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为何被尊为武财神（关帝武圣武财神）

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关公香案，尤其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最为常见。

如今我们看到的关公像，大都是身着戎装（一般有红袍、金袍、绿袍之分），头顶巾帽，一张标志性的红脸，一双丹凤圆眼，手拿青龙偃月刀，脚踩祥云，透露出一股阳刚威仪的朗朗正气。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拜关公的场面，这些人不论忠奸，不论好坏，对着关公的神龛，总会亲切的叫声关二爷，并敬上几炷香。不怪乎有人说，关公一身正义，“黑白通吃”。

关公，即关羽，人称关二爷，又称关云长，如今我们所熟知是《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形象，其勇武异常，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捉放曹、单刀赴会、水淹七军，刮骨疗毒，其传奇故事人尽皆知。

作为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重承诺，守信用，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之大业，而后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忠义一时无两，以其充满英雄传奇的一生，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一身的神圣偶像。

后世对关羽的称谓并不相同，有的称“关帝”、有的称“武圣”、有的称“武财神”、不难看出，关羽的形象在民间已经逐步“神化”，越来越多的人把关公作为全能保护神、行业神和财神，供于案台，时时奉拜。

显然，这个以忠信义勇著称的英雄形象，已经成为全民通用的“神明”，甚至被当做商贾人士最热衷的“财神‘，不难想见，关羽的形象必然经过不断的发展与重塑，那么，对关羽的崇拜以及中国人“拜关公”的文化传统始于何时，又经过怎样的转变呢？

或始于隋唐，形象凶悍配享武庙。

关羽，一介武夫，古人对他的崇拜起于何时已经无法精确考证，据推测，也就是在关羽遇害后的四百年内。

对于关公“封神”的首次记载是在隋代，公元592年（隋开皇十二年），据《佛祖统记）描述，一位佛教高僧在荆州一带传扬佛法时，忽遇关羽显灵，他声称自己是当阳山主，希望皈依佛门，于是高僧上奏晋王杨光，封关公为伽蓝护法神。

在现在看来，这样的描述不过就是一场佛教的“营销活动”，但对于当时当地的百姓而言，皆信以为真，加之关羽生前在荆州的传奇事迹，也便慢慢尊其为神。

有大量的资料记载，对关羽的崇拜到唐代时，便已经在民间某些地方流传，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

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

而关羽最初的形象，比如今也要更为凶悍，似乎是受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

在《云溪友议》中有记载：

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

而《北梦琐言》中对关羽的形象描述也颇为相似：

唐咸通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

而关公作为“祭拜对象”首次“登堂入室”是以配享武庙的形式。

武庙，用于祭祀姜太公以及历代良将，唐朝时期，追尊姜太公为武成王，并设立武成王庙，历代简称为武庙，以张良为的配祀，以十哲和古今六十四名将为从祀。

公元731年，始置武庙，十哲配享者为张良、孙武、吴起、乐毅等，关羽并末列其中。到了782年，有礼官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

从此，关羽成为武成王庙的配享者之一，也是关公第一次得到官方意义上的祭拜。

不过，在唐一朝，关公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虽配享武庙，可到宋时，曾一度将其撤出，而真正让关公的“神位”连升几级的，还是归功于北宋时期佛教和道教的融合影响，在那之后，关公在官方的地位才慢慢提高。

宋元时期，关公形象“儒家化”。

至宋时，三国的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可见当时，民间街头多有讲三国的说书人。

苏东坡也曾有记：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关羽的故事在大面积流传，因此对于关公的崇拜也迅速扩散，尤其在宋末，宋朝为金国所败失去大量北方疆土时，偏安一隅的南宋人在心理上与三国中的蜀汉同病相怜，并坚信“正统”在自己一方，又由于关羽在《三国志》中所表现出的“安汉扶刘”，以至于大量的南宋文人处于政治需要，开始大力倡导和扩散关公崇拜的思想。

到了元朝，随着戏曲文化的兴盛，大量三国故事被改编，众多英雄角色在民间艺人的包装下粉墨登场，关于关羽的戏曲颇多，《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等。

在这一时期，由于《三国志》故事的大量流行以及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的包装，关羽的形象得到了“重塑”，相对唐时人们对于关羽的“股栗”，宋代的关羽形象相对更为“平和”，据宋人《明道杂志》记载：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

由此，宋代关羽形象可窥一二。

总的来说，这种由“凶悍”到“平和”的形象转变，主要是通过对关羽人格“儒家化”的方式来实现的。

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作为名将，神勇无敌可却鲁莽傲慢；宋元时期的《三分》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关羽诵《左传》的形象，进而在勇武之上又添加了忠义的人格，又通过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使得关羽的形象更加饱满。

由于当时社会以儒释道作为主流文化，自然而然的，在重塑关羽的形象后，使其具有了典型的儒家理想人格。

明清时期，关公崇拜的普及。

由于《三国志》和《三分》这些民间故事的铺垫，元末明初较为《三国演义》出现，到明代中叶流传已经十分广泛，时人感叹“《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

随着关羽形象的深入民心，明清宫廷对关羽的祭拜也格外重视，其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394年，明太祖特地在金陵鸡笼山之阳建关庙。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年间，“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

到了万历年间，关羽甚至有了封号。

后来清廷入关，建关帝庙于盛京；匝治九年，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年间又加封灵佑；嘉庆年间，朝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到光绪五年，关羽封号已经长达26字，称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可以说，到了清代，关羽的地位如日中天，关庙、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关羽毕竟是武圣，明清朝廷如此加封和追崇，从历史上呈现出来的时间点来看，果然是跟一系列的军事活动有关。

不光是宫廷官方对于关羽的尊崇，民间的相关活动也十分普及。

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而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显然，到此时，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关公的崇拜，已经非常普及，俨然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关公崇拜文化”。

所以，对关公的崇拜其实是存在三个周期的：

从唐代颇有“地方性质”的民间崇拜，到宋元时期官方崇拜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形象，再到明清期间官方与民间都普及开来的“关公崇拜文化”，在这三个周期中，关公的形象同时也在不断的发展、重塑和完善。而官方宫廷文化和民间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走向一致化。

但不难发现，关公的形象其实是经过两个方面的融合，一是最开始民间从《三国志》中所接收到的“勇武、凶悍”的主要特征，二是代表官方所想要传达的“忠义、礼信”特征，而宋元时期所谓关公形象的重塑，其实就是民间文化和当时“正统”的儒家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在对关羽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赋予了当时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因此才创造出一个全民崇拜的关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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