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文化遗产村（开封乡村地名里的文化密码）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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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名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封乡村地名的变迁，印证着开封地区从远古时期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发展轨迹，辅助性地记载并佐证了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兴衰。深入探索研究这些地名的文化密码，可以唤起人们的地名文化意识，以期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乡村地名这一文化遗产。

关键词：开封；乡村地名；历史；文化影响力；文化遗产

地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学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乡村地名尽管只是一个村镇的符号，但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不可轻视。地名与社会文化有着不能割弃的关系，研究地名必须要联系其相依相存相灭的社会文化背景。

开封是一个拥有丰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古都，其文化内涵已经渗透到目前能够触摸到的各个角落。仅就地名考证而言，一大批文化人早已对城市地名进行了大量研究，并且有大量文章、论文见诸报端，甚至还有著作出版。可以说，研究已经比较全面、深人。但对于开封周边的乡村（含乡镇，以下同）地名，深入研究者并不多见。由于资料有限，有些甚至很难找到。亲临现场调查访问，耗用时间精力较多，成本较高，也未必会有多大收获。因此，能见到的研究成果自然比较少，也较为零碎。

近几年，有赖于这一兴趣，笔者选择了开封所辖行政区域（含尉氏、通许、杞县、祥符区及原来的郊区、兰考县）的部分乡村作为研究对象，对乡村地名（尤其是古地名）进行了粗浅的研究。尽管整个过程较为仓促，资料实在有限，不时有捉襟见肘之感，但还是写出了几十篇小文，刊载于《开封日报》“行走民间”版。杂糅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笔者总结梳理，写成了这篇论文，目的是将自己粗浅的研究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以求得方家指教。

一、开封区域位置及历史概况

开封市位于黄河下游南侧，河南省东部，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古老的文明，使之具有41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夏朝、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相继在此定都，素有“八朝古都”之称。即使不作为古都，开封市也属于重要的区域城市，是州、府、路、省及县治所。遗存下来的文化古迹，也印证了这一点。

地名是一个文化符号，也是立在民间乃至历史长河中一方方不易消失的石碑。开封乡村地名，实际上也在印证或注解着一段段即将被历史风尘掩埋的历史。

例如，开封城东北祥符区杜良乡的一个村庄——国都里，实际上是夏朝的都城老丘。《竹书纪年》记载：夏帝杼即位居原，五年自原迁老丘。据河南大学李玉洁教授考证：夏王朝十迁国都，在其他九个国都一共115年，而以老丘为国都就达216年。老丘时期是夏朝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因为黄河多次肆虐，老丘也被层层黄沙掩埋，但国都里的村名，却留住了一段久远的历史。

地名是语言词汇的组成部分，是专有名词，也是一种语言文化形态。地名是因地命名的专有名称，所以，地名语词的文化内涵，首先揭示了它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和范围；其次，地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历史进程、地理环境和乡土风情等构成的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二、开封乡村地名中的历史文化印记

开封村名贯穿着开封建城4100多年的历史。如果简单地予以分期，我们大体上可从以下几个阶段进行梳理。

(一) 夏朝至春秋战国时期

实际上，开封久远的历史不仅仅是从夏朝定都开始的，其可以追溯得更久远。从乡村地名来看，我们可窥一斑。龙亭区柳园口乡黄河大堤南有“轩楼”之村名，相传轩辕黄帝曾在这一带活动，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直到明朝轩辕姓村民在其北3公里黄河滩高地居住，称轩辕氏寨，简称轩寨。清朝，村民因河患迁入现址，建有楼房，才称为“轩楼”。尚无文字记载、仅留下传说的远古时代，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助乡村地名的留存，来感知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的活动情况。

至于上文提到的“国都里”的地名，是依据夏朝建都老丘而流传下来的。借助于史料和考古钻探，至少可以证明，在夏朝晚期，开封以东地区已经属于夏的版图。杞县西寨，夏朝为肥阳城。《城冢记》记载：“禹治洪水时，在肥泽之阳，因筑城。”这里的所筑之城名为肥阳。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可知，肥阳城在雍丘（杞县）东北20里，汉高祖赐名西肥。传说，汉高祖闲游宿此，五老进肥羊，高祖封为“五肥”。“西肥”即西寨。夏朝尚未有文字出现，这些传说系后人整理。但至少可以说明，夏朝时，开封一带已经有人类活动，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实无虚言。

杞县空桑村也留下一个古代传说。据说，伊尹之母居住在伊水上游，怀有身孕。有天晚上做梦，有神仙对她说：“臼出水，向东走，不要回头。”第二天，见到石臼出水，马上告诉了她的邻居，又往东走十里，回头望见她居住的村落已经消失在水中。由于她违背了神的训令，身体因此化为空桑。不久，一个采桑的女子，听到桑林之中有婴儿啼哭之声，循声而找，发现了老桑树洞中的婴儿。婴儿被抱出来，交给了有莘氏的国君。这婴儿就是伊尹，生于空桑。这个传说，《吕氏春秋·本味篇》《陈留县志·山川》（卷九）中都有记载。伊尹何许人也？伊尹，夏末商初人，曾辅佐商汤王建立商朝，被后人尊之为中国历史上的贤相，奉祀为“商元圣”，是历史上第一个以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治理国家的杰出庖人。他创立的“五味调和说”与“火候论”，至今仍是中国烹饪的不变之规。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辅佐汤建商灭夏，放逐太甲、理政安民50多年，在医学等领域也有卓著贡献。

开封朱仙镇东南有个古城村，村名也是一个历史的印记。春秋初期，郑庄公欲“启拓封疆”，在此地筑城，名日启封。还有学者认为，这里曾属于夏启封地，因而有了“启封”之名。不管因何得名，这一地名成为开封城的原生雏形。后来，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改为开封。历史远去，村名犹存。开封之名，就追溯到古城村这个遥远的根。

“洧”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一种解释：“地名，在河南。”说具体一点，就是洧川，在开封西南70公里处，目前是尉氏县管辖的一个古镇。洧川，因处于洧水下游一片平川地带而得名。但今日只有洧川镇而无洧水，何也？通过查史籍可知：从洧川西南侧流过的双洎河就是古洧水。这是中国古老的河流之一，最早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就提到了这条河。《诗经·郑风·溱洧》记载了这条河上的春天美景：溱洧河边的男男女女相聚在春光明媚的河岸上，为情而聚，为爱而欢，唱着撩人的恋歌，互相挑逗取悦，直率大胆自由地表达爱情······

因为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开封也留下了一些传说，并借助村名演变得以保存。如兰考县的仪封，就是春秋时期“仪封人请见”孔子的“仪邑（春秋时期卫国大夫仪的封地）”。史料记载，在孔子来到此地以前，“仪邑”的地名就已经存在。但因为孔子的造访，其颇受后人重视。

杞县另一个地名裴村店，同样留下了孔子的相关传说。古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们周游列国，四处碰壁，走到杞县这个村庄时，饥肠辘辘。其弟子到农家偷来一只鸡，煮熟了让孔子吃。孔子得知鸡是偷的，便把弟子训斥一顿，亲自到农家道歉。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孔子，就把村子叫“赔情店”，经过多年演变，就成了今日的裴村店。

当然，孟子游梁（大梁）见梁惠王，开封人建祠纪念，留下了游梁祠的地名。因为不属于乡村地名，此处不再论述。孔孟在开封一带留下活动轨迹，也证明了这一时期开封的地位。反过来说，这些地名，也进一步证明了孔孟在开封一带活动的史实。

还有因战国时期助信陵君一臂之力的义士朱亥而得名的朱仙镇、仙人庄等地名，因其墓而得名的屠府坟等地名，都在向世人讲述着一段历史。东郊乡还有一个村子叫宴台河，村名缘于一座古墓——张仪墓。苏秦之口，张仪之舌，战国时期两大雄辩家赫赫有名。张仪辞去秦国宰相后回归魏都大梁，曾为魏相两年，终老并葬于大梁。这座古墓是长方形的，外形似砚台。张仪的后代为给先祖守墓，在这里繁衍生息，形成村落，便叫砚台村。明清时期，黄河南移靠近开封城，且屡次决口，村北被冲出一大河口，形成一条河，人们遂改村名为宴台河。此外，还有战国时期大梁城北部的魏国贵族聚居地王侯舍。秦军攻破大梁城，王侯舍被毁。明朝此处重新建村，仍称王侯舍，后谐音为王口舌（村）。

通许县城东侧有个村庄叫六营，县志记载：战国时在赵国做官的苏秦主张“合纵”，身披六国相印西向抗秦，曾经在此驻扎时扎下六座军营。后形成村庄，得名六营，沿用至今。

这些正史上没有记载的史料，通过地名得以留存。虽不一定可靠，但也绝对有其渊源。地名是时代的标志，通过丰富多彩的地名可以考察、挖掘和整理地名中所表现的民族风貌、社会风俗，其为社会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二) 汉朝至魏晋时期

毕竟是中原地区，文化底蕴丰厚。开封乡村地名，几乎涵盖了所有朝代。祥符区有个村子叫毛儿岗，全国绝无仅有的一个地名。相传为画工毛延寿之子因避难逃到此处，定居于一道沙岗之上，因而留下毛儿岗之名。清朝宣统年间《陈留县志》记载：“毛延寿墓在县西北十里毛儿岗后。”

杞县城西14公里处沙岗上有汉朝御史大夫晁错墓，元朝因黄水泛滥，周边居民迁到此处，依岗环居，此地便有了晁错村的名字，后简称晁村。

东汉时期，受知名大家蔡邕和蔡琰的影响，开封一带留下了杞县圉镇、祥符区桃花洞、尉氏县蔡庄（原名蔡家庄）等乡村地名。祥符区仇楼乡东北八里处有个府里庄，是汉右中郎将董祀所建，所以又叫董府庄，建成于东汉时期。虽然目前蔡氏故里的归属还有争议，但地名的留存，至少可以证明历史人物曾经的成长与荣光。此外，东汉王莽赶刘秀的故事，也催生了一个地名：亡命途中饥饿难耐的刘秀，喝了一位村妇的麦仁汤，命名该村为麦仁店。这个村名被保留至今，村子归尉氏县大桥乡行政管辖。

地缘关系，也影响着乡村地名的生成。开封地区离魏都许昌较近，留下了不少有关三国时期的地名。尉氏县邢庄乡有一个村庄叫鳌头吕，东汉时期，此地属于荥阳郡。曹操当年在出逃途中误杀吕伯奢一家，表现出其“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秉性，也留下了一个歇后语：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和《三国演义》对这段史实都有记载。虽然不一定全部属实，但有真实成分的存在。此外，曹操当年征战四方，各地驻军屯田，设立粮仓。通许县的地名邸阁，尉氏县的南曹、北曹、养马寨，包括南曹乡的凉马董、凉马李等村名，均与曹操驻军扎寨或屯田存粮有关。

兰考县城东北35千米处黄河故道南岸，传说曹操曾在此设立疑塚，故称黄陵。明朝建村后，因临黄河，便叫黄陵岗，沿用至今。

通许县有个村子叫七步村。受人口繁衍的影响，村庄规模扩大，如今分成三个村庄：前七步村、中七步村、后七步村，村名正是为了纪念曹植“七步成诗”而命名。村中的陈思王曹植之墓，是这个村名的一个重要印证。通许县城东8千米处枣林沟东岸有一北郭村，相传此处原属曹植封地，后人为纪念其才智过人，改成长智村至今。开封所辖区域县区，均出现了与曹氏父子相关的村名，可见，曹操及其儿子在开封一带的影响力确实不小。

至于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阮籍、阮瑀，因其祖籍在尉氏县小陈乡阮庄，祖坟在阮庄，啸台在县城，阮庄这个地名所承载的文化之光，今天依然闪耀一方。通许县还有一个地方叫练城，得名原因是，北魏孝文帝时的丞相高欢在此牧马，因火焚其城，故称“炼城”。后因五代时刘志远练兵于此，遂改名“练城”，使用至今。杞县江陵岗、吐墨岗、算账口三个村庄，是“江郎才尽”在杞县流传的证明，也是江淹梦断江陵岗的有力证据。由上述分析可知，一些历史传说或故事，虽然已经远去，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可以触摸到一丝踪迹的。

(三) 唐宋金时期

乡村地名，记录着时代的发展，也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沿革。

相传，唐宪宗年间，张浩之妻秦氏在婆母墓前结庐（盖草棚子）守孝三年，村民被她的孝心所感动，为颂扬其美德，改村名为芦墓张。这个村庄就在尉氏县城北侧S219省道旁。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血洗该村，被惨杀者126人，惨不忍睹，遇害人员合葬墓至今能见。

五代时期，刘氏建家祠，派人居祠中看护，因此，有了刘家祠的地名，后来将祠施舍给佛教寺院，易名刘家寺，附近成村后即沿用此名，后来简称为刘寺。

北宋王朝时期，开封的经济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地名遗存更加丰富。除历史遗存非常集中的市区外，周边乡村地名也有诸多值得一提。宋朝灭了南唐并将后主李煜掳至开封，居住在今孙李唐村一带。该村的得名，就与李煜有关。因为李煜曾经软禁并被鸩于此，“以南唐后主李煜逊位囚此”，该村得名逊李唐，而后取其谐音而叫孙李唐村至今。无独有偶，祥符区大李庄乡有个村子叫大孟昶，同样跟帝王有关。该村本来名叫大王庄，宋初，宋太祖统一中国时灭掉蜀国，蜀王孟昶被掳至京都开封，封秦国公后病逝，被追封为楚王葬于此。后来墓塚被盗，得石碣，上刻蜀孟昶墓。村民将墓封住，改村名为大孟昶，沿用至今。正史中未必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即使有记载，也未必如此详细，而乡村地名，犹如一个世间的档案，记载了一个人物，一段史实。

西菜屯，这是当年显赫一时的蔡太师蔡京的府邸之所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王府寨（北宋赵佶赐权宦王黼宅第，黼，读音fǔ），北郊乡的宁陵屯（宁陵王的花园），都被打上了王府之类的标签。此类村名，还有不少。

通许县四所楼镇有一个村子，起初由三户赵姓人家聚居，北宋太监郭槐在此修建一处宅院，此地便叫郭庄。但后来郭槐受诛，三户赵姓认为郭槐名声不好，便改村名为三赵。

尉氏县有一个闹店村，位于交通要道之上。据传，北宋时此处开有很多店铺，路见不平的义士武松在此闹店，因而得名。通许县有一个地方叫万彩岭，相传北宋奸臣潘洪被皇帝贬官后畏罪潜逃，杨景为了报仇锄奸，追潘洪到此处岭上，用乱枪将潘洪扎死，该村始称万枪岭，后谐音为万彩岭。

南宋时，金兵南犯尉氏至县城北歇马营一带。相传金兀术在此歇马，此地便得名歇马营。尉氏县城东南9千米处有一村庄叫小寨，得名与岳飞抗金有关。在抗金战役中，岳飞分兵两路出击。西路军于县城南岳寨扎营，岳云和张宪带东路军在小寨村址扎寨，成犄角之势。交战后，金兵大败，岳飞追至朱仙镇。原东路军营寨由难民居住，成为村庄，称“小岳寨”。明朝洪武年间，张姓由中牟迁至此定居，取“景”字辈含义，称景岳寨。后复称小岳寨，简称小寨。尉氏县城西15千米的大营，也是缘于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岳飞抗金曾扎营于此，后来成村而得名。

朱曲，金代地名。是一个富有诗意的地名。此地朱姓始居，又因小镇被迂回弯曲的杜公河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因而得名朱家曲，后来更名为朱曲。

这些传说有无讹传，笔者无从考证，但地名既然留存至今，即便捕风捉影，也能让人管窥到历史的斑斑踪迹。

(四) 元明清至今

北宋被金人所灭之后，开封在全国的影响力逐步衰落。但乡村地名上，触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少见，但其书写历史的特征，仍未改变。

宋嘉定八年（1215年），蒙古人由汝州从小道赶来袭击金人统治的汴京开封。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兵，金兵驻军杏花营，以逸待劳一举击退蒙古军队。杏花营离汴京城10千米，正适合驻军。但同一年，蒙古人攻克金朝中都（北京），焚宫室，掠妃嫔，一把火烧了一个月，把中都烧成一片瓦砾。一场战斗的胜利，最终也挽救不了一代王朝的覆灭。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一统天下。无独有偶，元朝末年，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占据开封，元朝统治者派察罕帖木儿遣兵四面攻围，自将铁骑屯杏花营。原先金兵驻扎的地方被称为东营，元兵驻扎的是西营。因当时这一带杏树较多，这便产生了“杏花营”的地名，这个名字至少有800年的历史。

市区西北十多千米处有一村子叫回回寨，南邻黄河大堤，北靠黄河滩区。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征召散居各郡的回回炮手到开封屯田，聚居成村，故名回回寨。

铁牛村，因明朝河南巡抚于谦铸造镇河铁犀安放，清初建村而得名。

明代，山西洪洞县人从洪洞大槐树下迁移至开封一带，这已经是不争的史实，从村名上也可印证。《兰阳县志》记载：兰考县城北部偏东的陈寨，本是汉丞相陈平故里，曾毁于黄河水患。明朝初年，陈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后陈姓居多，清康熙年间遂改名陈寨。汪屯，据传也是明朝初年从山西洪洞迁来的汪姓在此定居，形成汪屯村。通许县于洼村，系明朝中期于姓白山西洪洞迁来，族谱记载：“先迁巩义，次迁通许，再迁杞县，定居东庄户。于姓繁衍齿众，又因地形西头洼，故改名于洼。”杞县东11千米处的刘庄，是明末刘氏从山西洪洞迁来建村，始称刘庄。杞县城北15千米处的聂寨，系明朝洪武年间聂姓从山西洪洞迁来筑寨定居，得名。在尉氏等地，小陈、十八里、大桥乡寺前张、门楼任乡郝寺，等等，这些村名来历，都有明朝山西洪洞迁移的说法。对于历史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及人口流向、姓氏源流和分布等方面的研究，村名的佐证是功不可没的。

北郊乡有一村名叫私访院，相传古代有铁佛爷庙。清乾隆十四年（1748年），乾隆皇帝游开封，恰逢此处庙会，乾隆便到此私访民情，成村后便得此名。开封乡村地名还有一处与乾隆皇帝巡游有关，即祥符区的薄店村。相传，乾隆皇帝微服出游至此，在一小酒店饮酒，嫌酒味淡薄，说道：“这真是薄酒店。”村民便依此改村名为薄酒店，后简称薄店。

清朝开封通往朱仙镇驿道上的村庄茶庵、老饭店等村名，也记录了该时期开封以南的区域文化地理。

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开封历次建都，对周边地名的文化影响都是非常大的。而没有建都的朝代，影响力就大幅度减弱。夏都老丘、春秋时期的魏都大梁、北宋东京，在乡村地名上都折射出厚重的文化积淀。五代时期尽管历经四朝，但因时间短，战争不断，文化影响力在地名上不够显著。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情感、思想与道德、智慧与价值，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层面，地名正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层面。地名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它记录了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辉煌，记录了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记录了民族的变迁与融合，记录了自然环境的变化，有着丰富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族、社会等科学内涵，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三、地名文化的隐忧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有专家将其解释为是地表之上相对独立的地理实体的语言符号。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城镇的扩张，大量的乡村地名在拆迁中消失或即将消失。乡村地名的消失或变更，威胁着地名文化的传承。

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要广泛传播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唤起国民对地名文化的认知，增强全社会对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并以此为教学资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运用多种传播艺术模式，弘扬、传播地名文化及其遗产。组织摄制一些相关的电视宣传片、编撰出版相关书籍、举办相关的图片摄影展，弘扬这一文化遗产，对继承传统文化、推进文化产业发展，都不无裨益。

正像民政部地名研究所原所长刘保全先生倡导的那样，应加强地名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譬如，实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建立地名文化遗产管理保护信息系统，并形成定期更新运行机制，实施跟踪监测与管理；建立地名文化遗产调查、评价、鉴定、记录、公示等一系列运行机制，使地名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经常化、制度化。

地名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通过挖掘和研究传统地名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地名文化，我们当责无旁贷。作为文化古都，开封更应投入更多的热情与支持，在政策、人才与经费上予以大力支持，把这项工作做好。

作者：朱锋

来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7年第1期

选稿：何铂羽

编辑：吴雪菲

校对：李春燕

审定：罗舒平

责编：邹怡思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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