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梆子的意义（山东梆子形成与发展）

中国戏曲发展至明清时期已十分繁荣，清初“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戏曲四大声腔盛行，其中“西梆”即山陕西北地区广泛传播的秦腔（后又称山陕梆子腔），亦是山东梆子腔之源。山东被誉为戏曲大省，繁丰的剧种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戏曲艺术，为梆子腔根植于山东奠定了深厚的文化环境。

山东梆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秀代表，已有约四百年的悠久历史，具有鲜明的山东地域风格，传播区域极为广泛，约占小半个山东，影响力可见一斑。因此理清山东梆子流传渊源，从流变过程结合形成因素多角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对山东梆子及其音乐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概览。

山东梆子是我国梆子腔系的一个重要种属，在山东省绚丽多彩的戏曲艺苑中占有重要地位，属山东地方大戏，系早期传入的梆子声腔剧种，仅流行时期已有近400年历史，明末清初山陕梆子途经河南，后于鲁西部荷泽、济宁及聊城、鲁中泰安一带的民间流行，清初形成本地梆子，最初荟集于两个流行地区。

以菏泽为中心流传于郓城、巨野、嘉祥等地，取菏泽古称，名为“曹州梆子”，以汶上为中心流传于济宁地区称“汶上梆子”，因其定弦的调门高，又名“高调梆子”，简称“高调”，区别于鲁西南、豫北、冀南调低调门的“平调”。山东梆子名称基于地域属性所取，于1952年曹州、汶上两派定名统称山东梆子，成为山东的梆子腔剧种中举足轻重的一大支脉。

山东梆子唱腔慷慨激昂，旋律舒畅悠扬，起落间尽显山东潇洒豪放人文风格，行当以红脸、黑脸最具特色，其表演身段架式夸张，动作粗犷，富有雄浑的阳刚之美。旦角唱腔俏丽婉转，讲究刚柔并济，多展现女将军、巾帼英雄等英姿飒爽旦角形象。

音乐上传承受山陕梆子及豫剧祥符调的传衍影响，唱腔上曲调与鲁西南方言相和，属板腔体结构，基本板式为【慢板】、【二八板】、【流水板】、【非板】，其衍伸出的变化板式又体现音乐独特之处，如【单打锣】、【倒反拨】等。伴奏音乐亦是如此依随渊源本土化发展。

演唱方面也颇具风格，最初为“大本嗓”演唱，且音调极高，净行的发音挤压嗓子发出沙音和炸音。后来逐渐改良，高音甩腔部分采用发声更科学的“二本腔”演唱，“大本嗓”用于中低音区和吐字念白，女声各行当音域基本于高音区之上，演唱则以“二本嗓”为主，三腔共鸣，声音圆润。因此更加衬托唱腔曲调高昂，粗犷奔放。

其浓郁的地方色彩，擅于表现山东人民奔放、豪爽的性格。其发展成熟时间较早，对周边山东的梆子腔剧种及二夹弦等地方戏,以及豫剧的豫东调等均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

山东梆子形成和发展，与基于其独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由两方面的因素着手进行整理和分析，展开对历史源流的探索。

（一）鲁豫交汇的地理位置

山东省地处中国东部地区，鲁苏豫皖四省交汇的重要位置，因位居太行山以东而得名，与太行山以西的山西省相呼应。山、陕与山东跨河南相隔，自北向南山东聊城、泰安、济宁、菏泽四市与河南相接，成为山陕梆子传入山东主要的流布范围。

菏泽古称曹州，位于中原腹地，有三分之二的县区与河南开封、商丘一带相接，历史上形容为“襟带河济，控扼鲁宋”之地，在此位置下，菏泽古时已成为通往中原的交通要冲，便利于戏曲南来北往的传播、交流及融合，多种戏曲声腔剧种集萃于此，文化土壤丰厚，为山陕梆子的传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水网密布，漕运兴旺

黄河位于中国北部地区，流经青海、甘肃、四川、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贯通连接了中国以及山东的东西部地区，最终九曲黄河于山东东营汇入渤海，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出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梆子秦腔的发源地，陕西同州与山西蒲州于黄河隔岸相望，秦腔由山陕一带出发，依托黄河的水路由西向东传入河南、山东地界。

山东水系发达，自然河流密度高。“菏泽”因水而命名，自五帝至唐宋，天然古泽水网密布，为历史上的水乡。宋建都开封府，大兴漕运，漕粮分别由汴河、惠民河、广济河输入开封，合称“漕运四渠”。引陕西黄河水东流，经潼关入开封，与黄河交汇，而广济河则经定陶、巨野于梁山汇入古济水通曹州、郓城等地，漕运的兴起极大的加强了鲁豫两地以及山东省内的联系。

山东河流密布的水系环境除黄河、河渠横贯东西外，还有大运河纵穿南北，隋朝扩修京杭大运河，以为微山湖为中心水源，“南控江淮，北接京畿”，成为南北水运交通的主干线，贯穿山东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滕州多市。汶上县处运河中心的枢纽地带，因此成为文化汇集交流的之地。

在古时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水路是重要的交通方式。水路即戏路，通达的水路为戏曲剧种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呈现出戏曲荟萃的景象。至此山陕梆子在明末清初形成后，依托黄河及豫鲁交界处地区位置入山东菏泽地区，再至汶上及周地边区的传播路线已逐渐清晰。

明清时期的戏曲传播的主要途径依赖戏班以及艺人辗转流动各地的演出，山陕梆子进入山东的传播还与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一）明代山西大移民

元朝末年战乱频发，战后的山西变得格外荒凉，旱涝灾害交替发生。朱元璋登基后极力恢复农业，与此同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山西受灾害波及小，人口稠密，生产发达，故而明初明朝政府统一实施了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

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数次经山西洪桐大槐树处办理移民手续，达百万人之多，大量的山西民众被迫迁向外地，戏班和艺人也随之迁移，据《中国戏曲志·甘肃卷》载，高台县宣化乡乐善堡戏班的艺人就是由内地移民组成的，据当地人说，系山西人迁移而来。山东的东昌府和兖州府西部也进入大量的山西人民，来自山西的人民与本地民众相融合，使山陕梆子的唱腔语言更易被接受，为其后的本土性转化基奠了语言环境。

（二）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

明代由山西向外迁移的人口，所作生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另一类人为了尽快脱离贫困，选择了从从事商业贸易。明末清初政治、经济局势趋于稳定后，紧接迎来商旅贸易的复兴和文化的飞跃。

山西与陕西地缘相近，两地商人组成了商帮外出经商相互依托，优渥地理环境成为当时南北商业贸易往来的要津，经济发达，其商贸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成为一个特殊移民群体，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兴盛的同时为各地带去了独具山陕特色的文化艺术。商路即戏路，晋商盐运贸易的运输行径，我们可以看作早期山陕梆子传播路线的一种参考。

一个声腔剧种能够广泛传播和繁荣发展，不仅内在具备可以超越其它剧种的艺术的优势，而且需依靠外部的条件和基础。古时中国，地方戏班属于民间组织，若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持，戏班和艺人难以在远离故乡的情况，去外地演出谋生。

剧种的传播和流布需要长时间流动演出，对当地产生一定影响，戏班和艺人移居外地后与本土音乐结合，从而实现剧种衍变。梆子艺术向外发展的需求与山陕商人对外联络的需求无形间搭建一座互助互进的桥梁，于流动中不断向外传播。

山陕商人重金聘请戏班跟随，以满足长期背井离乡下的思乡之情和娱乐活动的需求。另有一些山、陕的流散艺人为谋生计，跟随着商船沿黄河去往各处。

清乾隆年间，山陕商人于行商沿途或聚集的商业重镇，联手合资建造许多山陕会馆，供奉关羽，所以山陕会馆又被称为“关帝庙”。山、陕商人以家乡戏祀和自娱，于清乾隆八年（1743）共同创建了聊城山陕会馆，会馆的戏楼同祭祀活动相伴而生，极大的促进了山、陕、鲁文化之间的互通，成为了戏曲文化传播的一大途径。

客观上讲，戏楼作为载体将为人民群众带来戏曲音乐文化；另主观来看，戏楼是群众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文明，人民的精神活动也通过戏楼延伸出来。《曹县志·卷之十七》清光绪十年刻本，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和《肥城县志·卷之四》清光绪十七年刻本中均对关帝庙有所记载，其中演出秦腔或北方梆子腔的概率极大。

以上历史背景可知，明清时期山陕两地与周边各地的密切往来的情状， 基于此，得以孕育出独具魅力的山东梆子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