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血泪录（这个话题好沉重）
鱼眼镜话
在老鱼参观过的众多博物馆中，四川建川博物馆的不屈战俘馆，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甚至是震撼的一个博物馆。
不屈战俘馆
不屈战俘馆位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展示面积717平方米。展馆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形象真实地展示了因弹尽粮绝而被俘的抗日将士的英勇不屈和悲惨遭遇；揭露了日军的虐俘罪行。
据报道，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战俘为主题的独立博物馆。
展馆的照片，基本都来自当时日军随军记者所拍摄。他们当日的战功表白，却为后人展现了这些抗日将士的风采。
抗战中的中国军队战俘
女战俘
日军残杀战俘
这当中许多人，留下人生第一次影像时，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更令人感叹的是：见证他们最悲壮人生一幕的，不是自己人，而是敌人。
要给博物馆的创建者樊建川点赞！他发现了被人们长期忽略的现实，即另一种英勇的战士。他们没有光荣地从战场上凯旋，也没有在战斗中壮烈殉国战死沙场，而是不幸成为了日寇的俘虏。但是他们也是英雄。
仅仅因为当时没有死去，抗战的英雄记忆上，他们的名字被悄悄抹去，他们的命运，后人们无从知晓。
战俘，从来是一个当时被歧视，之后被遗忘的群体。
这是个沉重、阴郁的话题。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产下的所有痛苦和灾难里，就有一种令其不快和恼羞的后果：战俘。
哪里有厮杀，哪里就会有战俘，这是胜负双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但在不同的价值理解和人文背景下，对己方战俘的态度却大相径庭。
在古老的东方文化中，“杀身成仁”，永远是英雄的一个标志，也是考核一个人勇敢和忠诚最极端的方式。作为一记鲜红、甚有点儿“辉煌”的符号，它已牢牢铭镌在人们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来的历史朱笔一遍遍强化着。
有了这种深深的印象，“被俘”立马变得灰暗可疑；战俘，自然历来不受待见。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中，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共三批7110人。这些遣返战俘在回国途中曾受到夹道欢迎，但是到了国内就被关押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
志愿军战俘
尽管中央制定了“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针，但实际执行中却变了样。“归管处”很快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
于是战俘们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
志愿军女战俘
原志愿军60军108师政治部主任吴德成，是被俘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据他回忆：
“归管处号召我们以抗日战争‘狼牙山五壮士’对照自己。领导对被俘人员谈话始终贯彻以下指导思想：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耻。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死或自尽？第二、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么能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能谈有功。第三、只能从主观上深挖错误原因，不能从客观上找理由。”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被遣返的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98%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除少数人安排工作外，其他人一律复员，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文革爆发后，相当多战俘受到批斗迫害，并有人自杀。
这些做法，除去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更多恐怕也是“杀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传统观念的延续。
相比之下，二战期间苏军战俘归国后的命运，就更令人唏嘘。
苏德战争刚爆发时，红军惨遭重创，仅1941年夏季被俘人员就高达200多万。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苏联红军总被俘人数达459万。
二战时苏军战俘
这些战俘后来的遭遇极为悲惨。最令他们不堪忍受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
苏联前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曾回忆：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时间的人也当做祖国叛徒。事实上他们全部经审讯或不经审讯遭到了严厉的镇压。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所有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194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和兵役适龄的被遣返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其性质和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
苏军战俘在集中营
早在1940年，苏芬战争结束后，芬兰方面将55000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这些人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上了铁丝网，由内务部押送队负责看守，不得通信和会见亲友。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1941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后来的命运无从知晓。
显然，在当局眼里，军人的天职就等于出让生命，每一项任务都和生命等值。当战事失败，任务未竟时，“活着”就成了罪状！不管何种理由何种背景，被俘都是一种耻辱。
当然，对待战俘，也有完全不同的情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上午9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他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
温赖特、帕西瓦尔站在麦克阿瑟身后
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两人当年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在接受了上级指示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无谓牺牲，才忍辱负重放弃抵抗的。
照片显示，两位“战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司令官相比，瘦薄得像两株生病的竹竿。
麦克阿瑟与温赖特、帕西瓦尔
之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举动更惊人：他共用了五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珀西瓦尔……
麦克阿瑟是用特殊的荣誉方式，向这两位尽职的落难者表示尊敬和理解，向他们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作出的个人名望的巨大牺牲和所受苦难表示感谢。
这与其说是将军温情的表现，更不如说是理性信仰的选择。它来自一种健康、正常的生命态度和对战争的理解。
在欧美很多国家常见的情形是：战俘回来后大多都会受到列队欢迎，亲人拥抱的待遇。当然，日后他们更不用当心受到什么歧视和迫害。
如同美国《独立宣言》中所表达的基本理想，那就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尊重每一个个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出发点。
这也是理解欧美等国家对待战俘问题的出发点。他们认为，在战争中当军官和士兵们已经尽力而为，并且陷入绝境，那么继续进行抵抗，只是无端地伤害士兵的生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人认为这样的投降和成为战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基于对同样的人道精神的理解，他们承认，人有害怕和恐惧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也崇拜英雄，但并不认为产生害怕和恐惧，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老鱼无意就此做是非评判，只想提个问题：难道不论什么情况，只有死，才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和价值标准，才是对祖国和同胞最好的报答？爱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尊重别人存在的价值，难道不正是一个理智社会的表现吗？
只要不是投敌叛变，“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也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别忘了，他们每个人，都是你我的兄弟姐妹。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