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功绩(谭嗣同有心杀贼)
湖南省浏阳市北正南路,是条热闹的大街,人车熙攘。一座大宅,古朴朱漆,分外安详,这里是谭嗣同故居。谭嗣同(1865—1898),清代浏阳(今湖南浏阳)人,革命家、思想家。他是清末“百日维新”运动的著名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鼓舞一代代湖湘学子投身于救国救民运动。
少年求学
谭嗣同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其父继洵(字敬甫),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5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少年的谭嗣同聪慧异常,胆识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他随父在京读书时,师从浏阳学者欧阳中鹄。欧阳甚为推崇王船山的学术和气节,谭嗣同后来亦十分敬仰王船山,当受其影响。
谭嗣同读书广博,追求经世济民,对传统的时文八股极其反感,曾在课本上写下“岂有此理”四个字。谭嗣同心胸坦荡,为人仗义,颇仰慕古代侠士。12岁时开始随“通臂猿”胡七与“义侠”大刀王五学剑习武。王五虽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所不屑,谭嗣同却与之始终保持了密切的友谊。王五那种桀骜不驯、英勇慷慨以及对世俗的反抗精神,对谭嗣同当然也有影响。同年,又拜涂启先为师,系统学习中国经典,并接触算学、格致等自然科学。
1877年,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曾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任所,继续读书求学。他还常与父亲的役属奔驰于西北原野,穿山爬岭,踏沙涉水。晚间则架起帐篷,点起篝火,斗酒纵横,奏琴高歌。这种豪放不羁的生活与勇敢坚毅的精神,促使其喜“为驰骋不羁之文”,好“讲霸王经世之略”。
青年时期,谭嗣同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因不喜科举时文,屡考不中。因此,1884年,谭嗣同选择离家出走,游历直隶(今河北)、甘肃、新疆、陕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东、山西等地,行程8万余里,观察风土,结交义士,拜访名家,大开眼界。他往来南北各地,遍观社会风土,广览“形势胜迹”,又目睹哀鸿遍野,灾民流离之状,大大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对下层苦难群众的同情,不禁产生了“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的感慨,誓志做一些有利于振兴祖国的事业。
1888年,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丰富自己。
投身变法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丧权失地,群情愤慨。1895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谭嗣同在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总计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
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成重要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构建了中国变法的全新理论体系。《仁学》博采《论语》《礼记》《庄子》《史记》等儒、佛、道、墨改革之长,广纳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变革之道,提出“酌取西法,以补吾中国古法之亡”,被思想界誉为“骇俗之文”“人权宣言”。
《仁学》之后,谭嗣同开始了变法的实践活动。1897年,谭嗣同创办时务学堂,兴建浏阳文庙算学馆,出版《湘学新报》,广泛传播维新思想。谭嗣同说:“民为本,君为末。如果君主骄淫纵欲,不能替天下办事,老百姓就有权废掉他。实行变法,就是要废掉君主专制,还政于民,这才是救国的根本之道!”
1898年初,谭嗣同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自己担任分教习,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
1898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创建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谭还创办了《湘报》,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由他任主笔。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闻名。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在有机会逃走的情况下,束手就缚,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反抗。他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以一种以身殉道的悲壮,终结了湘学“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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