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流浪大师突然走红（流浪大师的背后）

我在前面的文章指出，今日之中国正在兴起一股“流浪崇拜”现象。从以流浪为主题的语句走红网络，到以流浪为名的电影的叫座，再到“流浪大师”的爆红，都在宣示着这一点。

以流浪为主题的网红语句包括：“灵魂无处安放，所以选择流浪”；“故乡无法安放肉身，城市无法安放灵魂”；“小丑在殿堂，大师在流浪”等。以流浪叫座的电影是《流浪的地球》。“流浪大师”就是这几天处于中国网红界最前沿的沈巍先生。作为一名公务员，他自愿流浪，已经从事“垃圾分类”26年。

其实，“流浪崇拜”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因为这一现象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普遍而长期存在。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最早、最大规模的流浪崇拜出现在印度。早期印度婆罗门教的教士婆罗门们，就是一个流浪群体，以行乞为生。在他们的教义中，乞讨是最神圣的获取食物的方式，而以从事农业耕种为耻。后来佛教完美地继承了这种流浪的态度和生活方式，因此，佛教也是基于“流浪崇拜”的宗教。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被接纳，意味着 “流浪崇拜”开始在中国盛行。但是，中国固有的观念以自力更生为荣，以乞讨为耻。因此，在这一点上，佛教与中国文化存在尖锐的冲突。所以，中国的佛教，管行乞不叫行乞，而叫高大上的“化缘”。

在希腊哲学时期，有一个流派叫“犬儒主义”。现代的中国人普遍望文生义，认为“犬儒”是个贬义词，意思大概是狗儒家、狗奴才。其实在古希腊，“犬儒”是个十足的褒义词，至少没有贬义。指的是这个流派，或教派的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象流浪狗一样，非常简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生活上“极简主义”，简单到仅仅维持活命。他们没有居所，不事生产，衣衫褴褛，乞讨求食，四处流浪。

当时最著名的犬儒主义者叫第欧根尼 。据说，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访问他，问他需要什么，并保证会兑现他的愿望。第欧根尼回答道：“我希望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大帝后来说：“我若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是第欧根尼。”

基督教的很多教规借鉴自佛教，尽管基督教并不主张教士都去行乞，但是，也规定教士不允许拥有私产。同时，基督教内部也的确有一个流派叫“托钵僧”派，其实就是行乞派，四处流浪，就很像佛教了。这一派是属于极端虔诚派。

综合各种资料看，以行乞、流浪为神圣的“流浪崇拜”，起源于印度。先是婆罗门教，后是佛教，然后经佛教而流布世界。希腊的、基督教的，以及中国的流浪崇拜，都是伴随着佛教的影响而从印度传入。

现在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印度会出现“流浪崇拜”，对流浪、行乞赋予了崇高价值？又为什么，这种生活方式和理念，还会被全球所接纳，而且被神圣地接纳？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为此，我对印度的历史和哲学做了深入研究，基本有了答案。

总体来说，流浪、乞食其实是原始的渔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习惯和遗存。印度所出现的“流浪崇拜”，其实质是，在农业化的逐渐推进下，印度人拒绝过农业生活，而更愿意维持之前的渔猎采集状态。是渔猎采集生活对农业化的拒斥。

之所以在印度，而非在其他地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又有两点。其一，印度拥有优厚的资源禀赋。拥有大面积的森林，而且这些森林中生长着丰富的野果，可以让部落群体凭借采集野果而过上比较安稳的林居生活。其二，印度位居亚欧大陆最南端，距离西亚两河流域，以及东亚中国两个人类的农业中心较远。距离野蛮的中亚游牧也比较远，使得印度长期免受农业文明的影响，以及免受中亚游牧的攻击。

从目前的资料看，印度最早遭遇中亚游牧的攻击和殖民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与中国商朝的兴起大致同时，即所谓的“雅利安人”入侵。而且雅利安人的活动中心在印度的西北地区，为现在的巴基斯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农业化才开始逐渐而缓慢地向中南部腹地推进。实际上，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此后依然是渔猎采集的林居生活，那里的人们也一直抵制农业化。

东晋的法显不是第一直接进入印度的中国僧人，但是却是第一留下文字记录的。法显根据自己印度见闻，写了一本书叫“佛国记”。现代此书是研究印度当时历史的无价之宝。据法显记载，当时印度是一个明显的二元制社会，渔猎采集和农业并存。

印度的基本完全农业化要到12世纪左右。绝对不是巧合，印度的佛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彻底消失。说基本完全农业化，并非100农业化。实际上，即使是现在，印度依然存在不事农业的森林部落。

通过研究印度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习惯于在森林中采集的林居部落，对农业存在很强烈的抵制。事实上这种原始部落对先进文明的抵制，也发生在其他地区。譬如，美洲的印第安人、澳洲的土著人曾经对欧美人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抵制。

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农业文明比采集文明先进，采集文明对农业的抵制，是愚昧和懒惰的表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采集的林居人对农业的抵制，根源在于，他们认为采集的林居生活更没有限制和制约，更自由，一种真正的无牵无挂的自由。农业生活在他们看来更象一个牢笼和枷锁。

但是，采集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是脆弱的，他们并没有能力阻挡农业化的推进。当农业化已成现实，森林已经变耕田时，那些依然热爱林居生活，而不愿意农耕的人，只有选择行乞和流浪了。事实上，采集的林居生活本来就是行乞和流浪的，向大自然行乞，在大自然中流浪。

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流浪崇拜”是一种对自由的捍卫，对原生态自由的捍卫。这是“流浪崇拜”能够感染人的真正根源，能够冲出印度，而在当时实现全球化的根源。

文明其实也是一种牺牲和妥协，对自由的牺牲，对现实的妥协。进入农业文明中的人民，为了更多的食物，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就牺牲掉了原生态的自由，而得到富足。但是，对自由的需求并不会因为妥协和富足而消失，只是被压抑了。

即便在高度工业化、信息化很发达的今天，佛教在中国依然存在，基督教也依然存在，印度教中还依然有苦行派存在。这是为什么？这是人类对原生态自由需求依然存在的凭证。依然有些人不愿意牺牲或妥协，不管什么原因，他们依然决然地选择了拥有原生态自由的生活。

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上海的沈巍，为何宁愿舍弃公务员，而选择以捡垃圾为生。这是一种文化返祖，或许他心中对原生态自由的需求比一般人更强烈。

也唯有如此，才能解释“流浪大师”现象。更多的人，都希望见看到沈巍先生，哪怕通过视频。尽管混杂着网络主播们的利益喧嚣，但是，最深处埋藏着对自由的渴盼。

因此，今日中国正在兴起的“流浪崇拜”是一种文化返祖现象，也是对自由的深深渴望。

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存在着两种可以称之为真自由的自由，一种是农业之前的原生态自由。另一种则是中国的“心性自由”。在这两种自由中，中国的心性自由，又是超越原生态自由的自由。

原生态的自由，的确真的很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显得本能而机械，拒斥任何变化。因此，这种自由更是一种动物式的自由。动物只会按本能方式生活，而拒绝变化。

心性自由则不然，则是勇敢正视和接受变化，并在不断变化的外境中，努力坚持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由。

原生态的自由固然是一种真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没有境界的自由，是一种拒绝接受外境变化的自由。而心性自由则是有境界的自由，积极面对外境的变化，而又不随波逐流，不为外境所制，而保持内心的独立和自由。让不断变化的外境成为自己判断和选择的对象，而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本身，则永远独立，并藉此做出符合自己本性的结果选择。

心性的自由其实就是判断和选择的独立和自由，一切的外境都是人的判断和选择的对象。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独立和自由的判断和选择能力，这一点是绝对的。

事实上，儒道两家的冲突，就是原生态自由与心性自由的冲突。儒家坚持心性自由，而道家则崇尚机械的原生态自由。魏晋玄学时期，王弼曾经对孔子和老子之间做过对比，他的结论是，“孔圣于老”。老子将机械的原生态自由挂在一个虚构的“无”上，而王弼认为“无”不可说。孔子不说“无”，而只说判断和选择的独立和自由性，“无适无莫”、“不偏不倚”，无不展示着“无”的精神。

王弼对老子和孔子的评判，实际就是对心性自由和原生态自由的评判，也是对心性自由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自由的评判。

事实上，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看，哪种文明又何尝不在在追求自由。从根本上来说，文明的本质就是追求自由。在追求自由上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外部条件和环境的不同，不同地域选择结果就出现了不同，最终导致文明的差异出现。文明的差异不仅包括生产方式的差异，更帮扩自由理念的差异。

研究所有文明的自由理念，可以发现。人类所有的自由理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执着于任何外物的心性自由，另一类则是执着于外物的自由。心性自由认为，自由在心性本身，在判断和选择本身，不依赖于任何的外物。而其他执着于外物的自由，则将自由挂在某种外物上，或真实的外物，或虚构的外物。

原生态自由就将自由挂在了特定的生产方式上，挂在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上，老子则将其挂在小国寡民的原始农业上。一神教则将自由挂在上帝上，信上帝才能得自由。现代文明则将自由挂在科学真理上、民主制度上、资本财富上。

因此，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唯有中国文明实现了有境界的真自由，即心性自由。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但是，辛亥以来，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中国开始彻底抛弃自身固有的心性自由的传统，而引入现代文明。100多年了，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的崛起，昔日亡国灭种、落后挨打的恐惧和压力在根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只所以接纳西方的现代文明，最终发展经济，并成为目前世界唯二的超级大国，并非是受现代文明魅力所吸引，而是被西方列强用枪顶着脑袋的被迫选择，是被挟持的。中国迫于亡国灭种、落后挨打的压力才做出这种选择的。

一旦中国的实力赶上甚至超越西方，昔日的压力解除，现代文明假自由、不自由的一面便会充分暴露。人们自然会怀恋此前的真自由。目前正处于这个变化的当口。

当前的“流浪崇拜”就是对自由渴盼的表现。显然，中国不会回到由流浪崇拜所代表的原生态自由，而是会回到自身一直拥有的心性自由。这是有境界的真自由，也是可以实现的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