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地区简介(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

何处是“江南”?这牵涉到对“江南”这一概念如何加以界定的问题。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不难发现,江南既是一个行政、地理、经济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无论是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松、常平原,杭、嘉、湖平原以及宁、绍平原,还是基于大运河、浙东运河的交通联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繁盛、文化繁荣,扬州、绍兴、宁波三府均应归于江南文化的范畴。风俗习惯、方言将扬州、绍兴、宁波与所谓的江南有所区隔,却又被一种想像的繁华统一于广义的江南之中。由此可见,所谓的江南,除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太仓州之外,尚包括扬州、绍兴、宁波三府。

基于这一江南概念认定,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文化与以绍兴府为中心的越文化,显然同属江南区域文化。就此而论,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通过自己的仔细观察而得出的论断,显然令人值得加以深思。他以“人”为经,以“物”为纬,将吴、越文化置于一处论说,进而论定吴越文化的两大共同性特征:一是“止生人不生物”,且两地之人,“既繁且慧”,无论是“冠盖文物”,还是“百工技艺”,吴越人的心智“咸儇巧异常”;二是两地物产虽“不称乏”,但均非“天产”,而是“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即使如此,也有清代史料记载揭示,苏州、绍兴同是食米之乡,两地的“乡女”却有所不同,“苏乡健妇乃多于浙”,也“胜于绍”。可见同一区域文化下的吴、越,因为其他诸多复杂的原因,同样会在部分层面体现出差异性。下面就吴越的地理分界线、浙东与浙西以及吴越之别三个层面,对吴越文化加以深化讨论。

01

吴越地理分界线

吴越原本同属“三吴”,而后方有区分。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吴兴郡、吴郡、会稽郡,谓之“三吴”。汉顺帝永建年间,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以西为吴,以东为会稽”。

吴越地区简介(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1)

△西晋时期的三吴

至于吴越的分界线,究竟是松江(即吴淞江),还是钱塘江,在历史学者中有所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吴越的分界线为钱塘江。如唐末僧人处默《圣果寺》诗,有句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宋人陈师道因对《史记•楚世家》“尽取故吴地至浙江”一句有所误读,导致他在《钱塘寓居》诗中断言“吴越到江分”。为此,将吴投伍子胥于江,认定为钱塘江,于是出现了钱塘江潮头“为子胥怒潮”的传说,甚至杭州吴山所祀亦为伍子胥之神主。即使王安石所写的碑文也持相同之论。其结果,则把浙西之杭州、嘉兴称为“吴地”,钱塘江以东称为“越地”。另一种看法,认为吴越的分界线为吴淞江。他们的史料依据,分别来自《春秋》《吴越春秋》《越绝书》《左传》《国语》与《史记》,认定春秋时,吴越的分界,是在后世的嘉兴之境,亦即“檇李”;钱塘江,理应属于越地;后世的嘉兴、华亭、吴江、昆山濒江一带之地,其南则越之北鄙,其北则吴之南鄙,吴县、太湖亦然;至于三江、五湖,则属吴越共管。

吴越地区简介(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2)

△春秋时期的吴越

概言之,从行政地理的角度来说,吴越的分界线自应是吴淞江,杭州、嘉兴则属于越地;然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则似应钱塘江为界,杭州、嘉兴、湖州更近于吴地,于是后世遂有浙西、浙东之说,所谓的“吴越到江分”,倒也不无道理。

02

浙东、浙西之分

毫无疑问,浙东、浙西之分,同样与吴越之别牵缠在一起。浙江号称“两浙”,兼有吴、越之分,山川风物,迥乎不侔。

吴越地区简介(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3)

△南宋时期的两浙东路与两浙西路

早在明代,杨士奇就已明确指出浙东、浙西风俗有异:“浙东趋文雅,浙西骛浮华,文雅有务尚之意,浮华流于薄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基于钱塘江为界,将浙东、浙西风俗作了有益的区隔,说:“浙西泽国无山,俗靡而巧近苏、常,以地原自吴也;浙东负山枕海,其俗朴。又说:“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

入清以后,李光地、章学诚从学问的视角切入,均对浙东、浙西有所分辨。清初理学大家李光地认为,“人物亦随山川”,而“江南风气,似胜浙江”。首先,他认为,江南人物如范仲淹、朱熹,无人敢有异论;而浙中人物,如宋元时期的金华、永康学派中诸人,明代的刘基、方孝孺、于谦、王阳明,“皆未能醇”。其次,江南与浙东的学问,同样有所区别。江南如顾炎武之音韵,梅定九之历算,“真能有考究,不涉一字虚浮”。而浙东人又是一种学问。他举黄宗羲、万斯同等人为例子,认为浙中学问,“大抵好诋诃先儒”;“浙东人大概主自立说,不论是非,但立异同”。可见,李光地所谓的“江南”,又将安徽的徽州、宣城包括在内,且对浙东学问带有一种偏见。

与李光地不同,身为浙东史学流派的章学诚,对浙东、浙西的论定则更显理性。章学诚有一句论断浙东、浙西学问的名言,云:“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他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最终将浙西、浙东学问的比较集中于顾炎武、黄宗羲两人,认为“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相较之下,章氏更为肯定浙东学问,认为浙东之学,“言性命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概言之,浙东、浙西之分,某种程度上为江南区域视野下考察吴越文化之别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风俗而言,浙西奢靡,浙东俭朴;就学问而言,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在明清时期,以钱塘江为界,地处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与地处浙东的绍兴、宁波二府,在江南文化的大视野下,同样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究其原因,浙西三府在文化上更近于吴文化,而浙东二府在文化上则仍保持着越文化的本色。

03

吴越区域文化比较

江南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吴越比较,某种程度上是由山川风土的差异所定。吴越山水,同属江南,却多有不同。明人陶琰因游幕而到过绍兴,他对绍兴的山水与苏州的山水作了很有意思的比较。他说:“大抵吴中山水,如歌儿舞女,有晓风杨柳之思。越中山水,如老衲名髯,有郁苍澹荡之致。每咏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之语,觉王、谢音徽如在。”一个如“歌儿舞女”,难免给人“晓风杨柳之思”;一个如“老衲名髯”,自然具有“郁苍澹荡之致”。这是很有意思的比较。山水不同,造成吴越士风之别。前引王思任的记载,以“沃土之民谑,瘠土之民忍”一说,概括苏州与余姚的差异。事实确乎如此。吴士与越士,风气迥异。明代宁波人朱定国在回答苏州士人时,曾经道出“甬士以不造偃室为高”的特点,显可证明浙东宁波人不愿与官府结交的特性。尽管在明代,名士以吴越居多,然相较之下,在朱定国看来,吴士更容易得名。这并非是因为越地偏僻,而是吴地的先达,“弗惜齿牙余论”,即不惜奖掖后进。

论及吴地风土习俗,大抵可以从以下两点观之:一是苏州人“聪慧好古”,善造假古董,且领导着天下时尚的潮流。明人王士性曾说苏州人,“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明人江盈科亦说“姑苏诸技皆精致甲天下,又善为伪古器”,故当时有“宋板《大明律》”之谣,藉此讥讽苏州人善造假古董之风。与此同时,苏州人又善于操持海内“上下进退之权”,即领导天下时尚潮流:“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二是苏州风俗相当“丽靡”“浇薄”,为人“空心虚伪”。明代画家文徵明自己就是苏州人,他对苏州风俗的评说还是可信的。他说:“吴俗丽靡,喜任智能,以獧黠牟大利。业稍增羡,辄骄盈自恣,绮繻鼎食,以相取下。而逐末之家为甚。”清人的记载足以证明,苏州风俗浇薄,尤其体现在服饰上。当时有歌谣给以揭示,其中云:“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又云:“一双三镶袜,两只高底鞋,到要准两雪花银。爹娘在家冻与饿,见之岂不寒心!”服饰习俗上的浇薄,其根本还是在于虚伪与好面子。在清代,苏州府辖一州七县,旧时就有评语说:“金太仓,银嘉定,铜常熟,铁崇明,豆腐吴江,叫化昆山,纸长洲,空心吴县。”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如下:金、银富厚,铜臭铁刚,豆腐淡,叫化龌龊,纸薄,空心虚伪。苏州一府以长洲、吴县为附郭,其中的“纸薄”“空心虚伪”,尚能从其他笑话与俗谚中得到印证。苏州人做买卖喜欢漫天要价,故明代笑话说:“苏州人撒半价,视其讨价半酬之可也。”清代的笑话直白揭示:“苏州人惯扯空头,与人讲说,他说两句,只好听他一句。”此外,俗谚中有“苏人发尽空心”之说,其意思是说,人的头发没有中间空虚的道理,而只有苏州人的头发都是空心的,这是讥讽苏州人做事空虚。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苏州人玲珑剔透之处。

反观越地习俗,清人戴名世认为,绍兴的山水特点,造就了绍兴的人文俗尚。绍兴人文,自宋以来,至于明,堪称到达极盛。其人文俗尚的特点,就是“尚气节,敦诗书”。此外,绍兴一地,最是“古道相传,尊师重傅”。如绍兴人罗万化、张元忭,都高举鼎甲,却均师事俞咨益,且在一同拜见地方官时,侍坐一旁,不以为屈;绍兴城中缙绅回籍,必先进谒文庙,拜见儒学先生,而后拜见府县地方官;缙绅道遇绍兴府、山阴县、会稽县三学学生,虽不避轿,必让三学学生行过而后行。诸如此类,足见绍兴士风,颇为醇厚。

一地有一地的风土,便有一地的文学,风土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且使文学呈现出地域性的风格。近人周作人在考察了明末以及清末300年的绍兴文学后,得出了“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的论断。所谓飘逸,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以王思任、张岱为代表;所谓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以毛奇龄为代表。身为绍兴余姚人的黄宗羲,也同样得出了“吾越自来不为时风众势所染”的论断,证明绍兴地方文学足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清初文人宋琬,论定明代徐渭之文,“阴怪奡兀,不尽合古人法度”,却又难掩一段“精光气焰”;清代山阴人徐缄,堪称徐渭之流亚,自信而不随流俗,曾云:“文章非以悦俗,不为当世所骂,则必无后世之传也。”从他们两人“落落焉与世俗鲜有所谐”来看,显然保持了自己的文学性格。

即使如此,在明清两代,就文坛而论,苏州人确乎领导着时尚潮流。张岱深感苏州人“极有乡情”,喜欢“阿其先辈”。一见世人趋奉钟、谭,冷淡王、李,就“故作妒妇之言,以混人耳目”。作为绍兴人的张岱,尽管坚信必须“自出手眼”,不受苏州人风气的“溷乱”,但事实颇让张岱感慨万千,浙人(包括绍兴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抵;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为此,浙人常常被苏州人讥笑为“赶不着”。从张岱的一番感叹中不难发现,绍兴文人在保留独立性的同时,也不免受到苏州时风的熏染,最后陷于“赶不着”的尴尬境地。这或许就是吴越文化的最大差异。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越地区简介(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4)

吴越地区简介(江南区域视野下之吴越比较)(5)

-文章来源-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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