得去解释的人，所以没去理会这阴阳怪气的女人，只想着咱们从此分道扬镳。

之后的日子里，大饼姐的存在已淡出了我的视线。可惜的是，她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却影响了部分同学对我的看法。曾经我以为进入狼少肉多的中文系就像老鼠掉进米缸，然而真正处在女人堆里也未必好受。女人堆的可怕之处在于，她们注重情绪而忽视理性，事实就是任由她们情绪揉捏的橡皮泥，而且极易受到感染，只要得罪了其中一位，你就有可能成为女性公敌。毫无疑问，大饼姐是这种女人堆的领头羊。

一位和我一起排练话剧的女生和我聊起她和她室友对我的看法，她们对我印象都挺好的，只是那位大饼姐的QQ说说让她们对我有点膈应。我一细问才知道，在大饼姐的说说里她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把我描绘成了自私懒惰、随地吐痰的粗人，顺带黑了一把上海，之后还有不少人在评论底下跟风骂着他们臆想中的上海人。我只好慢慢解释我不捐的动机、空吐一口并非真吐等等，最终让那位女生相信我了。好在对方本来就比较信任我，要是碰上本来就关系疏远的女生那就不好说，而如果是大饼姐的室友们，那基本可以不抱希望了。

在班级摆摊募捐的时候，大饼姐室友疏远的眼神让我能隐隐感觉到大饼姐在私底下说了些什么，我甚至能透过她室友看到大饼姐因暴怒而通红的大脸用着夸张的语调在自己寝室里开着针对我的批斗大会。大饼姐室友用改造罪犯的语气和我说：“献点爱心吧。”说着递给我一张介绍情况的传单，从那一刻我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捐款，和捐给谁。我向捐款箱里投了钱转身就走，从此我和大饼姐寝室里的人几乎再无来往。

在我转专业后，除了室友和少数朋友，我已经很少碰到班里的其他同学，接触到的关于大饼姐的事迹，只是一些信息碎片。大四将临的某日，大饼姐又发表了一个说说，说她的某一位室友是一个言行不一感情不专的绿茶婊。几天之后，那位“绿茶婊”已经被集体所孤立，连一向要好的闺蜜也疏远了她，上课时只能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后面。而两者是确有联系还是捕风捉影，不得而知。毕业前她们是如何面对对方，被孤立的女生又是如何看待寝室四年的生活？属于自己的校园青春的结局，只有她们自己知道。

回忆是个奇怪的筛子，我们总会记下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大学四年，明明有更美好的人和事值得回味，我却想起那个吃着山西月饼的下午，想起那个至今仍喜欢不起来的陌路人。也许是因为在某一刻，我开始读懂了她所作所为背后的心理机制；也许是因为在某一刻，我强烈地希望保护被流言所中伤的人。而无论如何，这位出色的鼓动家会一直作为一柄悬在我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我时刻提醒自己，审视群体，保持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