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心路故事（父亲和我们家的悲凉故事）

作者:王学明 编辑:韩同瑞 王红乾:父亲离开人世已23个年头了，这多年来，我对父亲的那种浓浓思念之情与日俱增。我的心头仿佛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折磨的我夜不能寐，寝食难安。尤其是我后来为人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强烈的思念，更成为我郁结已久的一块心病，想起父亲，常常会使我泪流满面。我有许多话要对父亲说，还有许多事要向世人倾诉。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只有把这些事情说出来，我的心才能寻找到安放处，我的灵魂才会得到片刻的安宁。

特别是当我得知我的身世之谜后，我的心瞬间轰塌了，一时，有关我与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如电影特技镜头般，一幕幕闪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正是菊花绽放的季节，地处省城太原市解放大楼后的吴家，伴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生命来到了人世，这是吴家三兄一姊第五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到来，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丝欢乐，生活的困顿窘迫，迫使父亲吴兆祥愁容满面，唉声叹气，于是一家人深思熟虑后，断然把这个孩子送给西三道巷4号院王家做养子。

养父王俊当时在市政工程公司任会计，养母贺红英南郊孟家井农家女。他们膝下先前曾有一双儿女，不幸患病早夭。养母心脏病不能再生育，于是这个孩子就成为王家唯一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继承人。

这个孩子就是我，养父母视我如己出，呵护如珍，我是在养父母爱的光环下成长起来的。

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正当我沐浴在幸福时光中，不幸降临到这个家庭，养母因操劳过度，心脏病发作，两年后撒手人寰。

养父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无奈只得把我送到老姑姑家临时抚养。不久，我的第二个养母杜珠兰成了我的新妈妈。

一九五八年，父亲调到临汾工作，我们举家迁往临汾。一九六二年国家压缩城市人口，我和母亲被迫落户东张公社西孔郭村。

那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母子相依为命，食不裹腹，正长身体的我，面黄肌瘦，四肢乏力，母亲常会把食堂发放的仅有的一个窝头留给我，而她却时常会被饥饿折腾的不省人事。就这，我记得10岁那年，母亲还背着我颠簸徒步逛临汾城，村人稀罕说：“这孩子有福气，遇上了活菩萨。”

一九六四年，父亲工作变动，我们又辗转迁居汾西县马沟村落户。

不久母亲怀孕了，时年38岁，父亲45岁，中年得子，亦喜亦忧，考虑到母亲高龄难产，出于母子平安着想，父亲决定还是让母亲回太原分娩。

六五年初春，母亲生下一个儿子，母子健康平安，父亲却愁容满面，整天闷声不语，心事重重。

终于有一天，在一个深夜里，父亲给母亲说了要把儿子换女儿的想法。

母亲听后突如五雷轰顶，她实在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母亲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走。母亲悲伤欲绝哭成了泪人：“你疯了，世上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忍心把自己亲骨肉换人，你这是要我的命哩，除非我死了，我睁这只眼，你休想!”母亲痛心的面容都扭曲了。

父亲低沉说，我快五旬的人了，才有了亲生宝贝疙瘩，我也心疼呀，咱收养了国秀(我的乳名)虽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我就是担心怕日后兄弟俩因为血缘关系，争家产闹矛盾，岂不亏待委屈了国秀，再说有个女儿也好呀，是咱的小棉袄，晚年也能洗洗涮涮，还不一样亲?

我不知道那夜母亲经历了怎样的灵与肉的炼狱，打那以后再也不见弟弟了，家里却多了个从张家换来的妹妹。

当然，那时我还年幼，对那夜发生的事浑然不觉，甚至淡忘了，直到2006年，表兄才告诉了我的身世之谜和那夜发生在我家的悲壮事情。

这往后的岁月里，父母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噤口不在我面前提及有关我的身世之谜，我一直处在无忧无虑快乐的生活中，父母相继去世后，他们把这个珍藏在心中永久的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往事不堪回首，多少个夜里我梦见了父亲，它依然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常想：“我也为人父，我会把自己的亲身骨肉换回一个异性孩子吗?”痛定思痛，我做不到，我永远做不到。

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父亲埋藏在心中，对我的那种深深的挚爱和无私，我想天下做父母的，能做到像我养父这样的大爱灭亲，在这个人世间罕见微乎其微了。

父亲对我的关照和关心是无微不至的，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我正在邻村看电影，突然大喇叭发出广播员急促的呼叫：“学明注意了!你父亲送医院了，听到广播后赶快回家。”我听到这消息，如晴天霹雳，慌忙就往村里赶，邻村与我村有二里地，要下一道陡坡，坡的一边是深沟，我顾不得危险和恐惧，一口气跑到村口，正好碰上邻居们抬着我父亲去医院。

我惊慌地喊着父亲，发现父亲头上裹着的白羊肚手巾，有殷红的鲜血渗出。父亲这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听见我的呼叫声，强睁开眼瞧了我一眼，就又昏睡过去。父亲头颅严重受伤，头皮绽开，颅骨外露，足足缝了40针，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事后我才得知，父亲那天下班已晚上10点多钟了，他乘着朦胧的月色往村里走，刚走到半路陡坡拐弯处，突然一把沙子朝他迎面撒来，父亲躲闪不及，迷了眼睛。继而一大汉从黑暗中吼叫着冲出，搂住父亲的腰，将父亲狠狠摔倒在地，手持木棒，劈头盖脸就打父亲，慌急中父亲忍着痛，捂着头问：“你是什么人?为何伤害我?”那大汉说：“想要活命，就把手表丢下。”父亲把手表扔下，扭头就往家跑，于是就发生了抬父亲送医院的事。

在护送父亲去医院的同时，民兵赶到现场，凶手已逃遁，村干部连夜向公安局报了案，公安询问父亲时，父亲面呈难色有顾虑，不敢直面检举揭发，此案因为缺乏重要线索链，最后不了了之。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多次问到父亲挨打的事，父亲说，他其实心知肚明，那个大汉就是运输公司的一个职工，出了名的人渣，曾多次给父亲提无理要求，父亲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得罪了这个大汉，才遭到报复。我问父亲究竟是谁，父亲始终不肯对我说，他说：“我都奔六十岁的人了，让他进班房很容易，可他上有老人，下有妻儿，我也不忍他妻离子散，再说我也担心他以后要报复你哩!”这就是我的糊涂又精明的父亲。

记忆的碎片再次回眸在我的脑海：父亲是个无线电爱好者，特别喜好收音机，当时乡村精神文化匮乏，父亲受不了寂寞，一九六四年，父亲就托舅舅在北京买回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从北京寄回收音机的当天，父亲高兴的爱不释手，像小孩子一般把收音机吊在脖子上，嘻嘻笑着，让我欣赏他的宝贝。

他上班时要带走收音机，我想留下来玩，父亲恋恋不舍，最后还是忍疼割爱，把收音机留给我，我激动的哭了，我蹦着高高乐呵呵地说：“爸爸你真好!”

一九六六年冬天，我考上了汾西城关完小，上小学五年级，当年仅13岁，每天上学要爬坡徒步3华里地，为了不影响上早操，天刚蒙蒙亮就要上学去，父亲总是不放心，执意每天都要送我一程，我不忍心他送，就说：“我这么大了，你还有许多事要做，再不要送我了。”

记得有一次我走到半路上，突然看见一只大灰狼，从路边蹿出，瞪着泛绿的眼睛，向我逼来，我惊慌的大吃一惊，头发根都炸起来了，急慌慌喊声有狼，掉头就往回跑。这时只见父亲手持棍棒，从我身后一跃而起，大喝一声：“打狼!”那狼立时吓得夹着尾巴逃窜了，原来父亲每天都在我身后，默默守护着我的安全。

那是一九七零年，我刚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需要基层推荐，名额有限，父亲担心没关系，推荐不上，就打算让我学木工，尽早掌握一门养家糊口生存本领。他多次下临汾找熟人、托关系，让我到木工厂当学徒。那时粮食紧缺，父亲疼我，生怕我吃不好，吃不饱遭了罪，他每月供应的口粮也只有28斤，细粮比例才35%，他和母亲每月吃不到10斤白面，几乎把所有的细粮都给了我，他们却每天吃粗粮，啃着窝头。想起当年，他挑着担子汗水湿透衣背，多次往返给我送粮食的情景历历在目，我时常感动的泪水飙满眼角。

那是一九七四年，我高中毕业后，在马沟村当农民，一干就是八年，我同龄的知识青年，有的进城当工人，有的当了教师，有的考上大学，父亲忧心如焚，不甘心我一辈子当农民，找门子求人情，请客送礼，也没能安排我的工作。

后来县营煤矿一名干部想对调进城工作，父亲为了我就业，就毅然放弃县城优越的工作，与那个干部对调，甘愿到30里外的矿山当会计，那时煤矿机会多，招工指标多，父亲此举完全是为了给我谋一个就业名额，后来他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终于如愿以偿，我成为一名正式煤矿工人。

在父亲的关怀栽培下，我努力勤恳工作，励志学习，终于从坑下到了坑上，当了会计，办公室主任，时隔四年，我从煤矿调进县城工业局上班，仅一年时间，就调入县委办公室，从此走上了漫长的从政之路。

这就是我那可亲、可敬的父亲，他为我操碎了心，人世间能吃的苦都吃尽了，能遭的罪都遭尽了。我那可怜的父亲，叫儿情何以堪?

我能有这样的进步，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当初他还想培养我成为一名医生，四处花钱买了许多医书，不辞劳苦，遍访名医教我医术，我虽然没有成为医生，但却学到不少医学基础知识，这对我后来的自身预防疾病终身受益，我得感恩我的父亲。

2006年到2007年，我的家庭突遭变故，一时物是人非，凄凉备至。这是我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光，我相继失去爱人和母亲，悲痛的伤口久久不能抹平，正当我万念俱灰时，表哥再三督促和引荐，让我认祖归宗，我在极其矛盾、孤独的心情下，终于和吴家我的亲生母亲相认了。

悲喜交集、酸甜苦辣、各种滋味萦绕我的心头，我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的源头虽然在吴家，但王家养父对我的养育之恩，远浓于亲生血缘、血亲。

我明白了人世间什么才是真爱，我的根永远植在王家，养父母对我的抚养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永远是您们的儿子。我深爱着您和我的母亲，这种刻骨铭心的爱，永世融入我的灵魂深处，将会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二零二二年五月一日

作者简介：

王学明，男，1954年9月出生。汾西县政府退休干部，爱好文学创作，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退休后热衷于散文创作和诗词创作。散文《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现代作家》杂志2022年第10期(6月刊)。诗词作品多次发表在《唐槐吟苑》《九龙泉》《崛围山》等省市诗词刊物，作品入选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唐槐诗选》，诗词作品被汾西县县志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